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发言　　　　　　　　（2022年发表于岳阳日报，谨以此纪念父亲逝世十周年）　　　　　　　　　　　　　　　　　?周钟声

    父亲周志恢大人逝世八年了。八年前在岳阳殡仪馆办丧事时，按理我该有一个代表家属的发言，但是我没有。市委倪慧君副秘书长致完悼词后，追悼会结束。有人告诉我原本要来的市委常委、秘书长因故不能来，我也没什么不好的感觉。
    原因是我觉得父亲跟很多老一代工农干部一样，除了布尔什维克的信仰经久不衰以外，没有学历，没有著作，没有职称，没有名气，只有一个在今天看来已经很寻常的处级干部职位。百度不到他的名字，走时如一绺清风，可以说度过的是平平淡淡的一生。不需要像名流一样各种罗列和评价，凡事崇尚简洁，最怕麻烦大家。
    时光流逝，今天，我的这种想法依然没变，只是随着回乡扫墓次数的迭加，随着伫立山林的思绪沉积，越来越觉得在我们这个家族中，父亲是最值得写的一个，相比之下，上下几代，他身上的传奇色彩最多，特别是他所不太为人知的一面，值得写出来，聊补自己当年的发言。

　　小学文化，成了市委的笔杆子

   父亲家庭出身本来应该是个小地主，解放前几年破产了，后来划的成份是“下中农”，靠伯父租佃田土养家，还供我父亲读了几年小学，让我父亲受益终身。
    解放初期，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我父亲有个小学底子，搁今天只能打工了，那时却算是文化人。参加工作不久就成为笔杆子，做到岳阳县公安局的秘书股长。张大尧局长曾告诉我：“你爸爸有一个材料，罗瑞卿都表扬了。”五十年代初的公安部长是罗瑞卿大将。
    我记忆中父亲一天到晚都在写材料，写也写不完的材料。竹荫街县公安局院内，靠金家岭那边的办公室兼卧室，一张书桌一张床，永远都是刺鼻子的香烟味。我很小就给父亲上街买香烟，大前门、飞马、红金，永远都是这几个牌子，常常一天要买两包。因为坐的时间太长，父亲的痔疮很严重，有一次大出血还晕倒过。
    六十年代后期，下放到岳阳县的龙湾、乌江当公社干部，七十年代调回县委办任副主任还是写材料。八十年代县、市合并后开始担任市委副秘书长，一直到退休。 
    说起来这是一个奇迹。新时期以来，大学毕业生迅速饱和，以父亲的学历，按理不应该再耍笔杆子。记得九十年代市委六位正副秘书长当中，文凭最低的是中专，父亲只能垫底。据父亲的同事后来讲，市委书记“朗爹”还蛮喜欢我父亲写的材料。说父亲曾想到其他部门工作，朗爹不肯。
    我国从奴隶娃子做到将军的比比皆是，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也不再稀奇，可那是从前的事。到了八、九十年代，小学文化做到市委副秘书长，还要为市委领导写大报告，对全市工作作出总结、评价并提出指导性意见，这样的案例似乎不多。在这一点上，父亲的同僚们感触肯定比我更深。

　　一生清贫，从来没有赚钱、发财的意识

    在一般朋友眼里，我国“县太爷”这一级的官员，基本上实现了所谓“财务自由”。这其实是人们认识上一个极大的误区，是被那些贪官们带到了沟里。最近报道的岳阳在海南的某官员，受贿高达2.7个亿，而且类似的还有一些。
    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的干部就都这样了！市委机关就有一位副处长，曾经条件差到一周吃一次蛋，一月吃一回肉；有几位领导干部的遗孀至今还在捡垃圾。我父亲稍好一点，也在扩大住房面积的热潮中，因为缺钱而不愿意加房，与想加房的邻居们弄得不太愉快。这真怪不得他老人家——我母亲九十年代从三医院退休以后，每月一千元，拿了二十年。 
    因为父母的经济状况我比较清楚，所以我在父亲生前，只在九十年代中期压力山大时，向父母要过三千元。作为干部子弟，有些朋友不相信我的一度下海是因为小家庭的困窘；有些亲戚还问我有困难为什么不向父母伸手？事实上是我知道父母确实没有家底。
    老家要修一条五百米的路，总共十多万块钱，乡亲找我父亲多次。父亲已退休，私人掏有难度。他去荣家湾几次找县领导，人家不给退休老人的面子，父亲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并多次督促。接受任务时我有些勉强，因为老家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我很后悔直到父亲去世后才办好这件事，没让他生前看到。
    不过我可以想像出他在九泉里开心地咧开嘴笑的样子。父亲是一个生性随和、乐观的人，即使遇到无法逾越的难题，也能听见他爽朗的笑声，洒脱的话语，很少有愁眉不展的时候。
    回想起来，父亲是有些赚钱发财的机会的。九十年代初分管市委办的创收，带部属到南昌找致爹批钢材，到海南省政府找表兄批进口物资，还当过上海大众汽车岳阳公司董事长，可是到最后党政机关经商叫停了，他还是两袖清风。 
    他说上面有明文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在下属单位获取报酬。面对着唾手可得的财富，错失，放弃，还是抵制？换一个人也许就是另外一副情景。父亲是一个做到了“慎独”二字的共产党人。
　　父亲退休的时候，正逢一些同僚在争取“副厅级待遇”。这个待遇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建国前”老同志的关心照顾，在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给予优待。老了，医疗费用（含伙食补助和保姆费）全额报销这一条尤其重要。
    有领导对我父亲说：“为了跨越建国前这道坎，人家连儿童团的履历都报上来了。你要是有的话，也应该争取。”
    我父亲事后对我说：“我还真有过儿童团的经历，还是儿童团长，可是不好意思也懒得去找从前的证明人，算了！”他这一声算了不打紧，他晚年的医保自费部分，都是他自己和子女们买的单。

　　恬淡旷达，年轻时也有过自己的梦想　　
   
    八十年代初在职干部一窝蜂上大学，那年四十六岁的父亲也有些心动，故作平淡地向我问过一些备考情况，让我感觉父亲是有想法的，相信在他青少年时期，肯定也有过炽烈的人生梦想。
　　用成名成家的高标准看，父亲一生无所建树。用乡村小学生的低起点看，父亲又十分成功。对于自己少年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他是旷达的；对于仕途上的小有成功，他同样是恬淡的。无论从哪个方向看，我都感觉到了、甚至看到了他的梦想——
    1966年父亲被打倒后，被关在竹荫街的商业局机关二楼。我外婆让我每天给父亲送饭。有时候父亲被带出去了，我就在父亲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找书看。记得父亲的床底下有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打开麻袋，里面大多是小说。 
    我选了一本《真正的人》回家慢慢读。这本书写了一位苏联英雄飞行员的传奇故事——被击落后失去双腿，从沉沦中奋起，装上假肢后重上蓝天，创造了极限史上的奇迹。
    这一年我十岁，这本书对我后来的写作爱好和世界观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之后还读过一本《形形色色的案件》和《郭注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再去换书读时，麻袋就被收缴了。
    从这些书可以窥见父亲青年时代读书学习的轨迹：《真正的人》是一本受到当时的年轻人追捧的畅销书；《形形色色的案件》是当时公安人员的专业必读书。经历过文革的冲刷、“改造”以后，父亲好像不再对小说感兴趣，完全进入从政和公文生涯。
    2004年，我任《洞庭之声报》总编，已退休多年的父亲拿了一篇稿子给我看。我一看就被吸引住了，写的是五、六十年代岳阳第一代公安战士的侦破故事，主角自然是湘北神探张大尧。
    稿子见报后反响不错。父亲来了劲，很快第二篇又送到了我手上。他告诉我，他的记忆里，这一类的故事很多，因为他就是当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之后，张大尧、彭胜前、熊幼平等老公安主动聚到一起，帮助父亲回忆当年的情景，还采访过其他一些当事人，这样稿子就更翔实，更丰富多采了。
   父亲一口气写了四十多篇、二十多万字才罢手。他跟我说要是能出版就好了。我告诉他，只能自费出版，自己发行，没什么意思。他也没再说什么。
    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临终前两个心愿之一。一个是故乡那条路，另一个就是这本书。他跟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那四十多个故事，没有出版，可惜了！”我这才意识到，在他心灵深处，青少年时代梦想的火花，一直没有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