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由孙永波三妹孙梅口述，三妹夫徐寿山于2011年5月8日整理完成）
一、英烈的父亲。
我家住滨海县东坎镇三烈村，父亲孙志登，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乡农会长，还有两个堂兄，孙永军（乡长）、孙海洋（区团委）等职，开展工作，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不久日本侵略军入侵中国，烧、杀、抢、奸淫、大肆杀戮中国人民，敌人进驻东坎，经常下乡扫荡，有一次下乡扫荡，发现少了一个日本鬼子，就把桃园全村群众（包括我的父亲）赶到一个广场上集体跪在地上，架上机枪准备射杀，幸亏那个鬼子兵找到了，才幸免于一场惨案，而七套却发生将几百群众集体跪在广场上射杀的惨案，人们热血弗腾，义愤填膺，起来！同敌人搏斗，消灭鬼子兵，把敌人赶回小东洋。
1943年六月初，我父亲与乡村干部游击队在东坎南边狼猫墩子坟茔场内伏击敌人，敌人被打回东坎去了，他们把汉奸杀了四个人。晚上在群众家里开会，叛徒倪石儒向东坎敌人告密，敌人下乡将他们包围，他们突围了几个人，而我父亲和我两个堂兄孙永军、孙海洋都被敌伪抓进东坎敌人据点了，在六日七号连同十个革命群众共十三人被日本鬼子绑赴东坎南郊（现滨中校址），用砍头、剌胸、腹等方式凶残杀害。我父亲因系为首的干部，鬼子把十二个干群被砍杀的情节给我父亲看后，最后才刺砍杀害他的。这些都是父亲死前在家里对母亲讲的，“孙永军头砍了挂在旁边，有的人头被砍掉，滚出很远，血直向高空冲冒，孙海洋胸口捅了七剌刀，鬼子杀人太多，累了还坐在旁边坟头上息息气。”最后因鬼子力疲，杀我父亲未及要害，当时我父亲未断气，被淹埋入预挖的土坑内，因雷声闪电，欲下雨而草率盖上土，夜晚被两个堂嫂刨出，由群众先送到家里，而后区里派人将父亲送去我后方医院，因伤势严重失血过多，于六月十一日牺牲，（现在的三烈乡、村是根据孙志登、孙永军、孙海洋三烈士而命名）。
二、革命的妈妈。
母亲孙吕氏，在父亲牺牲后年仅三十七岁，留下年老弱多病的奶奶和我们幼小的兄妹六人；大哥永波14岁、弟弟永海8岁、大姊孙芳17岁、二姊孙明15岁、我才10岁、小妹孙红才3岁，家中日子怎么过？全靠母亲一个人，只有几亩薄地，母亲一双小脚领着我们几个小的种田，没有吃的，我母亲都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把我们肚子填饱，挖野菜丶拾草丶拾山芋丶拾罗卜丶拾粮食，野菜挖回来，烫熟了晒干子藏起来留着缺粮时吃，母亲动脑筋、想办法把各种野菜(麦荠菜、破纳头、盐蒿菜、徐徐菜、竹边菜、灰条菜、灰条条、雀舌菜、夏秋的天马子菜等)、胡罗卜麻罗卜茵子烫了晒干子留着吃，或加工成饼、园子、煮饭、粥，芦根磨浆做糊子饼吃，吃山芋藤、头、芽、叶子等等，真是废尽心机！有一个春天，区政府发救济，您一双小脚因为天下雨踏着泥泞地走了十多里路，领了一块半豆饼回来（群众只领半块），我们几个小的抱着豆饼啃，而母亲在父亲牌位前大哭了一场。母亲呀母亲！为了养活我们，您心操碎了！
我母亲思想进步，积极支持父亲投入党的怀抱，参加了共产党，任乡农会长，全力组织群众运动，搞二五减租、减息等工作，日本鬼子入侵东坎，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才得全力投入抗击倭敌斗争。
部队干部有时为了特殊任务不便带武器，把手枪留在我家，遇有特殊情况不能回来或需化装转移把枪支留下，而母亲都是在夜内把枪支深埋到柴堆下。有的干部因遇敌情，文件不能带走把皮包留在我家，母亲都是把它藏起来，等他们回来完物无损地取走。
革命人，她保护：一天，一个干部到敌区探消息，被坏人发现，他涉河跑来我家，他对母亲说：“坏人追来了，把我躲一躲，母亲把他潮衣服换掉藏在厨房内，马上坏人追上来。”（我大哥孙永波知道他姓名，我记不清楚了。）后来坏人装着卖布的、挎着布包冒充共产党人，还拿着抗币问我母亲：“有个同志来你家，在哪里？”母亲说：“不知道，穷日子还过不过来呢！我们不管这些。”那两个坏人找不到什么，天黑就走了，临走时还发狠呢：“以后叫你们好看，”还说，“怕死必死。”这样，一位革命干部，逃过了一劫。
不久父亲被捕。
“救了革命干部，牺牲了丈夫”！我母亲付出了昂贵代价！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先人后已的“革命的妈妈”！
母亲曾多次病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于1998年7月初二日八十八岁病逝。
儿女们悼念父母的诗二首。
（一）历史重温欲断肠，痛心疾首泪千行，
吾爹抗日成英烈，青史留名永有光。
（二）慈母英年品德良，培儿育女毅坚强，
高龄米寿仙山去，亮节高风世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