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

    1927年冬，我出生在一个日子还过得去的家庭。祖父俞明轩曾是清朝末年一个县令的“师爷”；父亲俞冠诚在西安电信局工作。我的童年是在家庭呵护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母亲在生我之前曾生过五个哥哥、姐姐，都夭折了，有的死于襁褓之中，最大的已五岁，这就是比我稍大的一个名字叫“秀”的姐姐，母亲每提起“秀姐”的时候总是带着无限的惋惜和思念。在我印象中“秀姐”是一个聪明、伶俐、乖巧、听话的孩子；我不无遗憾的少了一个好姐姐。我母亲年轻时双目失明，所以她把疼爱和希望都给了我。1931年秋，我的弟弟俞绍扬降生到人间，这个家庭又多了一份欢庆。1935年农历腊月，母亲又生了妹妹俞绍侠，她成了全家的掌上明珠。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在1935年瞒着祖父娶了一个妾，是个妓女（名叫张素贞，父亲让我叫她“新姨”），从此家无宁日。这个“新姨”是父亲的专宠，五天一小闹，十天一大闹，是和父亲闹，无非是要东西，衣服、首饰、钱等，满足了就相安无事，否则就撒娇、争吵、哭闹。父亲为求得安宁，只好满足或部分满足她的要求，母亲更是事事忍让。事实上欲望是无穷的，而且不断升级，这样就危及到家里其他人生活水平的降低。加之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烽火，人们的经济生活难免受到影响。国民党政权又是腐败透顶，“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物资匮乏，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工资冻结，老百姓的生活逐渐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祖父俞明轩育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俞璞诚号玉儒（我的大伯父）、二儿子俞冠诚号冕儒（我的父亲）、三儿子俞掬诚号硕儒（我的三叔），还有一个姑母我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她的名字。记忆中祖父是一个白胡子老头，经常握着拐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操着绍兴乡音，呼喊佣人为他做事，如此而已，丝毫没有“含饴弄孙”的感觉。1936年大约八月间是祖父的八十大寿，着实热闹了一番。然而，没过多少日子，祖父就去世了，死得很安然，大人们都说祖父有福气。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那天深夜我被一阵枪声惊醒，一看大人都穿上了衣服，聚在屋子里，谁也不说话，表情茫然中带有惊慌、疑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敢问.稀疏的枪声一直响到天亮，但没有其他动静。不记得是谁悄悄打开大门出去看了一下，回来说街上布满持枪的岗哨，没有其他人，商店全都关着门。八、九点种以后，街上逐渐有了人，大多在自家门口附近，岗哨也不过问，人们胆子大了一些，开始三、五成群议论起来。不久就传来消息：老蒋被抓起来了！约在午后岗哨就撤了，商店也开门了，很快恢复了常态。这就是举世闻名、被历史大书特书、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至于事变本身已有历史记载，我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说了。不过以此为起点，中国就进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
       我六岁半入小学，先在伦海小学读了一学期，然后入西安师范附属小学直到毕业,这是西安首屈一指的学校,离家很近。大约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段老师把我和另一位同学郭子正叫去，让我们参加少先队，我们参加了。1940年小学毕业后，考入西安力行中学，是一所由北京师范大学校友办的私立学校,(抗战初期西安的公立中学都疏散到离西安很远的陕南,如:城固,洋县等地方,只好读私立学校),1943年初中毕业。这时父亲已供不起我上高中，他要我报考正在招生的“西安电信局话务人员训练班”，我以优良的成绩考取了，16岁的我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就成了一名西安电信局的话务员，可以挣钱帮助父亲养家了。但我不甘心，我想继续读书。
       当时正是八年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只能维持糊口的水平。由于物价飞涨，工资又冻结，靠工资维持生活的家庭陷入艰难的境地。那时在大后方电信职工发动了一次怠工运动，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所谓怠工就是上班、不干活。我参加了这次行动。结果是提高了一些工资待遇。
       在电信局我一面工作，一面自学，直到1946年秋。那时有一个机会，电信局正在裁员，自动退职者可得到三个月工资的补偿。我和父亲谈好了条件，退职补偿全部给他，他供我上高中，他答应了，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的生活普遍有了改善。我跳过高一直接考入高二，终于圆了我的升学梦。我进了西安最好的东南中学。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度过的。那是一个漫长、灾难和痛苦的过程。自从1937年7月7日泸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开始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势日盛，坚甲利兵。一个岛国的狭窄空间远不能满足其扩展的野心，于是走上了凭借武力向外扩张的道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掠夺土地、资源，索取战争赔款，奴役别国人民。首先把魔掌伸向朝鲜、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我还有的印象，一是参加“一日一分运动”，即每日从零用钱中拿出一分钱交给老师，支援抗战。但没有几天，老师就不收了，不了了之；二是捐棉衣，也只捐过一次；三是日机轰炸西安，约在38至42年间，大多是滥炸，炸弹总是落在居民区、街道、公园等地。有时夜袭，敌机飞临西安上空，到处都在打曳光弹，据说是汉奸指示目标。但没有感到当局组织抓汉奸。另外曳光弹乱飞，也起不到指示目标的作用。但空袭确起到了扰乱民心、造成了一种恐惧感，打乱了社会生活秩序；四是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的熏陶，只举一个例子：许多抗日爱国歌曲至今不忘，如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五月的鲜花、我们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高粱叶子青又青、长城谣、枪口对外----等等。现在唱起来，依然豪情满怀，同仇敌忾。
         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经济发达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国家。然而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闭关自守，老大自居，政治黑暗，逐渐落后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清朝末年以来统治者昏庸、腐败、无能，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连年割地赔款，任人宰割，成为瓜分的对象，沦落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
       抗日战争进一步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意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贪得无厌，它们的傲慢、残暴、野蛮和兽行到了极端的程度，激起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的决心。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空前团结，掀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
       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消极抵抗，对内积极反共，以致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尽入敌手。（侥幸的是西安没有沦陷，但却遭到日寇空军飞机的野蛮轰炸，有一次炸弹丢到离我家只有几十米的地方）。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深入敌后，在东北、华北、华东、广东、海南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抗击和牵制了大量日本侵略军以及大多数伪军，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还和日本占领军当局暗中来往、勾结，以致投降派头子汪精卫及一批国民党高级人员公然投降日本，成为汉奸，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在大后方，一方面用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并和日伪军勾结和八路军、新四军搞磨檫；一方面排除异己搞独裁专政，迫害进步人士，镇压民主运动。国民党内部则争权夺利，腐败透顶，无官不贪，官商勾结，特务横行。这种黑暗政治导致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我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度过了八年。这就造成了我的民族和爱国意识，也造成了对反动政治的痛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尽管这个胜利来得有点沉重和意外,因为那时日本侵略者还占领着大半个中国,胜利是靠同盟国(主要是苏联和美国)的帮助取得的.但毕竟是胜利了,是正义、真理、历史和人民的胜利。这时人们希望和平，希望缓口气并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国民党政府却违背这一愿望，发动了得到美国支持的、反人民的、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全面内战。他们满以为自己强大，拥有一切战争手段，又有美国支持。然而经过四年的较量，被消灭的恰恰是战争发动者自己，人民得到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我考取了大连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我学的是液体燃料专业，1953年毕业，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这是一个特大型企业，是五十年代初苏联援助我国156个重点项目中的一个，刚刚选定厂址，坐落在兰州市西固区的黄河南岸。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种的是小麦和西瓜。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搜集建厂工程设计所需的资料，如：工程地质、气象、水文、自然地貌等。接着是为大规模施工规划各种条件，如：临时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线路、临时工房、混凝土搅拌站等。当建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后，我又参加了工程管理。我只是努力完成我应该做的事情，1956年的工资改革中被破格提为工程师。我当然很高兴，有一种满足感，但也不觉得有甚麽大不了的事。然而却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讥笑我们是“没闻过油味的工程师”，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外国寓言：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其实他们不知道，也根本不想知道，我们不仅系统学习过炼油的工艺过程，而且在炼油厂实习过，懂得怎麽炼油，还能设计炼油的工艺过程。没闻过油味的恰恰是他们自己，而他们却担任了炼油厂的干部、科长、处长、支部书记；他们跟不上形势又不学习，还嫉妒、排挤、打击强过他们的人；他们闹工资、要地位、泡病号、发牢骚，无事生非，兴风作浪。最后走向了反面。这就是，分别在54年、59年、64年发生在兰炼的几次小“地震”。最后，还是这帮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又一次倒行逆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蒙蔽职工群众，企图一逞，然而事物的发展又让他们失望了。
       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代表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远的最高利益。她也继承、发扬着民族的辉煌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又以其高尚、良好的作风从事自己的工作。我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春，工厂即将建成，我也接到通知，去老厂做短期实习，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开工投产。就在出行的前夕，忽然被告知，不去实习了，因工作需要我被任命为仪表室主任。我是学炼油的，在炼油过程中要使用仪表。但现在要我去维修仪表，这是两码事。就好象谁都会使用电视机，但大部分人不会修理电视机一样。那时是讲服从工作需要的，还讲在工作中学习。事实上自1953年以来的五年中我都是干与建厂有关的管理工作，没有去炼油，干的还可以。我自信我也能胜任仪表工作。于是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带领了一百多位职工，先是安装仪表，工厂开工后又组织仪表的日常维护和定期检修，我以为可以交差了。然而1959年初上级问我：能不能制造仪表？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工厂的主要设备绝大多数是苏联提供的，国内远不能满足，缺乏设备和配件炼油生产是维持不了的。我们没有退路，我又接下了这个难题。我说让我试试看，上级同意了。我想：世界上本来甚麽都没有，不都是前人创造出来的，中国革命不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才取得胜利的。我依靠职工并向上级要了一些当时可以得到的物质条件，在上级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启动了这个没有把握的工作。这件事在当时及后来都曾得到上级的肯定和表扬，也曾遭到某些非议、误解、歪曲甚至诽谤。
       制造仪表说起来容易，真要做起来头绪很多，我们又都是外行，如何走这第一步？首先是加工零件，我发现一台仪表由许多零件组装而成，大部分零件都可用普通工艺加工出来，只有极少数零件需要特殊材料、工艺和专用设备。本着这个思路我们一方面派人出外学习，一方面自己动手制造专用设备；厂部也给我们调来了一些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以及几台精密加工机床，充实我们的力量。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加工出当时气动仪表的关键零件——波纹管。有了这个东西，不久就做出了第一台仪表，当然还是很粗糙的。但是有了粗糙的就会有精密的，事物不就是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发展的吗？有人把这种简单的逻辑用自己木瓜般的脑子命名为“钓鱼”。他们忘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谁能从计划经济中私自“钓一条鱼”出来？而我们却获得了两次扩建，成为一个拥有250多台机床、上万平方米厂房、颇具规模的仪表厂，能够成套生产较先进的气动仪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1964年7月至9月石油部指派我领了一个八人小组去日本横河电机株式会社（YEW）实习仪表维修，帮助我们进一步打开眼界，学习先进技术。
       1965年春夏之交参加了石油部基建司组织的新建北京炼油厂的厂址初选，查看北京大兴县凤河营的地形地貌。（后来北京炼油厂厂址选在了房山，更名为东方红炼油厂）。
       然而在64年开展的“四清运动”和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却成了被批判和要打倒的对象。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局面我并不害怕，只是有些困惑。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遭了难；下至工厂的书记、厂长纷纷被打倒，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挨批斗，和这些人同命运实在是抬高了我。不明白的是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究竟为甚麽。然而71年林彪摔死了，76年粉碎了“四人帮”，终于雨过天晴。那些在“运动”中胡作非为、投机和浑水摸鱼的人，幻梦破灭了，只好夹起了尾巴,受到了历史的谴责。72年底，我奉调带着全家来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后更名为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担任机动处长的职务。这是一个转折——由直接组织、指挥和管理一个规模不大的生产单位转变到运用职能机构参与一个特大型企业的管理；另外当时燕山石化正在进行大规模扩建工程，从国外引进被称为“四烯”的石油化工先进成套加工设备。“四烯”即：乙烯（裂解）、聚乙烯、聚丙烯、丁二烯（合成顺丁橡胶）的简称。对我来说还得从头开始。我必须学习两方面的知识，一是老厂的设备管理，二是引进国外先进成套设备的新知识。我必须循着“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的路子走下去。好在我周围的老师很多，工作本身也是学习。76年扩建的“四烯”顺利投产，这当然是全体职工，特别是生产操作系统职工努力的结果。77年机动处被评为先进处室。1979年我被指派带领一个17人的小组去美国北卡来罗拉州孟丘市一家聚酯工场实习缩聚生产工艺过程的操作和管理。同年末经上级批准，我被任命为燕化公司副经理。但我没有正式担任过这个职务。   
       80年3月，我又奉调到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后来改称副理事长）。主持日常工作，并重点分管办公室、对外联络部和培训部。我还兼任了党的支部书记，后来又当选国家经委机关党委委员，我意识到这是领导对我估计太高了。我只是一个来自企业的基层干部，对这个新的工作不熟悉，感到压力太大，曾向领导提出请别人干，我只宜做一些具体工作。但得到的答复却是一番鼓励。我还得硬着头皮从头学起。我以为只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以及具体的管理制度，依靠上级领导和广大职工加上自己的责任心，是可以逐渐把工作做好。然而我想的太简单了，以后的遭遇就好像一个初学游泳的人被推入大海，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好在那不是真的海水，而是人海，我依靠自律，谨慎小心，知难而退，和一个“忍”字，度过了几次关口，总算平安登岸。这次我是一个失败者。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终于获得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势蒸蒸日上。进入了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自己的晚年，我是幸运的。目前我已达耄耋之年，所幸身体还算过得去，生活尚能自理。但我意识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随时准备去另一世界报道。
       这个回忆写得很简短,因为我的一生就是简简单单的.虽然也有一些风风雨雨,但总的看来还是比较平淡.我天资平庸,抱负不高,也不屑于自命高深。我原来的想法是能当个工程师就满足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多是出乎我的预料.然而可以庆幸的是我没有偷懒，做到了力所能及，尽力而为，不管别人说什么。
       现在我得到两点感悟:一是不要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特别是不要追求虚名;二是事物都有两重性,好与坏、是与非、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等,在不同的人眼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回顾我这一辈子，平平常常，名、利上从未伸过手，无愧、无悔、无憾。可以瞑目了。
                                                               俞绍成  201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