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他是威海市中心医院（时称文登中心医院）一名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一心治病救人，为百姓服务；41年前，他根正苗红，是单位先进分子，一心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41年前，他年富力强，是三个孩子的父亲；41年前，他毅然踏上了非洲这块古老而陌生的土地，开始了他为期两年的援非之旅。时光荏苒，如今已经85岁的唐锦禄对那段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援非是一件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唐老告诉记者，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够被选进援非医疗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想要参加援非医疗队，首先需要组织推荐，除了医术过硬外，只有那些政治过硬、思想先进、业务突出的拔尖人才，才有可能获得这个机会。

作为医院骨科的先驱，唐锦禄1963年参加了卫生部组织的全国骨科进修班，学成归来便组建了骨科专业，在烟威地区率先开展了西医骨科学，带领团队开展了人工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术，腰椎管狭窄症手术等。1972年开展了显微外科手术，断指、肢再植术，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1977年，山东省卫生厅再次组织医疗队赴非洲进行医疗援助工作，作为当时医院的先进工作者，唐锦禄被推荐参加此次援非工作。“那时候是省里组织、医院推荐，能代表医院参加援非，在遥远的非洲发挥自己的医术，救治国际友人，是让我觉得无比光荣而神圣的事情。”唐锦禄说。经过简短的语言培训，1977年9月，唐锦禄跟随医疗队，踏上了非洲大陆。

尼雷尔总统邀请中国医疗队到家中做客（左一为唐锦禄）

条件艰苦超出想象

共40人的医疗队到达非洲后，兵分七路，分别奔赴不同的地点。唐锦禄被分到了坦桑尼亚的塔宝拉医院，包括他在内，这里共有7名中国医疗队成员。来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年，唐锦禄又被调到了木索玛医院。

初到塔宝拉，当地的贫穷和落后超出了唐锦禄的想象。石头加土垒起四面墙壁，上面加个顶就是当地居民的房屋，锅是用石头支起来的，大部分家庭根本没有床，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上可能会铺上一张牛皮。医疗队成员被安排在医院旁边一个独立的院落里，家具都十分陈旧。当地为医疗队配备了一辆车，一位驾驶员，一位守夜人和一位做饭的厨师，这在当时已经是贵宾级别的待遇。当地物资奇缺，食物单调，每隔一段时间，国内都会输送一批生活物资和医疗药品过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缺乏的情况。后来，医疗队开始自己在院子里种植蔬菜，才让饮食变得丰富了一点。

与生活条件相比，当地医疗条件的简陋程度更是震惊了唐锦禄。“塔宝拉医院从行政级别上来说相当于省级医院，但规模和医疗水平甚至不如我们当时的县级医院。”唐老回忆说，当时整个医院只有2名正式医生，并且没有分科，医院也没有像样的医疗器械，药品更是少的可怜。基本上能用的上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是医疗队从国内带来的，甚至连病床和床上的被子毯子等用品也是从国内带过来的。医疗队来了以后，将医院简单的分成了内科、外科、妇科、放射科、麻醉科等几个科室。

艰苦卓绝中克服障碍 高超医术名传当地

我们听说的非洲大多是巍峨的乞力马扎罗、气象万千的东非大裂谷、壮观的动物大迁徙，但真实情况却是疾病肆虐、危险丛生。疟疾、霍乱、艾滋病等无处不在，加上医疗条件的限制和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让医疗队的工作困难重重。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唐锦禄依靠自己高超的医术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一次次解除了病人的痛苦。相比于荣誉，他们更看重的是每一次治疗的结果和病人痊愈后的笑脸。

就在刚到塔宝拉工作不久，唐锦禄遇到了一位胸椎结核病的病人，经过详细诊断后，唐锦禄决定为病人开胸做病灶清除术。在当地医生看来，这完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中国医疗队到来以前，以当地医院的水平，他们根本做不了这样的手术，拿这种病毫无办法。手术成功后，整个塔宝拉沸腾了。唐锦禄以他高超的医术，为医疗队赢得了当地居民的信任和尊敬。从此，当地人都喜欢找中国医生看病，当地医院的医生也喜欢跟着中国医生工作和学习。

在塔宝拉的时候，有一位警察因肠梗阻来到医院，当时是一位当地医官接诊治疗（医官是当地对有官职在身的医生的一种称呼）。医官诊断患者的病情是因为肠扭转导致的肠梗阻，决定通过手术把患者的结肠转过来。医官喊来了唐锦禄，希望他能协助进行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唐锦禄发现患者情况比较严重，单纯的将结肠理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建议将患者结肠切除一部分。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医官的拒绝，医官认为，只要将结肠理顺，就可以治愈患者。最终，按照医官的方案治疗了患者。

没想到的是，出院一段时间后，这位警察又再次因为相同的病情来到医院。这次，唐锦禄主刀为患者切除了一部分结肠，彻底治愈了患者。

一天，医疗队在上班时，唐锦禄发现这位警察在路口拦下了他们，这让唐锦禄很是意外。原来，医疗队每天上班刚好都要经过这位警察办公室的窗后，他是专门等在这里向医疗队表达谢意的。

在塔宝拉的一年，唐锦禄治好了数不清的病人，他优异的工作表现，也让他在第二年的时候，转到了木索玛医院工作。

在木索玛，唐锦禄遇到了一位胸椎结核病合并截瘫的患者，患者结核病病灶压迫脊髓导致截瘫。这位患者去了坦桑尼亚许多比较有名的医院都无法治疗，后来，听说中国医生可以治疗这种病，专程慕名而来。唐锦禄成功为患者做了开胸病灶清除术，手术后，病人很快就恢复了行走能力。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坦桑尼亚的国有报刊——《每日新闻报》专程派记者全程跟踪报道了此事，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唐锦禄成功为患有胸椎结核合并截瘫的患者做开胸病灶清除术，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当地《每日新闻报》对此事做了报道。（前右一为唐锦禄）

用高度自律和高尚医德诠释大医无疆

援非的两年，无论是在塔宝拉还是在木索玛，唐锦禄对待工作的态度永远都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从查房到诊治，唐锦禄从不马虎。“出门在外，我们就代表着中国医生的形象，只有好好工作，才能对得起五星红旗。”高超的医术和高度的敬业精神，让中国医疗队得到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敬。

唐锦禄说，那时候有许多当地人给他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但是中国医疗队有着严明的制度和高度的自律，“我们收下他们的心意，但是所有的礼物一概不收。”正是这种高尚的情操让当地人和中国医疗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医疗队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总会尽全力去帮忙解决。有一件事给唐锦禄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一次医疗队出诊，车子过小河时陷在淤泥里出不来，医疗队的成员想要把车子推出去。当地人看到后，让医疗队员坐在车里，他们在下面连人带车一起推出了淤泥。

坦桑尼亚官方对中国医疗队也非常重视，当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将亲人的健康交给了中国医疗队。尼雷尔的家乡就在木索玛，每次尼雷尔回家乡，下飞机后，总会先到中国医疗队看看，然后再回家。中国医疗队所在的地方官员，也经常会邀请中国医疗队到家中做客。他们对医疗队的高度信任，激励着医疗队更加严谨、认真细致地为当地服务。

在坦桑尼亚两年，唐锦禄的手术量达到近2000例，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做10多例。即使是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他仍然主动担负起了为当地医院培养医生的责任。那时候，当地医院也有从欧美留学回来的高材生，但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他们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临床经验却几乎没有，动手能力极差。唐锦禄为病人治疗的时候，总会让他们在旁边跟着学习，遇到疑难病例，唐锦禄就手把手的教。在塔宝拉和木索玛，唐锦禄分别教出了2名医师，后来都成为了医院的骨干。唐锦禄这种大医无疆的精神，让同样在非洲援助的英国和印度医生赞不绝口。

用心工作结出累累硕果

在坦桑尼亚，唐锦禄最自豪的事情就是他的入党申请在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党委获得批准，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异国他乡，唐锦禄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这说明我的工作做的不错，组织上对我是认可的。”谈到入党的情形，今天的唐老仍难掩喜悦，“入党是对我的一种肯定，我心里非常高兴和自豪。”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远在坦桑尼亚的唐锦禄所在的医疗队有一位成员作为人民代表回国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又第一时间赶回了坦桑尼亚。这件事，让医疗队非常振奋，让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

一纸鸿雁聊解思乡之情

在坦桑尼亚，比艰苦的环境更加难熬的，是思乡之情。

唐锦禄在外两年，没有休过一次假，和家中全部的联系，只能靠每月一次的书信往来。当时，当地的邮局医疗队无法使用，和国内来往的信件都是通过大使馆。每月送一次信，当次回信回答的是隔一个月前的来信内容，信息的沟通非常滞后。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聊解思乡之情。

唐锦禄出国前，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这一走，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妻子的肩上。唐锦禄的妻子当时是威海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儿科大夫，工作很忙，经常需要上夜班，只能将三个孩子扔在家里。“那时候经常晚上不敢睡觉，我们三个就跑到邻居家去睡。”谈到当年的情形，唐锦禄的女儿笑着说，“后来父亲回家后，我们都高兴坏了。”

援非的两年，对妻子和儿女，唐锦禄心有愧疚，但他不后悔。唐锦禄说，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在那个年代，援非也是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能用自己的医术为国家做出贡献，他很高兴。

1979年国庆前，结束了两年援非工作的唐锦禄回到了国内。两年的援非历练，让他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医生的使命，让他在以后的工作中，时刻牢记躬身履行医者责任。

采访结束后，唐老起身相送，耋耄之年的他依然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其实他的身材并不高大，甚至有点瘦弱。我不禁在想，当初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守护了一方平安，在极端简陋困难的条件下很好地履行了一个医生的天职，拯救了无数非洲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塑造了中国援非专家的形象，为祖国争得了尊严和荣誉。我忽然想起了唐老在采访过程中说的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我是一名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