?黄若瑜于1929年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一个渔民家庭，家境富裕，但战争使她过上了度日如年的日子，在二战时期她曾被日本鬼子追杀，她曾看过跑的慢的人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肚开膛，肠子流在地上的人还在跑，还在求生…。 解放后到潮州当上了一名税务师，好不容易过上了幸福生活，跟父亲结婚后，在广东生下了，姐姐，哥哥，但到了1958年的三反五反大清整运动，被含冤珠链，遣送到离她从没见过的地方-天津蓟县，南方与北方的温差，使她不知所措，不会做棉衣，不知道怎样保护孩子们过冬，但她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下来，1960年国家陷入困境，她又经历了没有颗粒粮食，又要养家糊口的困难，吃造纸厂流出来的废水里的纸浆度日，1964年好些了，又生下了我，寒冷的冬天，不知道怎么能让我活下来，找到邻居帮忙为我过冬，政府规定监督生产，她哪里干过北方的农活啊，在艰苦的生活中，她养大了我们姐，哥四人，就这样委屈的过了20年，到1979年落实政策，恢复她的职务，但已经到了退休年龄……。1989年又经历了丧夫之痛，2003年又经历了最小的儿子的丧子之痛，几年都难以自拔这痛苦的煎熬，就这样跨越了几个时代，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贤母生平历坎坷
回思往昔泪滂沱
称薪数米持家计
育儿养女受折磨
苦守寒门艰度命
不辞辛劳独奔波
九旬又四归仙去
高立丰碑树楷模
王连方于1924年出生在天津蓟县城关镇上埝头村。幼时家境清贫，以给地主放猪羊、扛活作为生计，读过小学三年级。194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东军区蓟遵兴游击总队三连（连长是徐占东，战友有杨春银，贾紫华，朱福禄，田广文，胡景瑞等）。1944年底，六区队升级为主力部队，编制为冀察热辽军区第十七团。期间，参加冀察热辽军大分校学习，毕业后任见习指导员、指导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团被编制第四野战军第九纵队。历经辽沈战役（时任排长）、平津战役（时任连长），从东北打到华南，荣立三等功，荣获抗日纪念勋章、解放勋章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贡献。
在部队南下到广东时，由于腹部在战斗中负过伤，被转业到广东省粤东行署税务局工作（团级）。后因受冤案，于1958年被遣返原籍，1979年获平反，恢复一切政治待遇并办理离休。1989年10月病逝，葬于蓟县盘山烈士陵。
纪念王连方的老连长徐大骂-徐占东
在1942年-1945年的蓟县，遵化提起徐占东这个名字来，有些人知道，许多人不太清楚。可是一提“徐大骂”，相知者可就“海”了。在烽火年天的战争年代，徐占东奋勇杀敌，纵横疆场，直打得日伪军，蒋匪军闻风丧胆。在前沿阵地上，只要见到敌人的踪影，就瞪大眼睛下令：他妈拉个X的，叫他们往上爬，靠近点打，一个龟孙也不让跑喽！于是，就留下“徐大骂”这个令人钦佩的绰号。这绰号是他粗犷刚烈性格的写照，这绰号里面充满火焰，喷向狼虎。其实他本人就像一团火。
徐占东原名徐振清，曾用化名林河。1917年出生在遵化平安城镇中滩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孤贫，给地主放猪羊；靠扛活作月为主。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同盟会；次年，投身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被编入宋时轮 ,邓华支队三十三大队警卫队。1939年10月由曹致福 郑天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冀东军区蓟遵兴游击总队先后担任排长 连长 副大队长，曾率部在蓟县，遵化，兴隆，玉田，丰润的三山两川之间纵横驰骋，东双城子攻坚战，东梁子河,刘备寨，柴王店伏击战，前后稻地突围战奇袭大陆 宏鑫金矿 智夺大小惠陵圈，无不冲杀第一线，立下了赫赫战功。1944年底，六区队升级为主力部队，编为冀热辽军区第十七团。解放战争时期，该团编入冀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后称第四十六军}，黑山阻击战中“白老虎连”，就是该团的一个连队，从辽沈战役到平津战役，从东北打到华南，徐占东和他的部队历尽烽火征程，为我军建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这里择要介绍徐占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两次突围战的事迹。
那是 1941年春季，徐占东等7个同志，随刚就任遵化县基干总队长的曹致福，在遵化城东南一带执行任务，夜宿东苇店村，因汉奸告密，被遵化县日本宪兵队所属的特务队包围。敌人兵力七八十人，超过他们人数十倍以上。在外无救援 陷入重围的情况下，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得不背水一战。在曹致福总队长的指挥下，他们临危不惧，凭借熟悉的地形地物，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以及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充分发挥短武器的优势，他们分散开来，用手枪同敌人展开巷战，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巧妙迂回，且战且退，尔后集结到一起，突然出现在搜索的敌人面前，打死打伤10余名特务，缴获了7支手枪，闪电般地冲出村子。等敌人发觉自己打自己时，他们已胜利突围，安全转移多时了。这次以少胜多有全身而退的奇迹般战斗，曾在当时军政工作人员和群众中广为传颂。尤其是徐占东同志敢打敢冲，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被大家说“神”了。 在就是1944年农历四月底的塔寺突围战，情景至令记忆犹新,正值春季反“扫荡”期间，我们九区队和军区机关，驻在栾河东与迁西县破城隔河相望的几个村庄。李运昌司令员亲自向区队长赖邦副区队长翟文彬交代新任务:护送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同志和军区直属机关一部人员，到遵化城西的塔寺 康庄子一带；顺便把各部队俘虏的日军。和治安军营以上军官以并押送过去，由接应你们的六区队转交到晋察冀军区。太阳落山前出发，天黑后到三屯营城北的王珠店。为了使敌人弄不清你们的行动目标，我让军区特务营在三屯营北城墙上，用机枪和掷弹筒轰击治安军团部，造成我主力在附近活动的假象。情况复杂，中途不得宿营，百余里路程必须一夜赶到，你们走后我再发电令。
部署够周密的，但由于部队成分复杂，我们的行踪还是被敌人坐探发现，路上有敌人尾随跟来，天亮时到达目的地，饭还没做熟，东南 东北方向的两股敌人，就同我警戒部队接了火。我们只好会同驻在康庄的李主任和军直机关人员，向西方向转移。正当我部队跑步通过康庄子村头开阔地时，正南方郝各庄上百名鬼子先扑过来，一发炮弹在我重机枪排爆炸，3名扛抢战士受伤，继而弹如飞蝗，火力更加猛烈。我队形密集，既难以展开还击，又无法隐蔽，十分被动。正在这危急时刻，六区队三连连长徐占东率两个排赶到，在距敌只有百米的地段抢占有利地形，指挥部队立即投入战斗，以四挺轻机枪迎头痛击。见敌人众多，徐占东从战士手中拿过机关枪，站起身端抢横扫；他的果敢行动，感染了排长王维仕也照此办理。强将手下无弱兵，战士们更是精神抖擞！鬼子在一声突突声中，一茬一茬地往下倒。突遭我近距离的猛烈杀伤，敌人顿时乱了阵脚，像没头苍蝇一样，四下寻找有利地形。这就为我们九区队迅速通过开阔地，抢占制高点争取了时间，变被动为主动，既避免了重大伤亡，又得以重新调整部署分头抗击西 南 北三面包围之敌 。对我威胁极大的塔寺东山头上的敌人，见南面战斗激烈，并未加入战斗，驻足观望了一会儿就撤回去了。这一来大大减轻了我放的压力没有了后顾之忧，
全力以赴对付另两股敌人。战斗持续9个钟头，到下午3点多，终于击败敌兵，火速向八户庄集结。 战斗中，徐占东身负重伤，子弹从前胸穿透后背，仍不顾伤疼坚持指挥战斗，终因流血过多昏了过去。战士们将他背下火线，在村民帮助下用担架抬着，经关山口 楼似山向南转移，到北窑他才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问；“李主任和九区队的情况怎样？”当得知军直机关均已突围脱险；九区队正在制高点上有效地抗击敌人；鬼子伤亡过半，队我已构不成威胁时，他才安下心来。
因这一地区是1939年开创的游击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早上听到抢声，知道我们的部队正和敌人交战，村干部就把民兵组织起来待命。当见到撤下来的伤号，妇救会和民兵们一面护理慰问，一面打听战况。战场离北窑村不过十来华里远，距新城 马兰裕 堡子店等敌人据点都很近。所以，徐占东没让民兵们去参加战斗，要他们密切注意几个据点的动向，接应军区机关所属人员。并从通讯员手里拿过自己的驳壳抢，嘱咐随来的战士和村干部：如果出现敌情，由他负责掩护大家转移，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徐占东同志这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关心他人胜自己的高尚品质，深深感动了在场的同志和群众。当然，真到了危急时刻，谁也不会照他说的那样丢下他不管的。
当战斗进行到胶急状态时，赖邦区队长派我带领一个班，到康庄子 塔寺北山 下营西沟等地收容伤员 安葬烈士 集结失掉联系的同志，找回突围中失落的物品等善后工作。从战场情况看出，鬼子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而我们的部队，包括军区机关在内，伤亡不过十数人。敌我兵力相差悬殊，而胜负比例却如此相背 ，若非亲眼目睹，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傍晚，我们赶到八户庄才知道，原来，李运昌司令员给六区队发电报电时，部队正在行军途中。到深夜11点多到遵化西南的苍山庄宿营后，电台才联系上。区队长龙水文和政委曹致福接到电令，知道时间紧迫，刻不容缓，立既派三连长徐占东率两个排轻装前往，50多华里路，务必拂晓前赶到。徐占东接受任务后，依仗地形 敌情熟悉，避开敌人驻地，带队飞行到康庄子与李主任等军区人员会和时，正是敌人包围圈将要合拢，我军还击无力，存亡一系之际，顾不得细说情由，斜刺里突起奇兵，打的敌人措手不及。
听了我的善后工作汇报，从首长到各级指挥员，无不对徐占东连长及其指挥的两个排英勇果敢的战斗作风交口赞誉，言谈之间，充满了敬佩之情。
徐占东同志戎马一生，屡建军功。离休后，保持革命晚节，于1990年病逝葬于唐山烈士陵园。
四野九纵队发展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的第九纵队。该纵队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冀东暴动中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力量为基础组建的。
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20万工农抗日武装暴动，建立了抗日武装。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陆续派遣许多红军干部到这支抗日武装力量中担任各级领导。10月，主力撤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整训，冀东只留下三支游击队坚持斗争并得到迅速发展，1940年7月，这支武装力量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辖第十二、第十三团，曾配合主力部队参加百团大战。1942年11月，第十三军分区抽调部分部队在长城内外日军制造的“无人区”，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1945年1月，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第十三军分区改为冀热辽军区，辖第十四至第十八军分区，隶属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组成后，立即投入抗日战争的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北出长城，进军热（河）南、辽（宁）西。
1945年战略反攻后，冀热辽军区主力部队编为冀东纵队（又称詹才芳纵队）和热辽纵队（又称黄永胜纵队）。同年10月，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11月又调回晋察冀军区。同时，根据晋察冀军区统一整编部队的命令，冀热辽军区改编为冀东军区，并将其所辖的部分部队改编为四个野战旅：第十一旅（旅长曾雍雅）、第十二旅（旅长刘永源，政治委员林茂源）、第十三旅（旅长萧全夫，政治委员李振声，副政治委员向仲华）、第十四旅（旅长何能彬，政治委员徐光华，副旅长兼参谋长袁渊，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志勇）。
野战旅的编成，标志着冀东武装已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第十二旅、第十三旅部队，后来分别发展成为第四十六军之一三六师和一三七师。
自卫战争开始后，这支部队在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率领下，立即投入了粉碎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的斗争，接连进行了承德保卫战、香河保卫战、打退美军直接进犯的安平作战等战斗战役，保卫了冀东解放区。通过上述作战，使得这支新成立的野战部队在战术思想、战斗组织和作战指挥方面，均取得明显进步，并培养起部队连续作战、吃苦耐劳的战斗作风和近战夜战的能力。1946年6月至8月，冀东军区野战部队进行整编，先被编为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旅，不久又合编为独立第十、第十一旅。1947年5月，冀东军区改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7月，又以各军分区警备团为主又组成冀东军区独立第九旅。
1947年8月，上述第十、第十一、第九旅，在河北遵化地区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参谋长袁渊，政治部副主任徐光华。第十旅改称第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治委员艾平；第十一旅改称第二十六师，师长萧全夫（曾用名萧全福），政治委员李振声；第九旅改称第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政治委员王文。全纵队2.3万余人。不久，部队先后进入东北地区，参加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作战。
九纵出关后的第一仗，就是在秋季攻势中配合八纵，在杨家仗子围歼国民党第四十九军。此时，第二十七师尚留在关内进行整顿。第二十六师进至五岭山，担任阻援任务；第二十五师则进占郭家屯一线，准备截歼溃逃之敌。
第二十六师在五岭山顽强坚守两天一夜，挡住了敌人七个团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为围歼第四十九军争取了时间，并歼敌1000余人。而当敌第四十九军在八纵的勇猛攻击下向南溃逃时，又突遭早已守候多时的第二十五师的截击。该师部队英勇作战，连炊事员、司号员都抄起扁担投入战斗。
最后，除敌军长王铁汉等百余人逃脱外，4000余名逃窜之敌全部被歼。
九纵出关作战，第一仗就取得歼敌5000余人的大胜，不仅鼓舞了部队的斗志，锻炼了纵队大兵团作战能力，而且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为此与八纵一起受到东总的嘉奖。
随后，九纵又进行了朝阳攻坚战、义西围歼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等战役。
在整个秋季攻势作战中，九纵在历时50多天的连续作战中，五战五捷，战斗类型既有山地防御战、山地进攻战，又有城市攻坚战、夜袭破袭战，总计歼敌1.1万余。在之后的冬季攻势中，九纵千里转战，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战斗和战役，共歼敌1900余人。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3月，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番号不变。
辽沈战役开始后，为保证三纵攻打义县，九纵在司令员詹才芳的率领下，发扬“虎口拔牙”的大无畏精神，以突然的奔袭动作，直插锦州、义县之间敌纵深阵地，连续五昼夜抗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彻底切断了敌锦州、义县之间的联系。这便是四十六军军史上著名的锦北渗透战。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位于锦州北部两条公路交叉点上的白老虎屯。
9月24日夜，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连穿过敌30多公里防御纵深，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到这里。当清晨敌人吹响起床号时，一连官兵已构筑完工事。
范汉杰发现位于纵深的白老虎屯居然被共军占领，恼羞成怒。在25日的一天里，在六架野马飞机、六辆坦克的掩护下，敌人向一连阵地发起了15次猛攻。几十门大炮的炮弹一排排倾泄到这块弹丸之地；冲击兵力也由一个连到一个营，最后是一个团。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冲上去又被打下来。
打到天黑，敌人一个团伤亡近半，一连也只剩下37人。但敌到底没能拔掉只有二门60炮的一连这颗钉子。
在锦北渗透战中，九纵二十五师表现尤为突出，一个师就歼敌近3000人，缴获各种火炮450门。战后，第七十四团的一连、二连，分别被授予“白老虎连”和“守如泰山连”的光荣称号。其中一连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各荣记大功三次，并被授予毛泽东奖章一枚。
随后九纵乘胜扩大战果，清扫锦州外围之敌，一举攻占了锦州外围制高点帽儿山，并用炮火直接封锁了锦州飞机场，为攻克锦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锦州攻坚战中，九纵又与七纵并肩担任城南突破任务。总攻发起后，第二十五、二十六师迅速打开突破口，随即向纵深发展。九纵与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一起，仅用31小时即全歼了号称“机械化兵团”的10万守敌。
其中九纵计歼敌1.5万余人，并活捉东北“剿总”上将副司令范汉杰、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为此受到了东野总部首长的表扬，得到“全纵队奋发努力，进步甚快”的评价。攻锦战役结束后，九纵又迅速赶往大虎山地区，投入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当廖耀湘兵团发觉将被我军包围后，企图撤向营口从海路退逃。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九纵从大虎山地区南下，经台安于海青湾东渡辽河，切断敌南逃之路，并抓住逃向营口的第五十二军，待七纵、八纵赶到后再行围歼。这时，九纵已经连续急行军六昼夜，部队体力十分疲惫。但为了抓住廖耀湘兵团，夺取辽西会战的全胜，全纵队指战员不顾饥饿和疲劳，又急行军五天，最后一昼夜一气追击230里，终于在10月31日赶到营口附近，抓住了正企图由海路逃跑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
詹才芳当即命令部队不顾疲劳投入战斗，对营口之敌实施弧形包围，并以一个营掩护重炮团，进至营口以北，以火力封锁出海口。
11月2日晨，詹才芳发现敌有登船逃跑迹象后，遂决定不待七纵、八纵赶到，九纵即单独向营口之敌发起进攻。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以果断的行动，攻占了营口以西的西海口小高地，控制了西海口炮台工事。师主力于五台子突破防线，击溃守敌一个营。二十五师在邵家屯突破敌人防线突入市区，第七十五团一营经激战后占领海关码头，七十四团攻占营口车站。
突入市内的两个师很快将敌拦腰斩为数段，敌五十二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已呈现混乱状态。九纵部队大胆穿插，分块围歼。经数小时战斗，守敌大部被歼。登船逃跑的敌人，也遭到我炮兵射击，一艘运兵船和22只帆船被炸起火，3000余敌人全部被烧死、淹死。
由于九纵不畏疲劳的勇猛追击和当机立断的果断进攻，不仅解放了营口，而且阻绝廖耀湘兵团从海上逃跑之路，迫使廖兵团又改逃沈阳，并最终彼东北野战军主力全歼于辽西平原，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也随之解放。
营口战斗，九纵共计歼敌1.4万余人。营口的解放，标志着辽沈战役的
胜利结束。九纵为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划上了句号。九纵在出关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作战中，共计歼敌4.4万，缴获飞机4架，坦克4辆，各种火炮477门，各种枪1.6万余支。194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九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仍归东北野战军建制。詹才芳任军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杨梅生任副军长，段德彰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袁渊任参谋长。第二十五师改称第一三六师，曾雍雅任师长，徐光华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师改称第一三七师，萧全夫任师长，李振声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师改称第一三八师，任昌辉任师长，王文任政治委员；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九师，陈宗坤任师长，曾凡有任副政治委员。改编后，全军共4.7万余人。
1948年11月2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向华北开进。九纵为左路兵团的先头部队，经16天连续行军，行程达1400余里，12月7日进入冀东。后为执行毛主席关于“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敌逃跑”和“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的指示，九纵又奉命分两路昼夜不停，轻装急进，于12月18日插入天津军粮城，切断了天津之敌向塘沽从海上逃跑退路，随后又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对天津国民党军的战役合围。
天津守敌共有13万余人，并且拥有自1947年秋即开始修建的坚固工事，即敌所谓的“大天津堡垒化”，自诩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被任命为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攻城具体部署为：以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组成西突击集团，以第四十四军、四十五军组成东突击集团，两大集团东西对进。第四十六军并指挥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则由天津城南向北实施辅助突击。
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总攻开始。四十六军在突破阶段受阻，伤亡相当大。但当天深夜师指挥员进到突破口后，及时调整部署，利用夜晚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并取得迅速进展。15日11时即突进到跃华中学，与三十八军会师。四十六军共计歼敌2.6万余，活捉伪北宁路护路军司令兼天津市市长、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参谋、国民政府中将参谋杜建时，缴获各种炮314门，轻重机枪709挺，长短枪1.2万余支。
战后，刘亚楼对四十六军的辅攻十分满意。他说：“原来我们的意图是你们只要能在南面顶住，不让敌人溜掉，就算完成了任务，没料到你们突破了南边这样坚固的工事，也参加了纵深战斗，这就太好了。”
天津战役结束后，四十六军第一三八师、第一五九师又配合四十九军解放了塘沽。尔后转进河北霸县一带休整。
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由四十六军改编傅部第一二一师和二七三师。在接受改编的傅作义部队中，有许多特务分子与原政工人员已化装为文书、司务长、上士等潜伏下来。
这些家伙受军统之命大肆进行秘密的特务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士兵，煽动其部属阻挠改编工作的进行。但傅部师团级军官已认清大势。而且军官们对部队直接负责，怕出大乱子，担不起这个责任。
于是，军部决定利用敌人内部这一矛盾，让军官发号施令，维护秩序，遏制叛乱。同时，我派去的干部则深入基层，接近士兵进行工作，并逐渐将其尉以上军官，按先顽固后一般，先政工后其他人员的办法，分批调出部队，上送四野杨村教导团处理。后又经过诉苦教育培养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的
揭发，彻底地肃清了潜伏的特务分子。在一系列的教育后，绝大多数士兵提高了阶级觉悟，并自愿参加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将其中3666人编入本军各部队，将3656人调拨给第一野战军。
1949年4月初，四十六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上旬，渡过长江，直逼长沙城下，促进了长沙的和平解放。该军第一五九师调归湖南军区建制；第一三八师担任长沙警备任务；第一三六、第一三七师参加衡（阳）宝（庆）战役。之后，四十六军部队又先后完成了湖南、湘西剿匪任务。1950年12月初，詹才芳调中南军区工作，杨梅生任军长，萧全夫任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曾雍雅任第二副军长兼第一三六师师长。
1951年1月，第四十六军奉命进驻粤东，执行保卫粤东海防的任务。
1952年9月17日，四十六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接替第四十二军西海岸防御任务。此时军长萧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在此之前，第一三三师调入，原辖之第一三八师调出。在朝鲜战场，第四十六军先后参加三次攻打马踏里战斗，以后又担任西海岸守备任务和“三八”线临津江北岸的防御任务。
1955年10月，从朝鲜回国。
四十六军在三年半的抗美援朝作战中，战绩辉煌。仅在后半年的防御作战中，就歼敌1.4万（其中美陆一师6639名，英联一师2720名，土耳其旅893名），击落敌机193架，击伤敌机155架，击毁敌坦克51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荣岗位上，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涌现出全国著名战斗英雄田广文、纪士信等11人；涌现出“白老虎连”等一些著名英雄连队；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马玉臣、栗学福等英模人物近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