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建华主任，是在2006年年底“新两规”出台前的重庆座谈会上。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即将出台“新两规”征求意见，同时也是向信托公司说明“新两规”的起草背景和推动信托业回归主业的目的。在会上，建华主任态度温和，意志坚定。会后，他又分别同与会的各家信托公司一对一地进行单独沟通，耐心说服信托公司做好准备，争取尽快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我们公司向建华主任表态将积极顺应监管导向，并在“新两规”颁布实施后成为首批换发金融许可证的信托公司之一。
    一年之后，2007年年底，在成都再次见到建华主任。此时建华主任即将卸任非银部副主任、赴任陕西银监局局长，正好有些闲暇时间，于是参加了一个考察组，好像是到四川南充调研我国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调研结束后，建华主任返回成都，我有幸陪他回到其母校四川大学，寻访到当年经济系的办公室，还联系上了两位大学同学，晚上相聚一堂，相谈甚欢。
此后一别5年多，未得机会见面，只是节日短信问候。直到去年春夏，分别在成都和非银部两次见到建华主任，其间建华主任谈及信托债，提出信托回归到直接融资工具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这和我当时正在研究的附信托私募企业债不谋而合，便兴致勃勃地汇报了我的一些思路，得到了建华主任的肯定和鼓励。回到成都后，我抓紧时间写成论文《附信托私募企业债初探——信托业务创新的一个设想》，并在《西南金融》2014年第4期上发表。
    西谚说，大树倒下时，才好丈量其高度。我以为，建华主任所主导的信托新两规颁布实施，应该说是银监会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很大贡献。这个贡献在哪儿呢？主要在于它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对信托业、对信托公司、对信托业务、信托产品进行了再造。我们可以跟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包括银行的理财产品相比较。在新两规的框架下，信托公司创设信托产品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发行什么产品、发行多大规模、多长期限、给投资者多高的收益、向融资方取得多高的融资成本，全是由信托公司根据市场的情况来确定，一般情况下，监管机构既不做事前的审批，甚至也不需要信托公司做事后的报备。市场化的改革极大的解放了信托公司的生产力，使信托公司的经营活动焕发了活力。
    建华主任在2007年离开非银部时，整个信托业管理信托资产规模尚不足万亿，待他2012年回到非银部接任主任一职时，信托资产已飙升到7.47万亿，首次超过了保险业，成为第二大的金融子行业，并在2013年迅速突破10万亿大关。高处不胜寒，在2013年信托业年会上，建华主任谆谆告诫信托公司要按照杨家才主席助理提出的八大机制的要求，居安思危，控风险，抓创新，促转型，走一条安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今年4月出台的银监会办公厅99号文，应该是全面反映了杨主席助理和建华主任的监管思路。我的理解，近年来，信托业高速奔跑，难免体力透支，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很难完全做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因此，进入后10万亿时代的信托业，首要任务是将前期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很好地消化掉，以防止因为消化不良而导致肌体病变。由此，信托业步入高位盘整时代。如果我们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把现有项目的风险管理好，同时探索出传统业务转型、信托产品升级和信托业务创新的新路子，信托业就将会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迎来发展的新天地。我想，这该是建华主任临走前，留给信托业的最后一份叮咛、一份关照、一份期许，值得我们业者慎思之，笃行之。
    哲人其萎，音容犹存，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愿建华主任在天国安息，相信他还会在云端默默地祝福浸透了他的心血的信托事业生机盎然，健康发展！
                                                         2014年4月26日子夜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