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碧庆，女，陕西省蒲城县坡头镇路家村党家人氏，1921年农历七月二十一出生于神木县，三岁父丧弟亡，母子相依，少年时期在陕北军营度过，读过几年书，十三岁随母亲从延安回到家乡，1938年嫁万家，共生养五男二女，为人勤劳质朴，贤良节俭，处事待人宽厚仁慈，1998年农历九月十四因病去世,享年78岁。

                                                          （一）
        1921年7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国民革命军驻守的一个军营内，因生于立秋，取乳名秋娃，三岁半时父亲病故，与母亲和只有几个月大的弟弟相依为命，父亲党勤堂是蒲城县坡头镇党家村人，少时因家境贫困，被迫充当了“壮丁”，与堂弟一道远走陕北，在国民革命军石谦（石拐子）部当兵，石部当时隶属于陕西镇守使“榆林王”井岳秀部骑兵团高双城管辖，有了立足之地后，时常以大量财物接济远在蒲城的亲朋乡邻，1924年石谦升任营长后父亲升任连长，事业一度顺利，可就在这一年驻守神木的父亲一天深夜一个人去查岗，由于惊吓过度得了重症，猝然病故，当时她只有三岁半。母亲是陕北瓦窑堡人，是一个坚强而又能够吃苦的女人，面对生活如此无情的打击，又看看年幼的女儿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母亲决定深埋丧夫之痛，将父亲的灵柩运回蒲城老家安葬，在同去陕北当兵的七大的帮助下，订做了棺木和送葬队伍，棺木是“四页瓦”，由两匹大青骡子一前一后用两根椽子驮着，几十名精壮军人一路护卫，神木至蒲城千里之遥，送葬队伍整整走了四十天，才得让父亲落叶归根，母亲和她们姐弟本来是要一同回来的，可是只有几个月大的弟弟受不了旅途劳顿，不幸夭折了，无疑给刚遭受重创的母亲又是一个无情的打击，看着相继逝去的丈夫和儿子，再看看只有三岁的她，母亲改变了主意，她知道老家的屋舍早已荡然无存，就算回到蒲城老家，也是无法生活下去，无奈之下，娘俩只好在榆林停了下来，投奔了时任高双城副官的七大。
        在榆林城呆了一年，五岁时随部队迁往绥德，此时，七大再次规劝嫂子改嫁，由于七大无儿女，想收养她，更重要的是不想让嫂子这个命苦的陕北女子，带着一个孩子奔波于战火纷飞的军旅之中，甚至为母亲物色了一户好人家，为此双方差点闹翻，母亲恼了，不想让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再失去母亲，径直卷了行李抱了她离开了部队，从此，娘俩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在时任旅长的高双城家当了佣人，高和夫人皆为人和善、生活俭朴，加之父亲生前为高的部下，七大又是高的副官，母子二人不但未受到歧视，而且生活待遇很好。
         1927年初，高任国民军联军第九路军第二师师长，驻延安，当时六岁的她又随之迁往，开始了7年的相对安定生活，仍和高家住在一起，城内的住所在清凉山对面（今延安宾馆），城外的住所就是后来著名的枣园，在这两个地方，她度过了人生最为美好的几年，玩伴就是高的公子高凌云和女儿高水仙，六岁的时候，还幸运地和高的女儿高水仙一起上了几年学，认识了一些字，高凌云也时常带她和高水仙去宝塔山玩耍，去延河溜冰。延安期间她亲历了高为公子高凌云完婚的盛大场面，由于高在陕北驻防多年，势力很大，威望甚高，一时间门庭若市，贺礼如山，酒筵持续了几十天之久，又见证了高的部下“短冒公”兵变的惊险，当时是中秋节的第二天晚上，七娘陪高夫人打完牌，她提了高夫人送她的点心准备离去之际，延安全城停电，枪声愈来愈近，她、七娘及高夫人和两个孩子全都躲在八仙桌底下，眼看着子弹乱飞，一道道红光呼啸而过，直到“短冒公”被活捉后仍惊魂未定。

                                                              （二）
         1932年，高部被国民政府改编为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第二五六旅，是任旅长，1934年冯钦哉的第十七师第一旅开入陕北接防延安，高双城部移驻绥德，旅部驻米脂，此时，她已经十三岁了，母亲再也不想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了，领了她毅然回到了人生地疏，一无所有的党家村，孤儿寡母过上了前所未有的艰难生活，没有房、没有地、没有粮、没有钱，母女俩就借居在父亲远房的一个堂兄弟家，母亲靠给人家洗衣裳挣两个钱糊口，长期冷水刺激，以致后来面部严重中风，嘴角歪斜，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直到十五岁，与万家村万效坤订了亲，母亲拿着订亲的钱，并变卖了耳坠、戒指和一床珍藏了十多年的父亲留下的榆林毛毯，购置了三亩地，盖了三间房并过继了本家一个孙辈男孩顶门立户，才算有了个家。

                                                               （三）
          1938年，十七岁的她，经过一个极其简朴的婚礼嫁到了万家，婚后，一边与几个妯娌轮流做饭，一边照顾母亲，热情大方、勤劳朴实的她很快地融入了这个大家庭。1945年分家后，她带着两个孩子。种点萝卜、白菜或在别人挖过的地里捡点红苕。别人丢下的萝卜叶捡回来煮把煮把就能对付一顿。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借新帐、还旧帐、拆东墙、补西墙地过活。苦难漂泊的童年岁月和拮据困顿的家庭生活，成就了她吃苦的精神与坚强的意志，同时练就了一幅好身板，干起活来抵得上一个男劳力，经常风风火火，白天与大家一块上工，晚上前半夜学习毛主席语录，后半夜又要参加村里组织的突击队，和男劳力一起拼命地抬土、拉粪搞突击，四更天收工，回家刚躺几个小时，天一亮，又投入了第二天的劳动，还要拉扯几个孩子，没办法，只有将小的孩子让大的带，要么干脆用绳子拴在桌子腿上，深夜回来要么三四个孩子抱成一团睡着了，有的甚至坐在凳子上就睡着了，她一边流泪，一边打理脏成泥团一样的孩子们。自己本身孩子就多，她还给另外两个孩子哺过乳，一个是本村三组的，和大儿子吃一茬奶，另一个是本乡桥陵村的耿胜利，生下来刚一个月亲娘便病故了，她看孩子可怜就收留了他，和自己的二儿子吃一茬奶，胜利一直在家里长到四岁多还不愿意回去，后来就认她做了干妈，一直走动。
         1958年吃食堂的时候，她被推选为全村做饭的几个妇女之一，由于平时处事公平，又被委以每天掌勺分粥的重任，每天几百口人一起吃饭，一大锅粥平均要分到每家每户，且要数量、稀稠均匀，所以丝毫不能马虎，而她总是能分得大家心悦口服，这其中全凭一个“公”字。有一次，四儿子不小心打翻了自家分得的饭，看着一家人在挨饿，正在掌勺的她痛在心里，但她不能做出半点违反原则的事情，在好几个村干部的一再劝说下，她才在全村人都盛完饭之后，铲了铲锅底，全家人对付了一顿。
        她是个急性子，从小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经常起来扫完了院子、喂了鸡，干了半晌活，村人们才陆续起床，在人们的记忆中她总是无休止的劳作，没有一刻停歇的时候。她非常勤劳，家里十几口人的衣服、鞋袜，从纺线、糨线、织布、染色、裁剪、缝制都是她用手工制作，经常在煤油灯下通宵达旦地纳鞋底子，可还是一轮没做完，前面的就已经穿烂了。
        1960年至1980年这二十年，家里总是摆不脱饥饿的困扰，全家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找东西填肚子上，她白天晚上拼命干活，同时还要对付一家人的一天两顿饭，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道理给谁去讲，虽然大儿子一家已分出，但还有近十口人的一日两餐却是每天要面对的实实在在的困难，那一年，全家每人只分到12斤麦子，12斤麦子只够吃半个月，剩下的350天吃什么……在工余，丈夫和儿子们在煤矿上拉上碳走街串巷换粮换钱，她经常和村里的几个姐妹去挖野菜、捋榆钱、槐花、剥榆树皮，回来和上杂粮烩一大锅，仅够一家人吃个半饱。好在后来儿子们都懂事，可以帮她的忙，二儿子在公社养路队干活，每月有9分钱的补贴，省下来一些给家里，利用下工的时间，贩菜贩棉花换粮食，三儿子当兵每月有9元钱的津贴，也可以省下来6元钱寄回家里，但这些根本不够这么多人吃的，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为人宽厚的她，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还不忘接济比我们更艰难的乡邻，时常给邻家的三爷家偷偷地从门缝里塞一把青菜、几个萝卜，在那个充满饥饿的年月里，人们都在为守卫自己那点口粮殚精竭虑的时候，这一举动无不令人敬佩。

                                                             （四）
        在一起生活的同门几个堂兄弟都是读书人，又都写得一手好字，她打心眼里羡慕，又由于自己的丈夫效坤没有进过学堂的门，一辈子只有劳动，吃得是没有知识的亏，加之她读过几年书，也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发誓只要条件允许都要让自己的儿女受教育。大儿子完小毕业，在当时也算高文凭，大儿媳妇嫁过来的时候还在上学，且与自己的二女儿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好强的她将仅有的杂粮让媳妇带上，给女儿带的全是野菜团子，无法带，便用铲子铲到罐子里提着去上学，以至后来连野菜团子也没得带了，已被免试保送上了中学的二女儿只好辍学。二儿子、三儿子上了三年学都是由于实在没有钱交学费而辍学，四儿子、五儿子都是高中毕业，只有大女儿几度徘徊在学校门外，就是由于家境过于紧张而未上过学。家几乎是全村最贫困的一家，但七个子女受教育的程度却是村里排前几名的，以致为儿女们后来的发展打好了基础。到了孙辈，她更是期望很高，总是鼓励孙子们好好学习、力争上游。她非常注重对子孙们做常识教育，言传身教、苦口婆心，有个儿子有一次拿了别人的东西，她就把他绑起来，用针扎得双手血淋淋的，用这种近乎残忍的教育手法一次就矫正了过来，同时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她总是事事不想落于人后，事事要做的比别人好，二儿子娶亲的时候，别人给介绍了一个拐脚女子，不要彩礼还倒陪两间房做嫁妆，这对于贫困之极的当时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好事，她却硬是一口回绝，为了长远打算，她要为儿子娶回一个健全的媳妇。1972年，三儿子当兵去了甘肃，她操心儿子吃什么、睡什么，想一阵哭一阵，直到有人帮三儿子在兴镇介绍了个对象，她再也坐不住了，就拿着人家姑娘的照片、揣了几个馍，去了部队征求儿子意见，到了部队才算开了眼界，儿子吃的好、睡的好，顿顿都有白面馍，她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哭过。勤劳、热心、好强、严厉又不乏亲情，在这些优秀的品德的熏陶下，儿孙们耳濡目染，个个养成了知书达理、争气好强的性格。

                                                              （五）
        儿女们都成家立业、分门另过了、老伴也已过世，做为一个大家庭的领导者，她总是维护着各个小家庭和这个大家族的团结，几十口人生活在一起，从未发生过任何摩擦，她记忆力很好，全家男女老少她都记得每个人的生辰、属相，谁过生日她都不忘给煮两个鸡蛋。她又是一个热心肠，不管亲戚朋友还是邻里乡亲，只要能帮上忙的她都尽力而为，毫不保留，因而每年亲朋好友都会自发地欢聚一堂，为她祝寿。加之平时为人宽厚、处事大度，赢得了亲朋乡邻的一致敬重和赞誉。
        晚年患上了糖尿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98年农历九月十四日仙世,享年78岁。逝后与丈夫万效坤合葬于五星村四组公坟，2001年逝世三周年时儿孙们立碑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