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六十年代早期鸭溪高中的毕业生，只是生不逢时没有继续深造下去，又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便回到农村，回到了当时的遵义县泮水区茶堰公社和平大队和平生产队，由于父亲的算盘真的打得好，便当上了我们和平生产队会计，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少吃了很多做重活的苦（现在想来应该是照顾性质的，因为当时爷爷是我们和平大队的支书，父亲便是“干部子弟”。）所以直到后来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父亲很多农活都做不来，重新学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几乎没有很好的经济来源，所以母亲不得不做一些手工（主要是缝蓑衣背儿）来补贴家庭开支。我是八三年进鸭溪中学读的高中，当时就一床铺盖，一条毛毯（没有枕头，枕头是用课本做的，上面垫了一层没穿的衣服，高中三年几乎都这样过来的。），每月回家一次，每次都要扛三、四十斤大米从家里面走路到西安去等班车（那时的车很少，几乎全是从金沙发往遵义的）车上人很多，师傅又不准把东西放车厢内，所以必须把货物放在车顶的货架上，运气好的时候有根烂麻绳捆一下，运气不好时光光的，任由其米袋子在上面晃荡，像极了秋收后稻田中随风飘动的浮萍。那时母亲每月都定量给我十五元，我每天可支配五角钱，每顿吃饭菜钱五分钱（这是一个在现当代掉在地上看都没有人看的玩意儿），每月我还要节约点钱来买一些学习用具、白色的单层呢龙袜、一块五角钱一条的摇裤儿等。我记得每次问父母要钱时我都很难开口，我知道他们确实没有，我一直忍受着惭愧的内心读完三年高中，读完五年大学，好在当时幺爹的工作还在，平时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就只有向他借点，跨过那些一道道生活中艰难困苦的坎坎，在此非常感谢幺爹，没齿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