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14日生于江西省宜黄县凤岗镇的一户大户人家，当时外公是民国宜黄县党部书记，母亲的童年是幸福的，后因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外公因病去世，家族的当家人易位给了排行老二的二外公，加之外婆是家庭妇女，没有文化，外公离世后失去了经济来源，家庭生活陡变，这一变故使得母亲从少年开始就发奋，后来在舅公、大姑婆和三外公等亲朋好友的接济下，完成了初中的学业。当年，外婆一人含辛茹苦的拉扯着母亲和二阿姨、还有一岁多的舅舅，从青少年开始母亲就逐渐肩负起家庭的重担。解放前后，母亲与父亲成婚后，随父亲先后在宁都、临川（上顿渡）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50年代初期，父母在南昌站稳脚根后，立即将在老家宜黄的外婆和舅舅接来南昌一道生活，供舅舅从小学读到技校毕业参加工作，期间，舅舅生病达数年，为了能维持家庭生活支出，母亲瞒着家人，不惜长年卖血接济家用（父亲则经常三更半夜起床，撰写文章发表后，用稿费补贴家用），使自己的身体变得越加虚弱和单薄。
        文革期间，父亲作为“反动的学术权威”被揪出后，大姐姐留在南昌陪父亲，母亲则于1968年10月，一人带上小姐姐（13岁）和我（10岁）一道下放到了原“巡回医疗”地，江西省余干县社庚公社卫生院（1967年母亲根据毛主席的“6.26”指示精神，由省级医院选派赴余干县血防区，参加“巡回医疗”工作队，走村串户，为农民医治血吸虫病），在那儿一呆就是整整四年。期间1969年7月3日下午，不满16周岁的大姐姐因6月30日参加学校庆祝“七一”活动的集会（文革期间学校经常有类似的活动），脑溢血病复发，经过数日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此事对母亲的打击非常之大。在社庚下放期间，母亲一人担起照顾一双儿女的职责，白天黑夜操劳，省吃俭用，带着儿女开垦荒山，种植蔬菜和杂粮，省吃俭用，把节俭下来的粮票、清油（即素油）、花生米、芝麻、鸡蛋等食物，通过熟人捎给南昌仍然关在牛棚的父亲补身体（每周日白天是放风日，可以离开“牛棚”外出放风，晚上要按时归队），自己却一日只用二餐，偶尔用三餐的话，中餐吃的也是只漂有一点油星的红薯汤饭。由于有母亲的呵护，我与小姐姐身心健康，正常成长；我们等到了父亲落实政策平反的那天。
        1972年年底，江西省落实“巡回医疗人员”政策，母亲携小姐姐一道返回南昌（大姐姐去世后，我就留在南昌陪伴父亲），我们一家终于又团圆了。
        回南昌后，由于母亲的勤俭持家有方，加之，儿女高中毕业后，进工厂打临工，家里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了，亲朋好友迎来送往，乐此不彼。外婆也从宜黄老家接下来（“文革”前夕外婆回了宜黄老家），在省城南昌生活了数年，有几年，为了减轻舅母的母亲负担，母亲每逢周末，只要天气好，一早就要差我骑自行车将强强（母亲的侄儿，我的表弟）从位于南昌八一大桥附近的舅母娘家接到家中玩，把家里能做的好菜都拿出来，烧给强强吃，下午回家时，还要带上一包包吃的；70年代还是计划经济时期，如遇舅舅或舅母从贵溪电厂出差来昌，母亲也要将舅舅或舅母叫到家里，倾其所有，为他们烧上一顿美味可口的佳肴，临行前，还要带上一瓶瓶油炸花生米、白砂糖、山茶油或大麻油（或菜油）、香肠、腊肉、豆腐乳等食物回家，这就是母亲做大姐的风范。
      1977年，是打倒“四人帮”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和小姐姐分别考上了中专和大学，母亲成为单位和邻里羡慕的对象，数年后，我与小姐姐在不同的高校从事管理和教学工作，且先后成家，分别生育了孙子和外孙，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3-4月间，母亲在长时间的低温发烧后，经CT诊断，患了胆总管细胞癌，虽经上海、北京等多处寻医问药治疗，但终究未能让母亲康复，于1987年6月24日在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母亲生前工作的单位）与世长辞，享年55岁。
        母亲的一生是平平常常的，但是，她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呕心沥血、辛勤付出、操持一生、不计回报的做人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母亲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