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3日上午9时30分，正校感染新冠病毒后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一周前的17日，我还在和他视频，得知他13日染上新冠，一度烧到39度。幸好在网上抢到两盒药，已退烧。不意病情反复，19日再次烧到39度，去发热门诊，住不上院，耽误了两天。21日上午，呼吸衰竭，情势危急。他的弟弟、儿子用轮椅推着他，强行冲进北医三院内科急诊，立即吸氧、输液。下午等到床位，上呼吸机。23日，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终年76岁。时代的尘埃，落到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他虽然有心脏病，如果不是染上新冠，抑或重症后能及时得到救治，也不会走得这么早。疫情3年都挺过来了，这次却未能幸免！疫情3年，只要解除封控，他就会每天去到颐和园、动物园等处，拍下精美的风景图片，发到朋友圈。
我和正校相知相交60年，从此痛失挚友矣！
1963年秋，我考取毕节一中高中，与正校同在高一（二）班，自此相识。我和正校个子都较矮，坐第一排，并且同桌。上课时他总是躲着看课外书籍，但考试却始终名列前茅，人非常聪明。一天刘敏老师的物理课，我一把将他的小说书抓出来：“老师，他看课外书！”憨直至于此！“文革”及其后我们成为莫逆之交，他几次述及此事，说完大笑。高中3年、6个学期，每个学期考试，第一、二名都是我和他分享。我虽然是第一名，但悟性及知识面远不及他。我不仅课堂上，而且课外都是全力以赴应付课程。他的阅读量很大，不仅课外甚至课堂上都在阅读课外书籍。多年以后，他越过大学本科考上了研究生，执教大学后成为全国逻辑学界知名学者。
1966年夏，正准备高考的我们没有盼来教育部关于高考的通知，而是文化大革命。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的对象，社论没有提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提及“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从运动最初的情况看，主要在大中学校，党政、事业单位展开，冲击的对象主要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出身不好的普通群众特别是学校师生，有一定影响的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从事教育、文化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摘帽右派。“文化大革命”的大幕，自此拉开。
6月初，清晨，我们还躺在床上，突然，学校广播传出一阵怒吼声：“把反革命分子文发毅揪出来！”文发毅是初中物理老师，竟然是反革命？惊诧不已的我们一咕噜翻下床，跑出宿舍，校园里已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把反革命分子文发毅揪出来！”“打倒反革命分子文发毅！”随后副校长陶必谦，校团委书记方刚绪，语文老师邓德久、林厚庐也被揪了出来，打成“反革命分子”。教学楼贴满了大字报。我是校团委委员，与团委书记方刚绪师接触较多。他出身不好，工作中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不至于反对革命。我贴出了一篇大字报《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为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随意上纲上线，将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这下闯大祸了！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人妖颠倒的年代，谁不跟风谁就可能倒霉，更何况团委书记是反革命，身为团委委员的我本已有嫌疑，不但不赶紧与之划清界限，揭发批判其“反革命罪行”，反而公开跳出来为之辩护，不整你整谁！顷刻间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揪出陈奇！”“打倒陈奇！”名字处，画上血红的大叉叉——那年头流行的、仿照旧时枪毙犯人的做法。我的父亲解放前是赫章县政府科员，因得罪了主任秘书贺国鉴，被抓起来押送军营当兵。途中逃脱、隐匿，不久死去。我父亲的身份由此被上升为伪科长、伪军官，《打倒伪科长、伪军官的孝子贤孙陈奇》成为揭发批判我的重磅大字报。
在我之后，正校也被“揪”了出来，罪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尖子”。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起义投诚。到了“文革”，起义投诚不提了，只剩下国民党军官身份，成为他被整的主要背景因。“文革”初期，唯成分论、血统论盛行，“龙生龙，凤生凤，耗子养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血统论者的信条。“文革”初期，我、正校之外，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也被贴了大字报，遭受批判。正校被整得最厉害，被开除了学籍。1968年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正校因为已不是在校学生而躲过了一劫。1977年恢复高考，却又因被开除学籍的“处分”而不能报考。1980年代初，未能读上大学的他直接考上了研究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倚！
1966年8月， “文革”风向转变，开始批判前段“整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批判走向高潮，运动重点转向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着领导整群众的变成了保皇派，被整的大多成了批判“资反路线”的造反派。我和正校加入了造反派阵营，我成立了“倒海翻江”战斗队，正校成立了“一一·二六”战斗队。“一一·二六”，是正校1966年11月串联到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日子。
1967年4月，毕节形成反对反对毕节军分区所支持的“毕节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地革委”）的“四·二”派和支持“地革委”的“捍红”派两大对立派别。“四·二”派认为，在夺权和筹备成立“地革委”的过程中，处于关键、核心地位的毕节军分区大包大揽，将部分重要的造反组织及其领导人排斥在外，对于未来“革委会”的组成人员、准备结合的革命老干部成员也没有与各造反派组织充分协商，“地革委”的合法性存在问题。贵阳地区形成反对“省革委”的“四·一一”派和支持“省革委”的“支红派”以后，“四·二”派和“捍红派”分别与“四·一一”、“支红派”挂上了钩，分别自认为其下属组织。我和正校以及我们各自的战斗队都加入了“四·二”派阵营。围绕“地革委”成立过程中的种种疑问，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规模之大，皆前所未有。
6月19日，“捍红派”在分区大操场举行万人“捍红誓师大会”，分区政委、“地革委”主任梁革新，分区司令员黄瑶端坐主席台中央，正式表明支持“捍红派”、支持“捍红派”成立地区性组织“四·一一”以对抗、打压“四·二”派的态度。愤怒至极而又无可奈何的“四·二”派群众，遂采取过激行动，冲击“捍红誓师大会”。下午，我和正校与“四·二”派群众一起，高举战斗队旗，朝着主席台方向冲去。“捍红派”群众手挽着手，组成人墙阻挡。冲上去，挡回来，再冲上去，再挡回来。人墙一道接一道，冲击一波接一波；此处不破换彼处，彼处不破换他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反对梁革新支一派打一派”，手挥酸了，嗓子喊哑了。天下着毛毛细雨，头发湿了，衣服润了，鞋子踩脱了，扣子扯掉了。好在双方都还明智，只是推攘，没有挥拳，更没有踢脚。我们最终没能接近主席台，“捍红会”也在混乱中结束了既定议程，成立了毕节地区统一的“捍红派”组织。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四·二”派被迫建立统一的组织“四·二革命造反兵团”。
8月中旬，贵州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主任李再含策划了镇压贵阳“四·一一”派的“八·一八”血案。以大型厂矿工人为主的、贵阳地区“支红派”的专业武斗组织“贵州省八·一八造反兵团”在镇压了贵州工学院“四·一一”以后，高呼“踏平”口号，武装游行。贵阳市开始大规模捕人，全市一片恐怖气氛并很快波及到其他县市。
毕节军分区政委、地革委主任梁革新立即仿效，策划成立了毕节地区“文攻武卫兵团”，设司令部于百花山入口处地区工会办公楼。司令翟元长腰扎武装带，佩戴小手枪；队员配备安全帽、钢钎、梭镖。全体成员集体住宿、集体就餐。
危机在即。8月26日中午，我接到通知，到城郊农机厂集中。那里已有很多人。有一个工人为主的自卫队，一些人拿着铁条插进炉火，烧红以后锤尖，充作武器；有30来个学生，正校也在。但我们学生不是自卫队，也没有人给我们发放自卫武器；我和少数几个同学拿了铁条，权做防身之用。入夜，集中在农机厂的人登上了七八辆有蓬大货车，我们学生在最后一辆。头头对我们说，此行是乘车游行，以表明“四·二”派绝不屈服、誓死抗争的决心。行动不会有什么危险，即使有事，学生是最后一辆，有前面的人顶着。车辆驶入城区，进入丁字口，沿威宁街，自东向西，疾驰而去。至地区运输公司门口，前面的车继续行驶，我们这辆却停下了，许久不动。询问坐在驾驶室的同学，才知道车子出了故障，更糟糕的是驾驶员害怕了，丢下我们跑了。
等待中，突然车厢后面传来一阵嘈杂声，“文攻武卫兵团”学生队头戴藤帽，手持梭镖、铁棒朝我们直冲过来。接近后车厢时，大喊一声“杀”，紧接着一阵石灰撒进了车厢。我就在后车厢边，顿时，眼睛、嘴里灌满了石灰，一阵辛辣，呛得喘不过气来；双眼刺痛。汗如雨下，泪如水注，淌进嘴里，还有一股腥味，可能是石灰中未完全烧化的碎石块把我砸伤了。武斗队举着梭镖，对着车厢两边篷布猛捅，好多同学被捅伤，最严重的一个被捅断了肠子。
“捍红”武斗队继续攻打，后车厢门被砸开了。我纵身跳下了车厢。梭镖、铁棒相加，我还未站起来，就倒在了血泊中，昏死过去，头顶、右手受伤。平静之后，街边围观的群众不顾“捍红”武斗队的阻挠，把我送到毕节县医院。正校眼睛也进了石灰，跳下车就被抓住，反绑双手，押到地委办公大楼单独关押，外面有人看守。大约凌晨三四点钟，听到看管人员说，为防“四·二”派冲击地委大院救人，在围墙边埋上了地雷。第二天，正校从地委办公楼放出来，听说我在县医院，立即跑过去探望。他在被抓时、被关在地委大院时都没有哭，看到我头上、手上缠满纱布，一下哭了。
毕节成为“捍红派”的天下，“文攻武卫兵团”四出抓人，“四·二”派的大小头头、骨干成员被抓捕审讯，捆绑吊打，口含稻草，游街示众。我在医院住了10来天，伤口逐渐愈合，头部及左眼纱布取了，右眼及右手无名指仍然包着。为防被抓，我躲回了老家赫章。正校则与“四·二”派头头谢洪俊、刘可渠等人流亡省外。正校自述：“‘八·二六事件’以后，‘文攻武卫兵团’四出抓人，我与谢洪俊、刘可渠等一二十人经镇雄逃出毕节境，继到叙永，住到叙永师范学校学生宿舍。我曾经以‘小学生’名义支持过叙永、泸州的造反派（组织名称记不起了），危难时刻，认识的同学帮了大忙。不幸的是，谢洪俊、刘可渠让‘捍红派’和叙永当地掌权派设计抓了回去。抓捕时是晚上，我走在后面，尿急撒尿时听到声音，和我走在一起的叙永师范学校的学生立马把我拉入竹林里，侥幸逃脱了。那晚的遭遇真是惊心动魄！我老家在与四川叙永相邻的贵州赤水县复兴镇，1960年我父亲带我在叙永下车走小路回老家探亲，还记得在叙永县城三四里处过河，过天池，走水尾，回复兴。从叙永逃脱后，我凭着记忆，又重新走了一次。到复兴，在我奶奶、姑姑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总想着找‘组织’，就给在赤水公安局的姑父要了20元钱，从赤水坐船到合江，然后坐车到重庆。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看到‘四·一一’联络站的通告，在川大‘八·二六’处有接待站。于是，又从重庆坐火车到成都，在川大住了好几个月。在成都，遇到了一中的朱代强、孙善玲两位老师。他们是夫妻，都是‘四·二’派下属组织‘青霜剑’的坚定分子。朱老师父亲是西师的教授，他领着我去拜望过他父母亲。
10月中旬，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据传，毕节形势渐趋稳定，抓捕游斗的现象基本消停。听从家里的劝说，我决定返回学校。刚跨进学校大门，就看到迎面教学楼上一大横幅：“四·二派坏头头陈奇必须老实交待”。一走进教室，口号声顿起：“打倒四·二派坏头头陈奇！”“四·二派坏头头陈奇必须老实交代！”“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几乎与我同时，正校也回到了毕节。在我被批斗的同时，楼下教室，正校被五花大绑，毒打批斗。正校自述：“回到毕节，高一（一）班学生周□□和尹□知悉，即将我五花大绑抓到学校批斗。我高呼口号：‘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帮‘捍红’派学生更加凶狂，打得我皮开肉绽，满面流血，全身清紫。但是，我高昂的头被压下又顽强地抬起，绝不屈服。我母亲当天晩上把我送到水巷子大姨妈家躲起来，以后，又把我送到大桥躲在一个亲戚家。当得知‘四·二’派计划到北京上访时，我告诉母亲我不能再躲藏了，也要上京控诉‘捍红’派的暴行。当时，你知道情况后悄悄给我送来了20斤全国粮票。临行前，我母亲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去河官屯转镇雄，母子俩哭倒在地。后来，我咬咬牙一跺脚挣脱母亲，趁夜在我表兄陪伴下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回到成都。后来，在川大的‘四·一一’说要到昆明，于是从成都出发，经甘洛、喜德、西昌、攀枝花等地去昆明。其间，我在我读初中老同学的挽留下在甘洛住了半个多月。逃亡途中，我给毕节一中当局发过一封信，表明我坚持革命路线的决心，坚决反对当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中当局因此开除了我的学籍，我也因此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30多年后，作为律师的周□□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全聚德烤鸭店，当着与他一同外出调查案件的毕节县法院七八位工作人员的面，为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错误行为真诚地向我赔礼道歉，我也接受了他的道歉，并以鲁迅的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作答。但是，其他那些手染鲜血的人或参与迫害同学的人，直到今天，内心深处仍无一丝歉意。”
“八·二六”血案以后，“四·二”派的反抗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逃出贵州的成员融入“四·一一”群体之中，或上北京向中央反映，揭露当局镇压造反派的罪行；或奔赴四川、湖南、云南等地，联络当地造反派组织，互通声息，争取援助。在毕节，则有少数成员转入地下，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或搜集当局抓捕、镇压“四·二”派成员的材料并提供给在外的成员；或传播来自外面的信息，鼓舞士气。地下斗争开始是自发、零散的活动，大约从1968年二三月开始成为有组织的斗争。
大约3月中下旬，正校返回毕节，我们便一起投入了地下斗争，决定办一份油印小报。要办报，必须有钢板、蜡纸、纸张、油印机。根据侦察，某中学有这些设备。半夜，我们几个人悄悄前往。到通往学校的岔路口，我留下放风，正校和其他人濳到办公家窗下，推开窗户——一位同学白天已悄悄混进去将插销拔起——翻进办公室，将钢板、蜡纸、纸张、油印机取出。我们为油印小报取名《钢四二》，表示誓死反抗、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意志。小报的内容，一是报道外面的消息，二是报道本地的反抗活动，三是揭露当局的镇压罪行，四是我们自己写的评论文章。袁正校撰写文章，我排版，一位同学刻写。我原来在团委的时候每月要出1期黑板报，排版技术现在派上了用场。刻蜡纸的同学不是一中的，个子不高，瘦瘦的，名字记不起了。每次交给他排版稿，都会按时交回来，刻得漂漂亮亮的。正校有时也刻，为此他还学会了抽烟，以便刻错时用烟头烤化重刻。深夜，我们躲到居民家阁楼油印；印毕，带着油印机转移到另外的地方。我们不断转移地点，避免长时间停留一个地方，被“捍红派”特务盯上。去过的地方，正校回忆，有一个是大横街李素芬家。李素芬的妹妹素芳以及他们的父亲李师傅都是铁杆“四·二”派。李师傅是毕节地区印刷厂的，印刷厂是“四·二”派的大本营之一。《钢四二》的报头是红色的毛泽东头像，这个报头就是在印刷厂秘密石印的。小报16开版，双面，印刷两百来份，直到蜡纸无法再印为止。小报部分送地下“四·二”派成员传阅，多数贴到街上，塞到单位、居民门缝里。由于小心谨慎，我们的小报没出过事。还有一个因素，小报是我们这一帮人自行办的，不是接受地下“四·二”派组织的指示办的，知道内情的人不多。《钢四二》是毕节“四·二”派地下活动时期唯一的小报。可惜，小报刊载的内容一点也记不起了，小报也没有保存下哪怕是1份。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反右倾翻案、右倾投降、右倾保守，粉碎反革命复辟的“三反一粉碎”运动兴起，随着运动的深入，渐次提出了批判保守势力、正确对待老造反派的问题。5月，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主任李再含在“四·一一”问题上依然坚持取缔、镇压方针，但也不得不承认毕节“四·二”派绝大部分是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要求毕节军分区、地革委正确对待“四·二”派。毕节“文攻武卫兵团”不敢继续抓捕地下“四·二”派成员，我们躲过了被抓捕、被批斗、被毒打、被关押的劫难，并且公开地、堂而皇之地以“反击右倾翻案风”、“狠揍翻天老保”的名义部分地清算官方镇压“四·二”派群众的罪行。但是，“四·二”派还扣着“犯错误”的大帽子，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坏头头”，或仍被逮捕关押，或仍流亡省外。我们为“四·二”派彻底翻案的斗争仍然只能秘密进行。
10月，“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就要离开学校，离开城市，回到老家，回到僻远的农村一辈子当农民，心中无比的惆怅、难受。临走之前，在正校的帮助下，我先后去四川叙永、贵阳游了一趟。其时，叙永师范学校的邱泽蓉、付会英、□□□一行3人来毕节，正校接待了她们。她们是正校1967年“八·二六血案”以后逃亡叙永时认识的。听说我就要回乡，遂邀请我随她们赴叙永走一趟。我在叙永住了1个星期，这是我第一次去四川，并领略了叙永的高热。去贵阳的时间是11月中旬抑或下旬，正校陪我前往，住正校舅妈家。厚道、热情的舅妈接待了我，管吃管住，呆了大约1个星期。“文革”后我到贵阳读书、留校，数十年间，我们成为了不是亲戚的亲戚。
11月，我回到赫章老家。正校则因此前被一中开除已不属于在校生而躲过一劫。
1969年初，中央着手解决贵州问题，驻云南的昆明军区0276部队进驻贵州“支左”，改变李再含控制下的省军区部队“支左”向“支红派”一边倒的状况。受“支左”部队状况改变的影响，“四·二”派、“四·一一”在被血洗1年半以后重新打出了旗号，公开活动，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大字报、大辩论，控诉官方罪行，要求为“四·二”派、“四·一一”平反昭雪。我回到毕节，与正校一起继续办《钢四二》小报，充当“四·二”派的舆论喉舌。
这次回毕节，不似以前在学校，住学生宿舍，吃学生食堂（家里每月寄生活费），现在是居无定所、食无定出。“为革命奔波”，走到那家就住那家、吃那家，主人不言而喻，我也不谦让客气。正校既是同学，又是同生共死的伙伴，不少时间都在他家吃、住。他有六姊妹，都没工作，父母收入微薄，我很不过意，他们却无怨无悔。
尽管中央调0276部队到贵州“支左”，但李再含扶持“支红派”、打压“四·一一”的态度依旧不变，对起而反抗的“四·一一”及各地群众组织实行武力镇压，全省武斗事件不断。在毕节，“文攻武卫兵团”虎视眈眈，进一步扩充兵员，部分配备了枪支。面对严峻的形势，6月，我和正校奉命前往四川叙永，联络当地造反派组织，为“四·二”派准备一条撤退的后路。叙永紧邻毕节，一旦有事，当天即可出境进入叙永境。1967年“八·二六”血案后，包括正校在内的“四·二”派的一批人就是逃往叙永并得到叙永造反派的帮助、支持的。我们住叙永师范，正校当年结识的邱泽蓉、付会英和1位陈姓男生接待我们。
返回贵阳的时候，碰上四川知青闹返城，设置路障，阻断交通，给官方施压；据说还有的知青手持枪支，自称“李向阳部队”，袭击地方政府。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扒车。走到爬坡地段，爬上了1辆车，没走多远被发现，赶了下来；再爬，再赶，赶赶爬爬，下午，幸运地遇到了1辆毕节运输公司的货车，带着我们上了路。
7月末，李再含再次对“四·一一”下毒手。以大型国营厂矿工人为主的全副武装的“八·一八兵团”，向清镇电厂、汽车三场的“四·一一”发起攻击。29日，紫林庵的驻军竟然向“四·一一”开枪，当场打死4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二九惨案”。
贵阳动手，毕节“文攻武卫兵团”也准备武力镇压，自知无力对抗的“四·二”派群众只得纷纷逃亡。听说0276部队在贵阳设有“四·一一”逃亡人员接待站，9月初，我和正校、李梦明、董武惠等10来人，坐上了1辆往贵阳运送硫磺的闷罐车，以躲避“文攻武卫兵团”在贵毕路沿途可能的设卡搜捕。0276部队设立的接待站正式名称为“中央批准的贵阳地区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位于火车站附近贵阳建校内。避难进入学习班的人来自贵阳及一些地州县。部队四周站岗，保卫学员，并告诫大家不要走出驻地。个别人员没听劝告出去，结果被“八·一八兵团”抓捕。部队将学员编成班排连，派出军代表，组织大家学习，号召大家撰写材料。这样一个可以通达北京的机会和渠道，正是大家求之不得的。我们立即凭着记忆，白天黑夜抓紧书写有关毕节地区两派斗争来龙去脉的材料，揭露军分区、地“革委”、“捍红派”镇压“四·二”派的种种罪行；并通知外面的人将有关的材料送进来转交给部队。部队按连队的标准开伙，8个人1桌，蹲在地上吃，1桌1盆汤菜，很少有肉，米饭管够。晚上，教室地上铺上草席，两人合盖1床绒毯，搬个石头垫个书包之类的当枕头。随着进来的人日益增多，三四个人才有1床绒毯，很多时候根本就盖不上。进入10月、11月，气温日低，好在人年青，没感冒。
“七·二九惨案”促使中央进一步作出解决贵州问题的举措。10月下旬，中央发出解决贵州问题的文件，调整贵州领导班子，李再含调离；承认“四一一”为革命组织，要求贵州两派革命组织联合闹革命。11月底，毕节“四·二”派被承认为革命组织，与捍红派实现大联合。被镇压、屠杀两年多，长期处于非法地位的“四·一一”、“四·二”派终于获得平反，翻了身。
11月，学习班学员陆续离开。毕节“地革委”派出10余辆大客车，前来接人。逃亡到学习班的、没进学习班的，全部上车。第二天黄昏时分，毕节城区灯火隐约可见，欢迎队伍早已等候在五龙桥一带。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清毕路，威宁路，十里长街，人流如潮，车混着人，人混着车，缓缓移动。两年多的压抑、苦难、血腥、牺牲，两年多的斗争、反抗、坚持、曙光，都凝聚到了这一刻。拥抱、欢呼，尽情地享受着凯旋的荣耀；牵手、跳跃，久久地享受着胜利的喜悦，直至深夜。
接下来的10来天，纳雍、威宁“县革委”派人接回各自的学员。走的时候，县里来接的、回去的、毕节陪伴送行的，同样地坐上大客车，浩浩荡荡，绕城一圈，再打道回府。纳雍的回去，我和正校也陪伴送行。威宁的回去，我同车回野马川，第二次回乡；正校与我同行，在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乘威宁返程的车回毕节。
1972年，我被录用到赫章县平山中学教书，正校则早于我被招工到毕节陶瓷厂。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录取贵阳师院，1982年毕业。正校因曾被“开除学籍”而失去了报考机会，干脆越过大学本科，在我大学本科毕业的1982年考取了西南师范学院的研究生。
我本科毕业，虽然成绩好，却未能留校，被分回老家赫章。我不甘心，决定报考1983年的研究生。备考期间，正校不断从从西师给我写信，为我打气、寻找复习资料、打探消息。 “凭你的水平，眼光还可在贵阳师院之外的名牌大学知名教授。当然，为稳妥起见，也可考师院……万望排除一切杂念，排除一切干扰，争取明年一战告捷。仅有3个多月时间了，要把英语和专业扎扎实实地复习巩固一遍。千万别再犹豫！别为各种干扰分心！掉上几斤肉也要干！我在这里盼望你的佳音！需要什么东西我一定尽力而为。”“从你考党校情况看，政治大可放心。要吃透十二大文件，明年考题该内容分量肯定不轻。英语一定要抓紧。”初试上线，正校根据他的经验，提出了复试建议：“把专业、专业基础、基础准备一下。笔试仍然是基础性的东西，难度不会很大。口试只是随便问问，诸如读过那些书之类的问题……需要而又找不到的书来信告，为你借或买。”是年，我考取贵阳师院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以后，正校执教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我执教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开始了后半生的教学、科研事业。我到北京开会，必定要到他家；他回老家探亲路过贵阳，也一定要到我家，并邀高中同学一聚。我们几乎每年都会见面，促膝长谈，甚至彻夜不眠，交流彼此的教学、科研心得、体会，介绍学界动态。正校思想活跃，工作勤奋。他组建了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逻辑学研究所，领衔申报并获批逻辑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他参与主持编写的《逻辑学教程》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获教育部“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他历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逻辑教研室主任、现代逻辑研究所所长、逻辑学硕士点负责人，西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逻辑学会副会长。1999年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市社科联组织各个学科的专家撰写文章，介绍本学科百年来的研究动态、研究成果、未来研究展望，代表中国逻辑学撰写文章的，正是正校。在高手如林的北京学术界，正校却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逻辑学界知名的学者。正校是毕节人的骄傲，是贵州人的骄傲！
谨以此文悼念正校——我六十年相知相交的挚友。
二0二三年一月
于海南临高·半岛阳光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