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思亲人》
4月5日——
又一个清明,我要为酒泉之下、于2003年10月7日永远离开我的亲人，我最敬爱的爸爸写下我心中的思念之情。
爸爸是在非典肆虐的那年突然检查出身患胰腺癌，并已经到了晚期，那年爸爸78岁。从爸爸发现不舒服以来拖了几个月，因为爸爸年轻时曾经患过胃溃疡，爸爸以为是老疾患作怪，因此当作胃病对待了。爸爸一生很少得病，也很少和医院打交道，胃溃疡还是在文革最惨烈最混乱的几年患上的。爸爸是建国初期党的高级干部，我一生见过、接触过许多优秀的、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但我可以不夸张的说，爸爸是我见过的最可贵的“无私”者。根据现在的新理论，“无私”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令人推崇的词汇了，但是爸爸骨子里渗透的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天性，以及他的个人修养、才华，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交口称赞。
爸爸在文革中少不了象其他领导干部一样的命运，但是爸爸从来不抱怨。爸爸被打倒的那几年我还一点都不懂事，但是我记忆却出奇的好。我记得有爸爸第一张大字报的那天晚上，爸爸召集全家人开了一个家庭会，（文革前到文革中期爸爸一直坚持每周开一次家庭会，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开会）。会上爸爸很沉痛的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做开场白（那时侯毛主席语录还没有普及，爸爸作为高级干部手里只有一本，还是比较大的那种）。到现在我仍然能够一字不差的把那段语录写下来，因为那个记忆太深刻了，因为从那一天起我们家原有的欢乐被改变了！因为从那一天起我这个当时只有几岁的孩子学会震惊了！那段话是这样的“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有什么个人利益不可以牺牲，有什么错误不可以抛弃呢！”当爸爸念到中间时念不下去了，我第一次看见爸爸的眼泪......,爸爸告诉我们，机关里今天贴出来一张大字报，是给爸爸提意见的，爸爸说，告诉我们是为了提醒我们要正确对待，这是运动的需要，是同志们的好意。当时我记得爱冲动又调皮成性的哥哥立即火冒三丈，现在想想他当时也不过才12岁的孩子，却被爸爸痛斥了一顿，爸爸告戒我们好自为之，将来也许会有第二张、第三张，也许更多，我们必须保持谦虚谨慎，谁也不可以和“同志们”作对。
就这样，不知道爸爸究竟犯了什么罪，没过多久，大字报就越来越多，从机关的楼道蔓延到操场、院内院外、蔓延到大街小巷，爸爸的名字和漫画在市区内随处可见，并被翻过来倒过去，用猩红的叉叉覆盖着，就好象一个被捆绑起来、割掉四肢、滴着鲜血的“罪人”！随着斗争逐步升级，爸爸终于被那些他曾经关怀过、教育过、帮助过的我的年轻“叔叔阿姨”们一步步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的早熟可能就是从那时侯开始的，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学会了看别人的脸色，知道躲着人走路。我心里常常感到委屈，不是因为我从机关里人见人逗的小公主变成了不敢抬头看人的黑帮子女，而是为我那无辜的爸爸，我太知道我亲爱的爸爸是怎样一个好人，怎样一个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的人，真不知道当年爸爸是怎么度过那些黑暗的日子的!
文革的事早已经成为历史了，我本来不想再提起，但是今天我忽然觉得应该在我的空间里为爸爸打开一扇窗，作为我和爸爸对话的平台或桥梁。我要向爸爸倾诉我心里对他的崇敬和感激，我要把现在发生的一些高兴的事情告诉他老人家。我的这扇窗随时对爸爸敞开着，在这里可以寄托我的无限哀思。
关于爸爸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我时常能感觉到爸爸在看着我成长，并不断在我需要的时候伸出他温暖有力、无比慈爱的双手帮助我，真的，我有强烈的感觉！今天，就在这里，我要对爸爸深深鞠一弓，感谢亲爱的爸爸！（未完待续）
续：
爸爸走的那段日子就好象是上帝安排好的，3月份检查出来身患重症时，我正巧在北京忙着为郑州歌舞剧院创作经典舞剧《风中少林》邀请编导，记得那一天晚上，郑州市委书记李克要在北京建国饭店宴请当今中国舞蹈界顶尖实力人物——张继钢、冯双白，当时的文化局长让我提前到现场等候。就在等候中接到我先生从家里打来的电话，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说是爸爸有病了，住进医院。先生知道我快回来了，怕我心情受到影响，就说爸爸的病问题不大，让我回来后再说。这个消息让我吃惊不小，爸爸虽然是78岁的老人，但是他在我们眼里一直很健康，一生中几乎没有住院的历史，90年代末因摘除白内障住过一次医院，还是由妈妈陪伴的，爸爸坚持不让我们去，怕影响儿女们工作。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我心神不定，赶回家后我一头扎进医院，方得知爸爸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有意思的是我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非典”疫情的消息就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发布了紧急通告，随后很快在全国实行了大范围的隔离观察等措施，所有在指定日期内从疫区回来的人都要经过隔离观察，而我恰好在指定隔离日期之前已经离开北京，因此没有被隔离！更加使我感到宽慰的是，由于“非典”造成的恐慌，爸爸住院的病房下达了一项通知，以往“车水马龙”一般的住院部要实行清理，所有重病号只能有一个亲属固定在病房看护，并且不许出医院大门。由于“非典”同时取消了所有的演出和文化娱乐活动，我可以不用请假、丢掉工作，以完全的时间陪在爸爸身边，我愿意为爸爸做一切一切，弥补我从小离家在外，没有太多时间让爸爸体会女儿孝心的遗憾。我被固定“封锁”在了病房，扎扎实实地在爸爸病榻前伺候病重的父亲，我坚持每天给爸爸擦洗全身，直到他在我的怀里闭上安详的眼睛......,我必须说，我感谢上帝，我感谢“非典”，它给了我报答爸爸的天机！！在那段日子，医生告诉我，爸爸从进医院检查的当天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当时医生就预测爸爸的生命最长只有三个月到半年，最短随时都可能离我们而去。而这一切爸爸全然不知道，甚至到最后，我们也没有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在这个问题上家人们意见一直不统一，不知道该不该让爸爸知道他患了癌症，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我想，如果爸爸今天对我们有什么不满的话，应该是埋怨我们没有把实情告诉他，因为爸爸是个开明的知识型老干部，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一定有很多想做的和想说的留给我们，而我们却没有给他这个时间和机会！
文革开始前爸爸已经担任团省委第一书记好些年了，50年代他曾经带领当时一些名演员参加了在维也纳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他认识很多著名艺术家。文革刚开始的日子爸爸参加了刘少奇在当时搞的运动工作组，并担任省委派往省文联的工作组组长。当时这场运动是围绕着文学艺术界展开的，因此文联是WG的起点更是重点。小时侯我一直不明白写在大字报上的爸爸的罪状指的是什么，什么叫做“刘少奇工作组的走狗”、“刘邓陶阻挠河南WG的黑手”，我想不通爸爸跟刘少奇有什么瓜葛，跟河南省文化艺术界有什么仇恨？很久很久，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报纸和书籍等文章中重读这段历史，我才幡然醒悟！
说到爸爸当年的“罪名”，最让我弄不懂得是“河南的胡耀邦”。我很小，不知道什么是“胡耀邦”？但我从小就是个很感性的孩子，很善于联想。我想，这个“帮”一定不是好字眼！我想到“青红帮”、“黑帮”，甚至联想到“三K党”，我相信这个“帮”一定就是爸爸最严重的犯罪了！我曾经在心里痛恨这个“帮”！ 找机会再说爸爸和胡耀邦吧。（要上班了，待续）
又续：
爸爸和胡耀邦是工作的上下级关系，文革前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书记,而爸爸是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为此爸爸成了“河南的胡耀邦”。爸爸和胡耀邦很熟悉很要好，爸爸从来都是用“耀邦同志”来称呼这个曾经让他蒙受“黑帮”罪名的人。由于没有耀邦同志的官位大，因此也就没有耀邦同志的罪恶大，爸爸于是在1970年被“解放”，当时又叫“站起来”，而耀邦同志却几乎熬到粉碎“四人帮”才真正“站起来”！爸爸“站起来”之后就抽出时间坐着颠簸的长途公共汽车，到位于河南信阳大别山区的“潢川五七干校”看望劳动改造的耀邦。后来耀邦同志在70年代回到北京养病，长期没有安排工作，爸爸每次去北京开会，都会到耀邦同志在西单附近的家里看望，而耀邦同志总是用包饺子来款待爸爸，并且是两人一起包。河南省委的老牌干部都知道爸爸和耀邦同志的关系，直到76年粉碎“四人帮”后，耀邦同志重新工作并职位越来越显赫，从中央组织部长到书记处书记......这时，爸爸却再也不去打扰耀邦同志了。
有些事情我是记得的，1981年，爸爸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正好我也在北京舞蹈学院办事，我到中央党校去看望爸爸。那天，身为中央组织部长的耀邦同志邀请爸爸去他在中南海的新家作客，其实爸爸为了避嫌，并没有把在北京学习的事情告诉过耀邦，在那个拨乱反正的特殊年代，组织部长出于对干部的关心查看中央党校各地干部的学习名单，在名单中看到爸爸，耀邦同志当然是要叙叙旧情了。这样的事肯定会惊动河南省委的有关组织，一起学习的河南干部也都希望请爸爸出面，拉近与耀邦同志的关系，因此那一天去耀邦家里作客的就变成了全体河南省委的学员，大家在耀邦同志家里吃了饭，并拍了合影，后来很多人都觉得爸爸不会利用和耀邦的关系，说爸爸太死板，太傻。他们永远也不会懂得我的爸爸！再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世事多变，耀邦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对爸爸的精神是一个打击。爸爸真不愿意看到他所崇敬爱戴的耀邦同志就这样突然仙逝，来不及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就离开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结局，为此，爸爸沉默了很久！
爸爸对耀邦同志的评价非常高，耀邦走后，无论谁说什么，只要听到有攻击耀邦同志的话，爸爸都会表示出明显的不快。在爸爸留下的日记中我看到有这么一篇，有一次散步时，爸爸无意中听到院子里有些人闲聊时把一件和耀邦同志毫无关系的事情扯到耀邦身上，回到家爸爸用颤抖的手写下一篇必须说出的话，在这个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爸爸的不满和无奈，日记本在妈妈那里，哪一天我将把它抄录在这个地方，也许爸爸和耀邦伯伯都能看到。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