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母百年诞辰
                                    李国文

    二O一一年八月上旬，我们兄弟、姊妹六家共三代三十余人分别从资阳、成都、名山、雅安齐聚康定，纪念父、母亲诞辰一百周年，同时悼念父亲逝世五十九周年、母亲逝世三十三周年。一九七八年八月母亲因脑溢血在康定光明路49号（包家锅庄）家中去世，临终都还戴着一顶莫须有的“地主份子”的帽子，父母亲连一分土地都没有，何以为地主份子？

    母亲生于成都，三十年代毕业于成都女子省立师范学校。一生热爱幼教事业，西康建省成立省立幼稚园时，母亲便是首任幼稚园主任。可以说母亲开创和推动了康定地区幼教事业的发展。解放后又亲手将已具规模的幼稚园（即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幼儿园）移交给了康定军管会，被迫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幼教事业。

    解放初，父亲蒙受冤屈被判刑投入狱中。母亲为了这个家庭不散掉，坚守我们兄妹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她从39岁便独自一人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承担起哺养和护卫我们6个未成年子女的艰难困苦生活，毅然决然地留在康定等候父亲回来，其间母亲参加了为旧政府军政人员及家属办的政策研究班。同时，也是为了不回成都去影响娘家弟妹们的政治前途，毅然放弃了新政府给的机会 — 带着子女们返回成都生活。（有些象母亲一样政治身份的人都带着子女回到娘家原籍，过上另外一种生活）。

    母亲为了要我们做一个有文化、对社会有用的人，家里再困难也坚决不让我们辍学。她和时年十二周岁的国翰姐，就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母亲和国翰姐每天为别人洗衣服、带孩子，生过豆芽、做过豆腐，后来去街道服务站做针线手工活路，千辛万苦换取微薄的收入来维持一家的生计。还去兵站买廉价锅粑当米煮饭、捡回别人丢弃的死鸡来做菜、去饭馆买别人吃剩下的菜，省吃俭用供我们生活、学习。我们兄弟、姊妹小小年纪就上山砍柴、去水井子捞别人洗菜丢弃的菜叶，以减轻母亲的负担。生活再难一家人在一起也能熬过，难熬的是母亲要独自面对政治折磨、社会的歧视和凌辱。二十多年，一直要按照包挟管制组的强令每周两个下午义务去清扫大街，文革时期还得背着写有“地主份子”的白布去扫街。二十多年，一直要按照包挟管制组的强令每月定期给包挟管制人员汇报思想，不光要做口头汇报还要写出书面材料，就连母亲因病重住医院包挟人员也要听汇报，曾经还说母亲装病逃避管制。

    经年日久母亲积劳成疾，高血压、便血......。一九七八年母亲再也撑不下去卧床不起，带着无限的委屈和无奈离开了人世。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已经开始，历史的真实原貌在逐渐恢复......，可是母亲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人们对她和父辈们的“平反昭雪”和客观公正的评价、肯定，这是我们做子女一生最大的遗憾。留下这样的回忆让人很是心酸和难受，但我们是想让子孙们记住祖辈、父辈以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设过这片土地 — 康定。

    文革后期母亲生病卧床。我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近，经常去看望母亲。那段时间她特别思念我的外婆，多次问起我曾经见到外婆的情景。母亲几次对我说过“这辈子可能回不了成都了，要是我能回成都，唉......”。省略号里要表达的意思，母亲没有说出来，我至今也没有悟出其中的含意。国意和国刚两家已经回到了成都，母亲回成都的愿望也由他们实现了。希望母亲的灵魂可以在天国安息了。

                                                    儿子  国文                                                                        二O一一年八月于康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