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容口述自传   １９６９年３月

 我现年７３岁，生于１８９７年阴历４月２７日。老家在四川省彭县东门外边家坟。听母亲说，我父亲姓张，名字不知道。搞什么工作也着知道。我未满一岁，父亲就死了。
父亲死后，当年腊月间，母亲就带着我改嫁到杨家。继父叫杨长久，以租地主的地种菜为生。农闲时，也出去帮别人推车出卖劳力，补助家庭生活。自己没有房屋，租别人的小茅屋住。母亲搞家务，同时也参加田间劳动。
母亲到杨家生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我从小就参加劳动，如养鸡、养猪、打柴等。六岁时到生父姐姐、张家姑姑家。姑姑送我到私塾读书。读了一年左右，继父便把我叫了回来劳动，不准我继续读书。他说，女娃儿不能进学堂，成都的大户高家的女娃儿读了书，长大就跟人跑了。
后来，继父向人借了１５吊钱作押金，租了块地。又借了５ 吊钱作押金，租了间茅草房子。从此，继父和他弟弟分了家，独立生活。
我１０岁那年，家乡闹风灾，大风把我家的茅草房刮倒，地里的苞谷也全刮倒了。由于还不上租，地主就把１５吊土地押金和５ 吊房子押金扣了。因此，我们在边家坟再也没法生活下去。所以，母亲与继父只好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到德阳县米市坝，投奔了母亲的亲弟弟。
我们在舅舅家住了一年。由于增添了５张嘴，舅舅家也负担不起，舅母有意见。我舅舅就给了大概１０吊钱，叫继父到德阳县东门外小山门，租了间茅草房，靠推车、做小生意。那时，我１１岁，在家打麻线卖。
这样，生活也非常艰难，常常吃上顿没下顿。实在维持不下去。大概过了一两年，母亲的亲妹妹、重庆的三姨妈写信来，说她的两个娃儿死了，要我到重庆陪她散心。母亲就带着我坐船去重庆。路过成都，母亲准备把我当丫头卖了。人贩子来看我后，我听到他小声说：你这女儿教都缠了，小脚当不了丫头。
我那时满１１岁，已经开始懂点事了。知道要被卖，就向母亲提出意见。
母亲说：我们家人口多，你继父又是炭火脚（风湿病），连走路都不方便。一家人日子难过得很。想把你卖几个钱维持生活，也实在是万般无奈。
我说：我在一年一年长大，很快能出去做事，帮家里挣钱嘛。你还是不要卖我吧。
母亲哭了一阵，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没卖成，只好带着我到重庆。
三姨妈家在重庆巴县衙门附近，三姨父开的族馆叫光裕店。
母亲住了七八天就独自回成都去了。
我在那里住了下来。９月一天晚上，我在走廊上乘凉，闭上眼睛，象是睡觉的样子。听到在堂屋正抽鸦片烟的三姨父对三姨妈说：“乔家的人是来刮蜡的，不是来烧香的哟。”
母亲的娘家姓乔。我知道，这话明明是对着我来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捞他家好处，给他添麻烦，什么用处也没有。
 我非常气愤，就不想在他家住下去。还有一点，是他家刚刚逃跑了个叫平安的丫头，留下我，其实是顶那个丫头的空缺。不久，我就跟三姨妈说，我要回成都。理由是母亲写信来说，他们已经搬到了成都，在东门外安顺桥渡排口租下了房子。
因为我坚持，三姨妈只好放我走。是正月三十上的船回成都。那年推倒满清，是１９１１年。
在成都，一家的开销全靠母亲给人洗衣服，继父推独轮车，土话叫“鸡公车”。日子还是很艰难。后来，邻居金家寡妇的女儿在成都东门外的惠昌官厂找到一份工作。那是个火柴厂，有上千工人，是个大厂。经金家人介绍，我和妹妹进火柴厂当了童工。那年我刚满１３岁。
这期间，我家搬到了成都九眼桥竹子市。
我们姐妹俩在火柴厂干了４年左右，我１７岁那年，厂里的几个师爷，也就是工头，张罗着集股到乐山办新厂。厂址选在乐山三圣桥泌水院，那里原来是座庙子。师爷看我们姐妹的手艺好，就动员我们和另外１６个工友，去新厂教新工人技术。我们都答应了。
乐山这个厂，叫泌水院洋火厂。
我们在那里干了半年，母亲、继父和弟弟搬家到了乐山，租了泌水院的房子。母亲仍然给人洗衣，继父在洋火厂扫地。
因为开厂没得到官府的允许，常常被官员刁难，时不时派人来查封。工作不正常，我们工人的收入当然也不正常。１９１６年，我和妹妹又到另一家火柴厂做了三四个月的短工。
这时，看到乐山观音庙的嘉阳丝厂招收徒弟的广告，我和妹妹去报了名。被录取后，改行当了剿丝工人。那年我１８岁。
进厂后，都得从头学起。先当助手，学煮茧子，每天挣四五个小钱。当时的大米５２个小钱一升，合２斤3两。学徒满期升为剿丝工后，每天挣１２０个小钱，另外还有奖金。同样重量的茧子，如果出的蚕丝多，就有一定的奖赏。因为我的技术好，又为挣钱养家，就拼命干活。这样，我得的奖金有时比工资还多些。鼓励工人多出丝，资本家当然有利可图的。同样分量的原料，经工人的双手产出更多的产品，收益最多的当然是资本家。所以说，我们工人被资本家剥削更更多。
摷丝工的辛苦，首先是一年到头要耐高温。没戴手套的两只手，要从滚开的水里捞出每一颗茧子的丝头，并分秒不差搭在滚筒上。再有，是机器每天凌晨５点半开动，中午只有半小时停机，匆匆吃完家里送来的饭，晚上七点下班，走到家已是８点多了。当时，没有星期天休息这一说。
１９１９年，我１９岁时，嘉阳丝厂改名为华新丝厂。６月，岷江发大水，乐山地势低的田地、马路、民房、商店、厂房都被洪水淹了。华新丝厂也关闭了。水还没退完，云南军阀的滇军就占领了县城，商店都关门了，市面上乱得很。我与妹妹失业，只好在家帮母亲洗衣服、做家务。
我２０岁时的正月，华新丝厂复工，我们才回厂接着干。这个厂的老板很厉害，剥削工人的手段很凶。按理说，我们进厂已满３年，理所应当得升为正式工人，享受工人待遇。但老板却闭口不提，仍然把我们当学徒对待。我们三番五次找他们说理，老板找总总借口不给解决。忍不了这口气，我私底下约了10多个技术好，处境相同的工友商量。这之前，上海、汉口、重庆各地工人罢工的消息已传到了乐山。我说，老板这样不讲理，我们只有罢工一条路了。罢他几个月，看老板怎么办。可是，没等我们正式罢工，一个女工就悄悄向老板通风报信了。
资本家因此使出手段，先下手为强，在厂门口挂出了牌子，开除三个带头闹罢工的工人。除了我，还有杨丹霞、蔡喜珍。资本家陈光裕在学徒大会上说，厂方辛辛苦苦把你们生手教成了熟手，杨国容她们就要罢我的厂，这还了得！你们要好好工作，千万不能学她们。
我们被赶出了厂门，只好各自回家。我失了业，家里的收入减少了，好不容易熬了三个月，幸好有家叫凤祥丝厂的新厂招工。我不但自己去了，还从陈光裕的厂里拉出不少手艺好的姐妹加入凤祥丝厂。去的都是现成的工人，正好以老带新。
去凤祥丝厂前，经人说媒，我和嘉乐门外走马街的刘树章结婚。他是祖传做菜籽生意的。春天是卖菜籽的旺季，秋冬便是少有买主的淡季，家境并不好。他曾娶过一个老婆，生了两个孩子，叫刘光远、刘光祥。光祥出生不久夭折。其生母嫌刘家太穷，离开了刘树章改嫁。
１９２１年，我生了大儿子光厚。
光厚小时候总生病，我只好放下工作，在家料理孩子。接着生了光德，５岁夭折。我又回凤祥丝厂做了一年多。
我随后自动离开了凤祥，与我弟弟杨光弟有直接关系。
我弟弟原来在一家商店当学徒。不知为了什么，偶然与一个姓徐的年轻人发生过一场口角。事后有一天，我弟弟在街上碰到了这个人的妹妹。她不由分说，上来就抓住我弟弟的胸口，当街耍泼，破口大骂。我弟弟挣扎时，就污蔑他调戏她。后来才知道，徐家与凤祥丝厂资本家刘某有亲戚。他们买通衙门，把我弟弟捆绑着押到厂门前示众三天。我这当姐姐的，眼睁睁见亲弟弟蒙受不白之冤，求爹爹拜奶奶也没救成。我认识到凤祥厂资本家的狠毒，从此不愿走进厂门。
弟弟在乐山没法生存，就开始到外地流浪，再也没有音讯。多年后听说，他在湖北黄安县附近当了兵，在西北甘肃高台战斗中被迫击炮击中牺牲。
我为了腾出手在外挣钱，曾收养了一个１２岁、叫木桂香的孤女。这一年，我进了厂址在关爷庙牛咡桥的锦华丝厂。是个小厂，离家比较近。
１９２５年，我生大女儿宝珠。那年，军阀杨森暴动后，乐山城里城外很乱。杨森命令加宽马路，街道两边的所有房子要后退一丈。住户不但要负担拆房子的费用，还要交一大笔修街税。我们家原来就很穷，这下子更加困难。为凑钱交税，大人小孩都提着蓝子，到处捡砖头，敲碎卖钱。
１９２８年，生了宝珍。丝厂工作忙，没法回家喂奶，只好请刚生孩子的街坊高大嫂帮着喂了一年。
锦华丝厂规模小，储存的茧子有限。新茧子上市后，我们便有活干，没茧子了，机器也就停了。所以，工作是断断续续的。
１９２９年，离我家不远草堂寺的荣华丝厂开业。为照顾孩子，我就转了过去。
１９３０年，生三女儿宝琼。这年，荣华丝厂搬到离我家很远的白塔街。因为家务重，我没跟着去。到第二年，嘉乐门附近的兑阳湾开了新厂，叫乐华丝厂。我从家走１０分钟就到。厂里还有食堂，可以不送饭。因为能照顾家务，我就去了。
当时，我家的孩子多。就说１９２５年前前后后，有前房生的儿子光远，和刘树章的亲弟弟、弟媳死后留下的儿女光智、宝枝、四毛。还有刘树章的二姐，丈夫死了，带着儿子华崇君住在我家。再有刘树章的三姐被丈夫抛弃后，儿子王云华也送了过来。加上养女宝玉，和我生的光厚、光祥、宝珠、宝珍等，全家拢共十二三口。除去陆续去当学徒的，家里常常保持十来个人。那时候，一大盆稀饭上桌，一个喔嚯就吃得一干二净。单说过年，我得提前买白布，自己染上色，然后一个个量身，在油灯下缝制。鞋帽也是一做一大堆。年三十晚上，我用租来的剃刀，给他们男孩子剃光头。
１９３８年，１７岁的光厚出去当学徒，所有工资补贴家用。他从小就顾家，不乱花一文钱。当时我家是吃两顿饭。怕他上学中午饿，隔三差五给他点小钱买粽子吃，他全积攒下来交回给我。
我家的收入，一是我当剿丝工，二是刘树章做菜籽小生意。再有是靠做手工，做纸袋子、拆丝带子、打草鞋，也到嘉乐纸厂选纸。
１９３２年，生宝华后，我还在兑阳湾乐华丝厂做工。
１９３４年生的宝玉，两岁多病死了。
１９３６年生的儿子老八，只活了７天。
这几年，我除做工，还用工余到火柴厂领料，带着孩子们做火柴盒子、糊纸袋子，还到对门的嘉裕碱厂捡煤核。就这样，一家人起早贪黑忙，勉强能糊口。
宝珍、宝琼、宝华能上学，是因为光厚在学校当抄写员，可以免交学费。她们下课回家，放下书包就去捡煤核、打猪草。后来能公费上大学，是毛主席、共产党培养的。
九儿光杰出生以后，我转到草堂寺荣华丝厂做了几年。解放前的两三年，资本家的剥削越来越厉害，狗腿子还想方设法刁难工人。每天得做１４个钟头，最忙的时候，得做１６个钟头，早晚上下班都要打着灯笼火把。所以，我就回了家，一边做家务，一边从火柴厂领料做火柴盒子，以及养猪等等。
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４７年，我进过１ 个火柴厂，６个丝厂，总共当了３６年产业工人。
乐山解放以后，我进了烈军属生产社，担任负责人。曾被选为代表，光荣出席烈军属代表大会。
１９５２年，刘树章病故。
１９５３年带九儿光杰到大儿子光厚工作的武汉。第二年，光厚调离武汉，我与大孙女刘芸一同到在湖南株洲３３１厂工作的三女儿宝琼、龚撰家。
１９５８年女婿、女儿调到北京，我们祖孙随同进京。
                            １９６９年２月杨国容口述。

                            １９７１年３月徐蕾转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