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王佰仁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啊，一颗红心暖千家，暖千家……”。这是上世纪70年代电影《红雨》的主题曲，歌名就叫《赤脚医生向阳花》。尽管我五音不全，但还是在父亲去世后学会了这首歌。因为父亲就是一名赤脚医生，电影《红雨》讲述的就是像父亲那样背着药箱行走在祖国大地上的赤脚医生的故事……
一
我的父亲叫王西峰，小名（乳名）佰仁，出生于豫东平原一个农村，当时叫周口地区项城县孙店公社祁桥大队。由于家里穷，他兄弟姐妹又多，竟然被忘记了生日，只知道1951年生，排行老三。
尽管家庭困难，父亲还是上到了初中毕业，这要感谢我的奶奶，她重视教育，省吃俭用坚持供应孩子们上学。奶奶虽然是小脚女人，却很要强，有主见，也见多识广，就是她给父亲取名“佰仁”两字，尽管她不认字。她做事干练，风风火火，又能吃苦耐劳，凡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在家里、地里(种庄稼)都是一把好手。她为人耿直，爱认直理，一身正气，对子女要求严格，动辄使用家法。即使子女成年后，如果哪个胆敢顶撞她老人家，也不会轻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她把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姥爷叫到家里，坐在堂屋，让犯错的我的父亲跪在堂屋当门，用粗耕绳蘸水抽打，以示惩戒。我们孙辈儿小时候犯错也都被奶奶揍过。在奶奶严厉的管教下我们家几代人都为人老实本分，规规矩矩，做事小心谨慎，认真负责。也正因此，我父亲一辈子行医，没有发生过一次意外事故。
中学毕业的父亲在当时也算是有学问的人了。1972年，父亲被推荐为大队卫生员，1975年又被推荐到项城县卫校学习培训一年。听母亲讲，父亲在卫校学习很努力，教材上圈圈画画，书边都磨成了毛边，笔记记了三大本，密密麻麻的全是图。毕业之后，回到老家祁桥大队当了一名“赤脚医生”。现今我家里还珍藏着项城县卫生局1989年颁发给父亲的行医证，编号是“予项卫医字第1074号”，专业特长是西医内科（改革开放后以西药治疗为主，仍然是中医诊断）,还有一些《赤脚医生》杂志和首页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医书。按照农村习俗，老人去世后，他的所有衣物都要烧掉。但这些东西我们都还保留着，它见证了父亲平凡的人生和他所经历的不平凡的历史时代。　　　　　　　　　　　　　　　　　　　　　　　　

　　　　　　　　　　　　　　　　　　　　　　　　　　　　　　　　　　　　　　　　　　　　　　　
1989年项城县卫生局颁发的行医证
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医疗卫生领域也存在有很多问题。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占全国人口比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城镇地区。而广大农村地区疫情肆虐，缺医少药，疟疾、鼠疫、白百破等烈性传染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豫东地区霍乱、肺结核等疾病的致死率都是触目惊心，还有一些普通的疾病由于不能得到及时处理最终恶化导致伤残或者死亡。由于医药奇缺，患者们大多只能听天由命，在随时可能被病魔夺去生命的恐惧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培养卫生服务队伍的任务迫在眉睫。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针对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的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提出医疗要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毛主席指出：“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小学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就这样，“赤脚医生”诞生了。这支“特殊”的队伍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迅速发展壮大。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
“赤脚医生”顾名思义就是既能赤脚下农田干农活，又能随时出诊治病救人的农村医生。他们是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他们掌握有一定的卫生知识，可以治疗一些常见病，如感冒、发烧等，也执行各级政府部署的防疫任务，根除传染疾病。除此之外，还能为产妇接生，大大降低了产妇、婴儿死亡率。
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初、高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他们没固定薪金，都是“半农半医”，生产队记工分代酬。
这些赤脚医生身为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扎根基层农村，一边参加公社的集体生产，一边为群众防病治病，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受到了广大公社社员的热烈欢迎。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心向红太阳，把党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那里。
当时，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们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一根银针治百病，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而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本段来源： 360doc.com个人图书馆《难忘的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
1974年河南省革委卫生局出版的《赤脚医生》杂志
三
父亲在1975年11月进入县卫校学习，经过一年的培训，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医学原理和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治疗基础知识。毕业后，先在孙店公社卫生院实习，积累临床经验。田振亚是孙店卫生院筹建人，大家都叫他田院长。田振亚擅长中医，不仅医术精湛，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而且医德高尚。他对父亲可以说是倾囊相授，不遗余力，他经常讲起“悬壶济世”，讲“大医之道”。我小的时候常常听父亲提起田老师，每次提及无不充满钦佩和感激之情。父亲果然不负田院长期望，渐渐掌握了望闻问切、方济配伍、针炙穴位、脱臼接骨等技能要领，不久便开始了“背着药箱走四方”的赤脚医生生涯。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父亲的第一个患者竟然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病人。第二生产队***，乳头上长瘤。多年来四处奔走多方求医，非但一直不见好转，反而俞来俞多，俞来俞大，呈恶化趋势。也是病急乱投医，她找到了初出茅庐的父亲。她长吁短叹，不停地叨叨说：“大兄弟，您可得想想办法，您把我这病治好了，我给您传名。”对自己的第一个病人，尤其是这样的病症，父亲自然不敢掉以轻心。详细了解情况后，父亲花费好几天时间查阅医书，又多次跑到公社卫生院找田老师咨询请教，最后谨慎地拟定了治疗方案。通过内服外敷，不出一周，恶疾竟然痊愈，此后再没复发。父亲因此在当地扬名，找他看病的人也就多起来了。
随着病人的增加和未见过的新病情的增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父亲一边实践，一边继续抽时间钻研医书、拜访名医深入学习，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据我的大伯回忆，那段时间只要一放下饭碗，立马就捧起医书看看。奶奶也说：“这孩子怕是魔障了！”随着临床经验逐渐丰富，父亲竟然学会了诊断喜脉，而且能够在妇女怀孕一个月后根据脉象辩识胎儿性别，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和遵守医德规范很少使用。更神奇的是，父亲还能够很准确的识别绝脉。记得有一次父亲为病人看完病，回到家直叹气。母亲就问怎么回事，父亲长叹一声：“村里的老***恐怕活不过三天！”老***这个人我们也见过，平时病恹恹都多少年了，怎么可能活不过三天呢？母亲说：“别乱诅咒人家！”结果第三天天刚亮，就传来消息，说是老***死了。此时我们都惊呆了。
在那个医药奇缺的年代，父亲善于用针灸给病人看病。针灸可以治很多病，如积食、惊厥、痛风等。通过针灸，不少人的疾病得到了根除或缓解。小时候我经常看到父亲在病人身上插上很多银针，看上去就像刺猬一样。
惊厥俗称抽风，发作后抽搐不止、双眼上翻、大小便失禁，有时还会呼吸停止，危及生命。我小的时候，村里**家的小孩突然出现这种症状，现场的人都吓坏了，父亲闻讯起来，不慌不忙，打开药箱，取出银针，在病人的鼻子下边和脚心等处扎了几针，一会儿功夫，症状消失，好如当初。父亲又给开了一点药，叮嘱了一通就走了。
反常的气候易引发疾病，所以父亲就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和时令变化。当季节交替或天气变化的时候，他早已准备好时下多发病、常见病的治疗药物。他在家常常说：“这时候是**病的高发期，原因是该下雪没下或者是天气该冷不冷引起的……”
一个赤脚医生几乎就是个全科门诊。就拿父亲来说，不仅会治身体上的病，心理上、精神上的病他也会治。那时候农村封建迷信思想还很严重，村子西头有一片乱坟岗，那是去邓庄村的必经之路，村子北头有一座桥，据说那里很“紧（鬼怪出没）”，有人在老家村北头的桥上看见过没头没脑的“不洁净”的东西。还经常有人路过那里突然发作怪病，颠颠倒倒，又哭又笑还胡说八道，俗称“撞见啥（即撞邪）”。村里有个妇女叫***，在一个夏天的午后路过那座桥，回家后突然发病，捶胸顿足，狂喊乱叫，村里人纷纷赶去围观，都说是鬼魂附体，不敢上前靠近。有人叫来了父亲，父亲赶到后问都不问便从药箱里取出银针，对围观的人说：“大家放心，本人专治小鬼小判儿，过来两个胆大的搭把搭把手”，这时才有人敢上前按住病人，父亲在她手上、头上等位置狠狠地刺了几针（其实爷爷扎的是合谷、内关、人中等穴位），***嗷地长叫一声，恢复正常，全身汗如雨下。“好了，好了”，抑制不住地人群开始沸腾。人们议论纷纷：“没想到王先生还能驱鬼辟邪……”。回家后父亲告诉我：“什么小鬼小判儿，世界上根本没有的事，这种病叫癔症，属于精神疾病，都是胡思乱想惹的祸。”从那以后再有人得这种病，大家便不再害怕，甚至有人突然高喊一声，王医生带着银针过来了，病人就会立即好起来。逐渐的，得这种病的人也就没有了。
父亲上卫校时的针灸学教材
四
都说医者父母心。父亲说，治病救人，医德为上，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要尽可能为病人多考虑。
作为村里的卫生员，父亲是没有工资只记工分的，实际上还是一个农民的身份。赶上农忙时节，他便背着药箱放在田间地头，再下到田里干活，听闻哪户病了便立即赶去。父亲是24小时随时出诊，每到夜晚总有三村五里的社员群众敲门，请父亲到家里给病人看病。旁邻远店的，隔好几十里地来求医的不在少数，而且越是恶劣天气病人往往越多。那时父亲年轻，越是路程远的病人，父亲越是感到荣誉和压力，总是不畏严寒酷暑，夏天踩着泥泞趟着水，冬天踏着没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立即赶去，义无反顾。常常是从上一户看病刚回家，又有下一户来请，有时候整晚都睡不好觉，父亲也从没有拒绝过出诊。父亲常常给我讲他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信邪。夜里有人请去看病，来的时候都是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来，看完病我父亲从来不让人家送，每次都是单枪匹马穿过那座桥或者村西头的乱坟岗平安回到家里。那时候我和弟弟妹妹们都还小，母亲经常抱怨父亲：“你是把家当旅店了，自家孩子也不管了。”每次父亲都耐心解释：“那咋办，我背着药箱呢！人家不找我找谁？你辛苦我知道，可人家那是要命的事。你呀，多担待点！”一番话下来，母亲也无话可说。
邓庄村邓***的母亲年岁大了，一到晚上就发病，尤其是天气变化，有时一夜发病好几次。后来父亲摸准了老人家发病规律，一到气候变化，就干脆背着药箱和被褥住到那家，那家人感动的逢人就夸我父亲心好人好医术高……。 写到这我想，那个时代那种和谐的医患关系，大概就是这样换来的吧！
父亲治病总是不慌不忙。我曾经问过他：“人都快不行了，你怎么不着急”。父亲告诉我“医生永远都不能着急，忙中出错啊”。现在想想，还是真有道理啊。医生这种特殊的职业往往决定着病人的生命健康，越是在混乱的情况下，越要保持着冷静，对症治疗，不能出错。这也是每个医生的必修课吧！ 
赤脚医生一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边在医疗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治病救人，尽管艰苦，父亲还是很引以为荣，工作中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社员服务。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这种视病人为亲人的精神深深的感动着每一个人，也感动着我。
在全家对父亲过往事迹的的回忆中，我也加深了对赤脚医生的感性认识。作为一名行走在乡间大地上的赤脚医生，不出诊的时候就是个农民，赤脚下地、荷锄扶犁、耕地种田，哪家有病人了，背上药箱就是医生，听诊把脉，打针喂药。在当时，全国有几百万的赤脚医生，他们一边参加生产队的集体生产，一边为群众防病治病，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受到了广大公社社员的热烈欢迎。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心向红太阳，把党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那里。他们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一根银针治百病，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赤脚医生”在我的心里是一个很美很温暖的词汇，还有点英雄气概。

村北头的小桥
五
1972年，父亲被选派到大队当卫生员，主要工作就是向社员发送防疫药执行上级防疫任务。
在当时，因经济和农村基本医疗条件落后的原因，流行病比较多。比如霍乱、肺炎、疟疾等。
霍乱是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俗称二号病，人人闻声色变。大伯说有一年村里霍乱爆发，村东头有一个张姓的社员，家里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一天之内全部夭折。队长安排人用麦秆把尸首捆起来，埋到东坡。埋的人回来说，东坡到处都是病死的孩子，埋得浅的都露出来了，东坡成了“死孩子坡”。
1978年春天，急性肺炎在邻县郝村流行开来，岳父说他的女儿－－我的妻子也患上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呼吸困难。由于当时医药奇缺，加上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很多患儿的父母纷纷请来“巫婆神汉”作法驱邪，只有他带着女儿跑了很远，找了很多医生，最后终于求来一点宝贵的急性肺炎对症治疗药物，保住了女儿的命，而其他家患病的孩子，大都不治身亡。
疟疾也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寄生虫病。疟疾俗称打摆子，是蚊虫叮咬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传染病。发作时阵冷阵热，剧烈头疼，恶心呕吐，抽搐昏迷，严重者能够致人死亡。
据说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疟疾蚊子传，治病不要钱，得了疟疾病，快找卫生员”。
父亲就是给人们带来生命希望的卫生员，完成任务从来都是一丝不苟，不折不扣。按照防疫站的通知，领来疟疾防疫药物发给社员，还要看着他们吃下去，要做到“送药到手，看服进口，不吃不走”。于是父亲背着防疫站发的印着红十字的药箱，掂着茶瓶，奔奔这家，走走那户，有门的喊门，没门的上屋，挨着个儿给每一位社员分发防疫药。大伯说：“得这个病有一定的几率，不发作时和正常人一样，所以当时有些社员不够重视，自认为身体好不愿意服药，还有的把药压在舌头下面，准备等医生走了再吐出来。”父亲呢，就倒碗水端给社员，一直盯着，盯得社员自个儿都不好意思了，连连说：“王医生，我吃！我吃了还不成嘛！”就这父亲还不放心，非要让社员张开嘴看看，直到确定服下了，再背起药箱转身赶到下一户。
在广大赤脚医生的辛苦努力和奔走监督下，我国的疟疾发病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2400多万减少到90年代末的数万，流行范围大幅度缩小，尤其是死亡率高的恶性疟疾基本上被完全控制了（本段来源： 2010年国家卫生部等13部委关于印发《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的通知）。
成年人不老实吃药，小孩子更不愿意打针。每次上边下达任务要给学龄儿童打防疫针，父亲就带着疫苗来到学校，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孩子们怕疼还是不愿意打，你推我搡，跑来跑去，父亲就把我拉到人群中间打第一针。我忍着疼，还配合地露出笑脸，故意说怎么不疼啊……。然后在老师的配合督促下顺利完成任务。
这种在医疗领域软硬件均比较落后情况下，主要依靠赤脚医生，背离“常规”（当时的各发展中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都以效仿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医疗制度，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左右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68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于中国卫生部分的讨论直接称呼中国的成功为“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本段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公共卫生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63365598.html）
每当想到父亲也参与过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业”，我的心中就充满自豪感。

六
上世纪80年代，卫生部出台了新的政策，赤脚医生改成乡村医生。父亲顺利通过了县卫生局组织的考试，在家里开了一个诊所。虽然是个体经营，但父亲不忘初心，坚守医德，仍然像以前一样尽职尽责对待每一位病人。
父亲给患者治病收费很低，基本是只收回成本钱，如果碰上特困户和五保户，倒贴成本费也是常有的事。父亲从来不把挣钱作为治病的目的，他总是根据病情采取治疗方法。能不用药就不用药，能少用药就少用药，不用药就不收费，针灸、推拿接骨、脱臼复位、仪器检查、人工等费用全免。那时大家经济都还紧张，真要是没钱，那就欠着。真要是还不上，那就免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欠账太多，已经没钱去镇上采购药物了，但恰逢换季，季节性常见病的高发期，就从亲戚家借钱买药做好准备。从不会因为资金问题影响到给人看病。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医疗被逐步市场化，医疗行业得以快速发展，分工越来越细，服务质量也越来越好。但医疗机构自谋生路，自负盈亏，监管制度不甚完善，加之人民群众逐渐富裕起来，当时很多乡村医生开始给病人输液。医药批发商多次跑到家里劝父亲说：“输盐水、葡萄糖，既不会造成伤害，又能够多收费多赚钱，何乐而不为呢？”可是父亲不为所动。他对医药批发商说：“一包药能解决的问题，我就不给人家打一针，打一针能解决的问题我就不给人输液！”弄得批发商灰头土脸的走了。
父亲做了一辈子医生，受到很多患者的信任和依赖，我们家经常门庭若市，患者络绎不绝，但是我们家一直经济拮据，诊所几度不堪重负，2000年以前我们家人看电视都是去邻居家。随着我和弟弟妹妹逐渐长大，家里经常四处举债，父亲去世时家里还欠我舅家一万元。
七
2010年10月14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全村人甚至附近村庄的人都来给父亲送行。尤其是有些老年人，哭的非常伤心，一边哭一边念叨着父亲的善行，深情的诉说着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有关赤脚医生治病救人的陈年往事。
父亲走了，赤脚医生的时代渐渐远去了……
父亲没有为我们留下家财万贯，但却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用平凡的一生践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秉持仁心，坚守医德。
历史不会忘记！历史是一面镜子，映射着赤脚医生匆匆行走在中国乡土大地上的身影！他们勤劳奋斗、艰苦朴素的人生经历，他们甘愿清贫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们高尚纯洁的医德风范，他们在那个年代为五万万贫下中农生命健康的付出早已刻在了历史上的巨轮上。
如今撸起袖管还能看到那个年代过来的每一个人臂膀上都印有美丽“花朵”，这就是赤脚医生“接种卡介苗”留下的印痕。这印痕犹如图腾，昭示着赤脚医生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