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某日，接到北京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是风兰的声音：“金书走了。”“什么时间？”她忧伤的回答“昨天。”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安慰她，我说什么也是多余的，我只能说风兰你保重，又问她今后怎么打算，金书身后事在北京还是回家乡呢？风兰确定的回答他一定是要回电白的。我说到时需要我们做什么，您尽管说，一定把他安排好。

1973年的冬天，我第一次来电白见到金书，他那时在县文化馆工作，他和我们在水东海堤上漫步，他说“东湖公园”那四个字本来是陶铸提写的，“文化革命”被破坏了。我只知道他是搞音乐的，二胡拉得特别好，也知道他的姐姐是民间歌手，我去过他在乡下的家，那时他家的屋里的墙上竟然还挂着他写的歌谱。听说他是广州音专的高材生，在校期间就被提名参加波兰国际青年节。

金书是我们的朋友，那不是一般的朋友，他和我先生都是一个村的人，从放牛娃起大家就玩在一起，上学后更是亲密无比。

1978年忽然传来好消息，金书全家到北京了，他在中央民族乐团任首席高胡手，巧得是他们乐团和我姐的家公安部宿舍几乎是门对门，因为我们的关系，金书家和我姐家来往就很密切了，只要他一进门，那就是谈笑风生，他谈吐幽默，文艺界的种钟趣事引人入胜，是大家的开心果。
好像是80年代初中央民族乐团来太原演出了，他带团里的尹指挥到我家给我们送票，在山西大剧院，他们进行了高水平的演奏，我还记得《十面埋伏》紧锣密鼓把人的汗毛都扎起来了，但是对于我先生和金书，这台上台下的共鸣才是最振奋的吧。就是那一次他给我们讲了他颇为传奇的调动过程，他的妻子是以女高音歌唱家调到北京的，办手续时省人事局的办事人员讲，我们怎么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呢。说到这里，他忍俊不禁，开怀大笑。

自从金书到北京后，他的音乐才华得以充分绽放，他先后去过几十个国家演出，最令他满意的是他登上了音乐艺术的殿堂——奥地利维也纳音乐大厅。在北京他的两场个人独奏音乐会都引起轰动，在北京的老广东们盛赞好久没有听到怎么纯正的广东音乐了。总之，在事业上他达到了颠峰，成为国家一级演员，他心满意足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四十年过去了，想不到的是到临退休的年龄我们从山西省城调回电白了，
有一年他带着北京的一个文工团来家乡演出，期间几位同学相约，老同学和已成为国家乐团首席的金书一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