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叫戴桂芝，小名晚妹。母亲生于丁巳年（1917年）九月初十，论月份她老人家还比我小一天呢！她们家也是从江西逃荒来的，老妈说她的父母讲的都是江西话，因为妈妈生在贵州，一句江西话都不会讲，只是能听懂一些日常用语。她们的家史我一无所知，两个舅舅在民国时期我外公外婆去世后就离开等溪了。
说母亲平凡，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她出身农家，嫁到农家，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终身务农，生活简朴；没有读过书，未见过什么大世面；由于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木匠师傅，很少在家，她既要养育儿女，又要承担全部农活，从来没见她闲过，导致她疾病缠身；特别是在集体干活的年代，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去干男人的活——杠木头，结果腰部(肾脏)严重受伤，最后死于肾衰竭尿毒症，55岁就离开了我们。作为亿万中国农民中的一员，她是最平凡、最普通的一位了！
说我母亲伟大，绝非有意夸张。我想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母亲嫁到我们家大概是1934年底，1935年祖父去世后几兄弟分家，我家和二伯一起到叩榨坡上建了一栋小木屋定居下来。没有田土，父亲靠给人家做木工维持生活，连贫农都算不上，是典型的农村无产阶级。在母亲的操持下，不久就买了一些田土，添置了一些农具，买了耕牛，生活逐渐有了起色。1936年农历6月姐姐出世，母亲整天把女儿背在背上忙家务，忙农路，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临近解放時，在她的坚持下（顺便说一声，我父亲在家是绝对的甩手掌柜，母亲是真正的当家人），在公路边买了两块上好的稻田，并用其中的一块建了新房，这样我们就从“高坡佬”变成“街上人”了。这是她用辛勤劳动和智慧改变家庭命运的结果。土改时，好人有好报，共产党的好干部何乡长未听信那些巴不得吴四倒霉的人的馋言，没有错误地把我家划为地主富农。我母亲利用在公路边的有利条件开了“昌智客栈”，为过往客人提供食宿，收入虽然不多但也足够生活开支，加上父亲在外打工，也有一定的现金收入，在当地也算小康之家了！大跃进时，由于母亲的远见卓识，巧妙地存了一些粮食未被搜去充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饿饭来临的時候我们没有挨饿，还暗地里支持了8户人家度过了难关，使他们也逃脱了饿死的命运！
我母亲娘家虽然也是地地道道的汉人，但她能入乡随俗，能很好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子，喝酒也搞得几杯，唱歌也可以哼它几首。加上她为人大方，人缘好，又喜欢帮助人，在当地她可算得上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记得我回家時，经常看见街坊邻居找她借钱，从未见她拒绝过。有時我问她：“妈，这些狗肉账你收得回来吗？”她说：“既然是狗肉账，收得回来收不回来无所谓了！”据我姐告诉我，妈借出去的多，收回来的少，她从不去给人家要账。大队支部书记陈万德给我讲：“你母亲是个观世音，得过她好处的人太多了。你母亲心比海宽，能容得下常人所不能容的事，就是我这个男子汉都自愧弗如！”母亲去世的時候正是文革闹得欢腾的时候，哪家死了人都是阴稍稍的埋了完事。她下葬的那天，近百位乡亲冒雨赶来吊唁，大队支书陈万德在车辆穿梭不停的公路旁为她开追悼会并发表了令许多乡亲痛哭流涕的追悼词，过路车辆也停下来鸣笛致哀，在我们那里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使乡亲们和过路行人十分动容！
母亲既是我的慈母，又是我的严师。小的时候，她早早就把我喊醒，为我穿衣梳洗。收拾完毕后，第一件事是讲我昨天做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今天要注意什么。父亲很多時候不在家，她总是在我面前说父亲的种种好：“为人正直，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偷奸耍滑，为什么人家都喜欢找他做木匠，就是他做人诚实，别人信得过。你要学他，不要给他丢脸。”她从不埋怨父亲不顾家。老爹回到家，左一声“老四”，右一声“老四”，亲热极了。老爹外出，总是细声细气地交待这交待那，就像是她的小弟弟，其实她比我老爹整整小九岁！说她是贤妻良母一点都不过分。
她总是为我的前途着想。她说，吴家来自外地，在这里没有根基，得靠自家努力。我12岁不到她就支持我外出读书，长期忍受身边没有儿子孝敬的痛苦与寂寞。她为集体干活受重伤，生怕告诉我让我跑来跑去，不准姐姐打电报告诉我，使她的伤病一拖再拖，等我回到她的身边时她已深度昏迷，我呼天唤地，她才勉强睁眼说一声：“你总是来回跑我痛心啊！”她这一声，让我撕心裂肺，一想起她我就忍不住淚流满面！是我这儿子不孝呀，妈！你这个儿子为别人防病治病成千上万，就是不管自己的老娘！好了，写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