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1925年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外祖父曾宪章是个“识文断字”的教书先生，母亲跟我说过她的祖籍也是关里人（山东或河北人），早年闯关东，先在辽宁省开原县，后辗转到布特哈旗（现在的扎兰屯市）大水泉子，母亲和我们讲的最多的是大水泉子，后嫁到布特哈旗成吉思汗镇，后又随父亲辗转来到满洲里市区（住在车辆段门前不远的俄罗斯人建的石头房子）,扎赉诺尔区（住在银行后院，老政府二院体育场，现校园接9号）等地,于2016年1月3日病逝，享年91周岁.
  母亲于1945年在布特哈旗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加入了共产党的妇救会，搞土改，开始了她从事一生的妇女解放运动。1948年随父亲来到满洲里市，先在满洲里道南（满洲里道南主要是满洲里铁路各附属站段及铁路工人居住区）从事街道里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到满洲里市妇联工作，从此算正式参加工作，所以母亲虽然参加革命工作早，但是没有享受到离休干部的待遇，在上世纪80年代曾荣获得了全国妇联颁发的“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工作30周年”纪念奖章。由于工作出色于1950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1年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全国妇女干部学校”学习,亲耳聆听过了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60年代初内蒙古自治区接收了3000名上海孤儿，当时都称为“国家孩子”。母亲带头收养，收养了我和姐姐，给了我们无私的母爱和家庭的温暖。父母为了避免我们受到外人的指点,让我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于1962年调入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任矿区妇联任主任。1965年被满洲里市委选派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在国家重点军工企业包头一机厂工作并任工作队组长。“四清”回来后到满洲里市红旗人民公社任副书记副主任，又从红旗公社调人扎区新华书店任主任，实际上是等待新的工作安排。1972年调入扎赉诺尔矿务局工会，任女工部部长，后任扎赉诺尔矿务局农林处副处长，1980年回到地方筹建扎赉诺尔矿区东风街道办事处(现在的扎区第二街道办事处），1983年退休。退休后就带孙子，安享晚年，直至2016年1月3日与世长辞。
    母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廉洁的一生,也是为妇女解放争取权益的一生，更是奉献大爱的一生,是真正实践了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一生。她曾经为煤矿女职工争取与男职工相同的分房权利，自己掏路费领着女职工到全国妇联反映情况；为了帮助纠正“文革”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退休后更是十年如一日带着落实政策人员找领导跑法院，70多岁了还跟着去自治区高院帮助说明情况；“文革”期间连续多年用自己工资给蹲"牛棚"的老干部家属送去生活费；80岁高龄还在给邻里解决家庭矛盾；90多岁还在学习，读书看报，生病住院期间还给人家讲国家形势，党的政策，习主席的“三严三实”啊，中美关系啊，去世前几天还在看《求是》杂志.母亲去世后我们遵循她的生前遗愿将骨灰撒入海拉尔河,融入了大海蓝天.

    我的父亲孟令德，小（乳）名“房子”。于1926年10月10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孟白庄，现在的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爷爷名字叫孟祥瑞，奶奶在父亲很小时就去世了，姓甚名谁我都不知道，爷爷在1965年夏天因病在满洲里市人民医院病世。父亲只有一个哥哥，名字叫孟令政，大我父亲6岁。
   大约在上个世纪40年代， 父亲随爷爷投奔亲友闯关东来到布特哈旗（现在的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父亲在成吉思汗镇读书读到高小，我的姥爷曾宪章和大舅曾中豹都是有点文化的教书先生，当时大舅在成吉思汗小学教书，他看中了他的学生，介绍给了他的妹妹既我的母亲曾庆玉。话说在中国，“孔孟颜曾”是一家人，家谱辈分顺序用的是一个字谱，按这个说法排起来母亲比父亲大4个辈分。但实际上他们四姓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父亲高小毕业后在爷爷和别人合伙开的铁匠炉里学徒。（山东章丘最传统的行当是“铁匠”，按现在的职业分类叫锻工，最传统的“产业”是锻造作坊，俗称“铁匠铺”或“铁匠炉”，所以有网上热卖的“章丘铁锅”既纯手工敲打（锻造）的铁锅，最出名农产品是闻名全国的“章丘大葱”，最传统的的饮食是“煎饼卷大葱”）。大概在日本投降后到东北解放前后，我的父亲离开铁匠铺到大兴安岭林区（俗称沟里）做劳役。后投奔同乡辗转到满洲里铁路机务段煤台工作（给蒸汽机车煤箱装煤），从此就算是参加革命工作了，成就了以后的“离休”干部，在煤台干了几个月，可能因为是山东章丘人吧，让人介绍到满洲里铁路车辆段做了掌钳工俗称“掌锤儿”（这是我在满洲里市档案馆查到的中国共产党满洲里市代表大会（1955年）代表登记表上看到的，父亲的职务是满洲里铁路车辆段团总支书记，职业是掌钳工）。
   大概在1958年前后，父亲和一大批铁路系统的干部支援地方，父亲调到了满洲里市手工业管理局任副局长，做的还是老本行（传统的铁匠应该属于手工业者。）
    我的父母于1961年3月收养了两个“国家孩子”--我和姐姐，他们为了给我和我姐一个减少打扰的生活环境，他们从相对条件较好满洲里市直机关主动要求到基层的扎赉诺尔区工作。父亲到扎赉诺尔矿区工交科任科长，1964年任中共扎赉诺尔矿区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靠边站”。1969年12月9日晚，在家中遭到“红卫兵造反派”的暗算，打成脑震荡，一段时间时常犯癫痫。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任扎赉诺尔区革命委员会生建部副主任，后任审干组组长，有那么两三年，父亲成年累月在公出外调，其中有两年春节都不在家。扎区第二届党代会因公出缺席但仍然当选为党委常委，（之前满洲里市委就下令恢复组成扎赉诺尔区党政班子，父亲任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8月份，调到“政社合一”的满洲里市红旗人民公社任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           
     1980年回到扎赉诺尔矿区任扎赉诺尔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1984年机构改革退居二线，任扎赉诺尔矿区人民政府副调研员。1986年离休。
     离休后的日子里，仍然“发挥余热”，担任扎赉诺尔矿区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扎赉诺尔矿区老年体协主席，矿区老干部局门球队的“头”，一直忙到了80岁，彻底“解甲归田”。实际上离休后最主要的职务就是家庭厨师长， 自愿为全家人做饭，为了他的孙子和外孙女服务更是乐此不疲，父亲是个干净利索的人，只喝酒，不吸烟，而且好喝，临终前几天还每天喝点啤酒，父亲很有自制力，虽然好喝酒，但从来没有喝多过。
   父亲给人的印象是为人正直，大方讲究，廉洁从政，深受同事和群众的尊重爱戴，如1980年扎赉诺尔区党委政府换届，父亲从满洲里市红旗公社调入扎赉诺尔区，当时父亲也想回到满洲里市区工作，但满洲里市领导的意见是选上就在扎区，选不上就调回满洲里，结果代表们硬是让父亲全票当选留在了扎区任副区长。
   不立碑，不修墓，撒入江河，流入大海，回归大自然，是父亲提议的，而且在满洲里市党代会人代会就此上发过言，表过态的，母亲当然赞同。所以我们按照父亲的遗愿，和我母亲一样，把骨灰撒在海拉尔河。融入江河湖海，回归蓝天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