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22年3月28日
把父亲和妹妹送走后，病房里只剩下母亲和我。母亲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三个小时一会儿过去了。我知道她不再会呼唤我。我把她的头发捋整齐，准备道别。走出病房这一刻，我想大哭，但马上平静下来。她似乎在告诉我，生离死别，要坚强。母亲的爱是那润物细无声的信任和理解。我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懂得母亲，感激和赞赏母亲。我离开了医院，母亲也离开了。 但我与母亲心灵的距离反而更近了。
02. 严厉，宽容，与信任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那时我大概是4-5岁。有一次我剩了几口饭，不愿吃。母亲大怒。奶奶要替我吃。母亲愈怒。我在挨了几下之后，含着泪水把饭吃了。从此对母亲的严厉耿耿于怀。奇怪的是，我母亲从那时起再未有任何呵斥，哪怕我在外面闯了祸。但我觉得母亲总在不近不远处关注着、让我隐约感到那种不可违背的期待和要求。她可能发现让我自己辨识对错，找到自己的路，比说教有效。我无从知道母亲如何担忧少年时期我的独立和叛逆。但我更愿意相信，母亲对我的信任和信念克服了本能的牵挂，掩盖了对我的担忧的流露。
在我成年之前，母亲似乎从未当面夸我。母亲大概是在践行外婆的信念：‘喜欢自己的孩子，放在心里，不要放在嘴上’。1982年大学毕业后不久，有一次母亲告诉我， ‘杨老师说，儿子不要多，有一个好的就足够了’。那是一个难得溢于言表的场合。
我的少年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年代。不仅是物质贫乏，思想感情交流更是一片荒芜。我从未想到要问母亲，为什么我们家既无表扬奖励，也缺批评惩罚。不缺的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那时居住条件有限，有客人来会在父母的卧室兼客厅里。我喜欢留在那里听大人说活。有时会插话，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很多长者来说，这种举止纯属不规。 但母亲特别“纵容”我、即使当着她的同事的面，从不阻止或训斥。所以我自幼就以为无论长幼，话语平等。在那个禁锢的年代里，我（们）似乎生长在一个既严厉又宽松的家庭环境里，那里没有思想灌输，言行禁锢。这种宽松与时代相悖，很可能出于母亲对自己孩子不移的信任和信心。
03.后盾
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农村那天，母亲送我到位于星火农场的连队，一直到傍晚才离开。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上海的。我在农场的两年， 家里经常有人来看我。母亲来得最多，大概有4-5次。每次都是住在晓源的宿舍里。一清早出工时，母亲都会在墙角处默默地注视我。但从不表达伤感或担忧。等我收工回来，她已坐末班车回上海了。每次回上海，她会找机会跟我说话。可惜我并不能体会母亲的感受。1978年初上大学的第一天，母亲送我到嘉定。在学生宿舍里，母亲默默地注视我整理行李直到下午才离开。我不记得我是否送母亲到车站。 应该没有。大三的时候，我告诉母亲想出国学习，母亲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她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帮我了解出国的途径，做准备工作。 1984年年底出国时，母亲（还有晓源和岳母）一直把我送到广州。那时没有国内直飞加拿大的航班。必须从香港走。 母亲依然没有叮长嘱短，只是打点行程安排。 当我只身一人登上经罗湖去香港的火车，母亲，晓源和岳母不断地向我挥手。我又看到母亲眼神里的信任和期盼。在我人生每一个转折点上，母亲总在我的身后，用她的乐观、坚毅、和辛劳，无条件地支持着我。
04 数学和数学老师
母亲是一名中学数学老师。晚上备课或改作业是家常便饭。我对数学的好奇源于她的备课笔记。 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看到她笔记里全是符号，觉得很神奇。 我就问，什么是sin(x), 什么是cos（x）, 为什么它们的平方和会等于1？母亲告诉我这叫三角函数。你长大会学到的。她没有逮住那个机会给我灌输我不太可能搞懂的东西。初中高中以后，母亲从不过问我的学习或数学，我也从没问过母亲数学作业题。一方面那时学校没有什么压力，不搞怪题难题。另一方面，荷尔蒙滋养的独立和叛逆不鼓励我去问任何人，包括母亲。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自学复习，我才开始向母亲请教一些数学解题方法。填专业志愿的时候我和母亲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数学专业。 An Apple never falls far away from the tree。
后来偶然有一次问母亲为什么成了一名数学教师。母亲的回答让我开始対世事和父母辈的艰辛有所思考。母亲说，读师范是免费的，这样就不会给家里增加负担。可以早点帮家里养家糊口。合作社以后外祖父外祖母便再无能力供长女求学。于是母亲高中辍学，转而去了镇江师范专科。那里她和父亲是同班同学。
05 文革
文革中期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去母亲学校。看到学生在斗校长。 会台边上母亲脖子上也挂了块牌，上面写着"打倒保皇派张荣梅". 后来听说因为母亲是教导主任，立场不坚定。批斗大会结束后，我和母亲一起回家。后面有几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跟着，一边辱骂，一边扔石子。我那时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对扔石子。那回母亲真害怕了，一把把我拉到她身后。不记得她对学生说了些什么。我们最终得以安全回家。整个文革后期。母亲再也没允许我去她的学校。也不再和我说学校的事。那年大概是1968。
1966和1967年母亲曾带学校的高中生数次去北京大串联。她没怎么说串联的事。我只记得她说，把嗓子都叫哑了，根本就看不到毛主席。
06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