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效坤，男，1917年农历润二月初一出生，父早逝，母子相依，未入学堂，十三四岁便下地劳作，精通农活，1938年娶本乡党家村党碧庆为妻，共生养五男二女，为人淳朴忠厚，吃苦耐劳，幼丧父、老丧子，命运多舛，一生劳碌、无缘享乐，1985年农历九月初十因病去世,享年68岁。

（一）
  他出生仅仅八个月，嗷嗷待哺之时，父亲万贤娃便猝然病逝，年仅24岁，母亲杨氏再未改嫁，守寡一生，将其养大。当时家中由于祖父善经营，积得丰厚家资，在万家村是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四房兄弟几十口人生活在一起，由祖母掌家，家中有田地200多亩，骡马5匹，耕牛4头，有轧花车、有榨油坊、可谓衣食不缺，然而成年的四兄弟和一个妹妹当中，效英、效文、舒经、叶娃为长房一母所生，效坤为三房独子，孤苦无依。三兄弟和妹妹均上过私塾，人人识文断字，独效坤未进过学堂半步，苦难的童年，养成了他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和坚强不屈的性格，家中各类农活大小事务均落在了效坤一人身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耕种庄稼、侍弄牛马、轧花榨油、担水磨面、拉土挑粪，一直忙到掌灯时分，长年累月、天天如此，以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和忍耐精神，默默地为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奉献着，从无半点怨言。整日劳作，衣服总是补丁摞补丁，与衣着光鲜的兄弟们相比，总让人觉着是少爷与长工的身份。天色一晚，劳累了一天的他还要为八九头牲畜加草料，只有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堂妹有时出来替他掌一掌灯。那时他唯一的幸福就是在给牲畜加草料的间隙在母亲房间里与母亲拉拉话。母亲杨氏由于劳累与疾病原因，脊柱骨骼严重弯曲变形，腰椎无法挺直，头抬起只能与膝盖齐，干活很不方便，他一方面要干繁重的农活和家务，一方面还要照顾不方便的母亲。有一年里，二堂兄效文因涉嫌国共两党之争，将被押去坐牢，掌家的祖母与长堂兄效英竟然想到了用他替换效文去坐牢的办法，老实巴交的他听说只是顶个罪，很快就会出来，那想在监狱里一呆就是一年多，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枪毙的危险，直到有一天趁看管不严逃了出来。

（二）
  1938年，与党家村党碧庆成婚，党碧庆为本乡党家村人氏，出生于陕北，也是三岁离父，母子相依为命，命运多舛的两个人走到一起，人们都说是两个苦瓜结在了一个蔓上，同样的苦难生活经历，练就了他们同样坚韧的意志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婚后，党氏一边与几个妯娌轮流做饭，一边照顾母亲，他就一心一意地务弄庄稼， 轧花榨油。直到母亲去世，大儿子春生和大女儿会霞的相继降生，日子一度安然。由于老祖母年事已高，家中事务多交由长孙效英打理，然效英嗜赌，输了就变卖家产，粮食、田地甚至房子， 他多次苦苦相劝，都无济于事，至1945年，家中粮食、房子已无法再卖，原来200多亩田地，已仅剩下二十亩零八分了，还欠下一大堆外债，这样的境况让全家人担心不已，更是令他痛心疾首，庄稼人爱的就是土地，如今，几十口人就剩下那么一点地，一年到头地忙，全家人还填不饱肚子，看来，家一定要分了。
  老宅的东边有一个空园子，闲时种点蔬菜，大多时间用来堆放牲畜冬天吃的草料，有两间半房，平日没人去，他们决定搬到那里去住，虽然破烂，但总比这样下去强，最难的是如何向老祖母开口，他一提要分家的打算，果然遭到了老祖母的一通大骂，她是死活不愿意祖上留下的这个家拆散，多次恳求，均告失败，思忖再三，他决定先斩后奏、强行分家，在一个天色微明的早晨，卷了被褥，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匆匆搬进了菜园子，天明后老祖母闻言，勃然大怒，并抱了柴火要烧掉园子，逼他搬回去，幸亏被乡邻强行拦了下来，他向老祖母说了死话，他死也不回那个家了，一贯忠厚老实的他，认定的事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老祖母无奈，只得忍痛含泪分了家，条件是他必须为效英分担一部分赌债。他分到的全部家产只有二亩半地、四双碗筷一个盆子和一棵正在生长的皂角树， 然而他承担的债务却是25万元钱债和11石麦子粮债的巨大债务。就这样他们才拥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三）
  那一年是1945年，他29岁，近而立之年正好自立，家徒四壁，负债累累、一贫如洗、一文不名，一切将从头开始，他就给人家打短工、做下活（每半年为一个期限的长工），给人家的牲畜铡草过活，一家人吃加麦（麦子中的高利贷，借少还多，庄稼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吃加麦的），虽然拮据，但一家人心情却是畅快的，等到大儿子春生能帮家里干活了，他就和村里另外一个穷哥们一起买了个榨油机，每天压榨棉花油，从而结束了自己打短工的活计，慢慢地还完了债务，农村土地改革定成份时，由于地少家贫，定为下中农，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成为了一个阶级，更是增加了他生活的信心，他本身就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庄稼务弄地无人能比，一有闲钱，就置办一件农具，没几年，家里几乎什么都不缺了，到1958年，他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了一头耕牛，指望着种地省点力气，然而天不如人愿，恰在这一年实行了吃食堂，怀着对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将信将疑，他将所有农具和那头视为命根子的耕牛交给生产队充了公，与全村人一样，喜气洋洋地入了社，同吃一锅饭、同耕一块田，人们欣喜地沉醉在这种吃饭不要钱、干活记工分的生活之中，然好景仅维持了两年多便宣告失败，1961年食堂散了伙，而紧接着便是席卷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靠天吃饭的渭北旱原，更是连续三年几乎颗粒无收，生产队只得组织大家种红苕一类的抗旱作物。此时家里已是七个孩子，九口人依靠红苕加上刺筋、荠菜和一些少之又少的杂粮，度过着一个个难熬的日子，真正地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灾荒之年让九口人填饱肚子，谈何容易，夫妇俩拼命干活，每天出工一天不敢落下，为了多挣工分，双双报名参加了队里的夜间突击队，晚上加班挣工分，如此艰难的岁月，如此艰难的1961年，要强的他不仅要保证全家九口人的吃饭，还要让孩子们上学，还要为大儿子娶亲，他决定农闲时砸石子买钱，就让党氏与孩子们砸，他和七岁的三儿子广生用架子车拉着往三十里以外的一个叫漫泉河的地方送，这里驻着解放军的141师，石子就买给部队，一车一车地送，一天一天地送，一直送了几个月，又把45年分家时分得那棵皂角树解成板卖了，娶回了第一房儿媳。
  艰难的日子依然艰难，大儿子春生在韩城参加西韩铁路建设后，他就带着二儿子伏生和三儿子广生去一百多里地以外的铜川煤矿拉上碳走街串巷换粮换钱，用透支体力的代价换取微薄的差价，被饥饿和疲惫挟裹的父子三人，需要两人拉车，一人在车上保存体力，轮番拉车，常常被大雨浇透，重车在泥泞的土路上半天走不了几米远， 又经常赶不回家，就露宿荒郊，而一次换回的有限的粮食仅够全家人吃上一两天，为了全家能填饱肚子，他们一天都不能停歇。情急之下，他曾带领同样饥饿的穷哥们将生产队丢在井里的瘟猪和病马捞上来分食，万般无奈之下，他曾背着全家人，差点将聪明懂事的三儿子偷偷送人，换取一些以解燃眉之急的粮食。由于为人朴实，精通农活，先后被挑选到第五生产队驻村指导了一年农业生产、在大队林场种了四年菜，后又被生产队指定为饲养员，兼职为生产队轧花、榨油、看豌豆、秧红苕苗、种旱烟叶，凡是中国十九世纪农村所有的农活，没有他没有干过的，也没有他不精通的，一生伴随他的只是无尽的劳作，像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一样，巨大的付出之后的收获仍然是生活的困顿和拮据。 顶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他和老伴带领全家人陆续娶回了四房儿媳。逐渐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四）
  他没有文化，不识字，不能像别人一样对子女讲一些大道理，没有言传，只有身教，他吃苦耐劳、淳朴厚道、坚韧不屈的性格，无时无刻不感染着每一个子女，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子女个个争气上进，吃苦能干，长子春生既是一个敢想敢干，有勇有谋，又是紧跟时局、敢为人先的人，十八岁初中毕业，分到铜川煤矿工作，十九岁便当了干部，历任生产队长、大队革委会主任，大队建筑队长、公社建筑队长，两个女儿会侠、彩侠嫁出去后，也很快成了当家的人，日子过的殷实富裕，二儿子伏生历任生产队长、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三儿子广生和四儿子广运在灾荒之年投身军旅，事业有成，目前广生供职于渭南市城乡建设局，广运供职于中共渭南市委，均定居渭南，五儿子广牛在原公社机械厂跑销售后在家养猪种树多种经营，日子也红红火火。

（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包田到户，政策逐步放宽，加上连续几年的粮食丰收，人们不再操心饿肚子了，一心一意想着日子如何更红火，然而命运多桀，劳碌一生的他在日子刚刚好转，儿女都已成家立业的，只待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时候，经受了幼年丧父之痛的他又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次大不幸，老来丧子。长子的英年早逝，对他是一个最为沉重的打击，坚强了一辈子的他再也支撑不住了，倒下了，患上了致命的疾病----脑血栓。加之长年的超负荷体力劳动，身体很不好，经多方医治无效于 1985年与世长辞,享年68岁,安葬于五星村四组公坟，2001年夫人党氏逝世三周年时共同立碑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