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去世了。

这个悲伤的消息来得太快、太突然。就在不到三个月前，很多朋友还从我的朋友圈里看到了奶奶来香港玩的照片。她在镜头里精神矍铄，笑得那么开心。虽然已经九十岁，但很多人说，看起来只有七十多岁。

从香港回家之后不久，她开始觉得身体非常乏力，休息也不见好转，带到医院检查，发现竟已是晚期肺癌。肺癌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癌症，因为它可以毫无症状，一旦发现往往就已经是晚期。在医院治疗时，她又不幸感染了肺炎，更令情况急转直下。

奶奶出生于1933年，是一个大家庭八个子女当中排行第二的姐姐，上面还有一位大姐，下面则有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四男四女的祖父是晚清年间在安徽的这个小县城办新学的第一人，而他们的父亲亦子承父业，在县里的中学当老师，教数理化等学科。

在这个书香门第，奶奶那一辈有一大半都当了老师，他们的后辈中也有不少是中小学老师。奶奶16岁初中毕业就开始在小学教数学，她和大姐早早工作，为的是给家庭分忧。时代的狂风暴雨让这个大家庭的屋檐摇摇欲坠——先是战争，后是政治运动。家里的顶梁柱——奶奶的父亲在1958年肃反扩大化中被“升级”判刑，发配到劳改农场，虽然改革开放后被平反，但他早已死在了劳改农场，去世时无一亲人在旁，尸骨也无处寻找。

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几位女性撑起了这个家：奶奶的母亲、大姐和她自己。两位姐姐的工资基本都用于支持弟弟妹妹上学和补贴家用。在劳改期间，奶奶的父亲曾经寄明信片回家，叫读初二的三儿子休学回家种田。奶奶得知后，不知用什么方法省出钱来，支持三弟完成了初中学业，入读师范。经过了那样极端困难的时期，奶奶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穿新衣服。

当父亲蒙冤离世，奶奶对于她的弟弟妹妹来说就担当了父亲的角色。所以，小舅爷（奶奶的小弟弟）写给奶奶的挽联中有四个字：“勇挑父担”。

“文革”期间，奶奶本人亦因为家庭成分和教师身份受到批斗。好在整个家庭没有遭受过大的冲击，大概因为爷爷是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的身份，也因为奶奶一家在当地一直行善助人，在邻里乡间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步入耄耋之年后的奶奶越发慈祥，但据说她年轻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严格、严厉的，还有个“铁匠”的绰号。我从小基本都是由她和爷爷照顾长大，我的启蒙教育，乃至从小学开始的奥数生涯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她用祖辈的慈爱和“铁匠”的严明共同锻造了我。

奶奶一生辛勤劳作，一刻都闲不下来，似乎永远在洗晒衣服、打扫卫生。她一生都在关心别人，在病床上极度虚弱的时候依然记得来探望的老人身体有什么不适，要惦记着他们有没有安全到家。

她的一生亦睿智清醒，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永远在学习，善于接受新事物，我给她买的iPad，她一直用到最后一次住院之前。她曾经很多次跟我说，最怕自己得阿兹海默症，因为她不能接受自己脑袋糊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血氧浓度最低降到50多时，她的头脑还是清楚的。我当医生的父母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案例——其他人在这个时候早已昏迷。

这也许是一种家族遗传吧。我在大舅爷（奶奶的大弟弟）纪念他们母亲的文章中读到，“我的母亲最大特征是几乎任何时候都保持清醒头脑。”

在这个世界，保持清醒当然也会是痛苦的。我猜，她对待这种痛苦的方式，就是一刻不停的脚步。

爷爷在2010年去世。好在奶奶的三个子女都在身边，直到最后住院的一个月，日日夜夜都在一起。我也从香港赶回家中，聆听她最后的嘱咐。

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最牵挂的就是奶奶，害怕每一次飞跃重洋前的告别都可能是最后的见面。而香港的工作对我的一个重要吸引力就是回家、回到奶奶的身边更方便了。

奶奶走的那天晚上，我痛哭着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一大块：每周日中午的FaceTime聊天，从小到大那么多的回忆，甚至我喜欢吃的东西（甜的、软糯的，还有她总给我做的板栗烧鸡）。我的名字也是她取的。曾有好多人说我的名字取得好，有人说寓意好，有人说像言情小说主角，而当我把这些告诉奶奶之后，她只是笑笑说，为我取名最主要的原则是笔画简单，不然在试卷上半天都写不完自己的名字。

给我名字、给我智慧、给我无尽之爱的奶奶走了。在巨大的悲伤之后，我逐渐意识到，其实我并没有失去奶奶，因为我的生命中早已带着她的许多元素，她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在吃早茶的时候常要点一份最符合她口味的马拉糕；我现在也当了老师，继承着教育事业；乃至我对世界的态度，多少都有她的痕迹。

人的生命总有限度，奶奶在自然的限度内已经度过了灿烂的一生，而她在无形的精神层面还将与我们长久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