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风范
                       __回忆李家先辈
                           李国翰　　

     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于二OO五年、二OO六年两次播出"被消失的西康省"、"水电人家"纪实资料片，是根据金陵大学影音部的孙明经教授，三十年代随西南科考队途经川康时，拍摄的真实历史老照片整理的。这些遭受"文革"劫难后幸存的珍贵历史资料，再现早已被淹没了的历史，见证了李先春家族为西康省创建及经济建设作出的卓著贡献。

　　我的祖父母、父母亲、叔婶、大、小姑等，都在这曾被视为不毛之地的康定敬业奉献十余载。虽然是上个世纪的往事，但许多年来仍在我心中萦绕，岁月蹉跎却愈发清晰浮现在我的记忆中，使我对已故亲人们更多的怀念，促使我萌生了写家史的想法。不为什么，只为寄托哀思，为了家族后生们对祖辈走过的艰辛历程有所了解，领悟祖辈们的高尚品格、敬业奉献精神。为此，尽我所能记叙于纸，但鉴于本人无学识，仅学至小学五册，因家境困窘，被迫辍学。当年正处于幼稚无知阶段，对家事了解甚微，如今年事已高，记忆衰退，眼患白内障，书写文字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如若有欠妥之处，恭请诸位族人见谅。
　　　　　　　　　　　　                                                      　李国翰

敬业的祖父

　　祖父李先春，字章甫，生于一八八五年，于一九五六年病逝，享年七十一岁，汉族，祖籍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民国初年毕业于成都甲等工业学堂化工科。承祖业有田产、住宅一处；康定参政路（现建设路）有公馆一栋。

　　一九三六年前在四川省乐山盐务局谋职，以后随国民军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建省后任西康省主席，解放初期任西康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后任中央林业部部长）入康，任筹建西康省财务统筹处科长，一九三八年正式建省后任省政府委员，兼任省财政厅会办、省事业管理处处长、省金矿局局长、康裕公司总经理。祖父在西康省清廉为官十余载，当地群众口碑很好，因为他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奉献为责，忠心敬业，卖掉老家田产带头为建设所需捐资；为人耿直，毫无官员陋习，为民国时期的西康省省会所在地--康定的经济建设做了许多实事，且直接造福于群众。首先着眼人才来源，率先责令自己的两个儿子投身于康定的经济建设。从内地广聘技术人员赴康，就地创办西康省财校，培养聚财骨干。一九四五年祖父六十寿辰时西康省财校全体同学在康定二道桥建了一座以祖父名字命名的亭子"先春亭"以示敬意。他主办的企事业立足于社会效益，为了集中力量创办一座水力发电厂作为经济建设的先行，将自负盈亏的美明电灯公司、启康印刷厂、裕边实业公司、新康建筑合作社合并组建成康裕公司。同时并重视尊重本地藏族锅庄商贸经济的发展，鼓励外省商家来康开设商号繁荣市场。

　　首先利用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祖父首次入康便为这方自然赐与的财富感慨万千，下了为振兴工业修建电厂、电化西康的决心。继后设法向银行贷款作为启动资金，以发展电力为主导，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当时交通极不发达，又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沿海交通多被日军破坏，在美国订购的发电机主件，跨越三大洲、两大洋，海运至印度加尔各答后转空运至昆明，再设法陆运至康定；其余配电器材、钢材、水泥等，则购自昆明、贵阳、重庆等地，运载钢管等零部件的货轮在太平洋遭日军击沉，那时国内战火不断，面临千难万险，要建成一座电厂谈何容易，历经近四、五年的艰苦奋斗，于一九四四年建成了康定升航水力发电厂，逐步运行正常后，发电量为500千瓦，机组性能在当时可称全国之首，正常运行至一九八九年，近半个世纪（此台记载康定水电发展史的发电机光荣退役后，竟被当今电力公司的无知者，作为废铁卖掉，据悉，原美国制造方曾要求回收废机作研讨用，被有关部门拒绝）。四十年代康定已有人使用电炉烧水煮饭，冬季取暖，这一生活习惯延续至今。电厂建成后及时扩大原印刷厂，重视藏族文化事业发展，增设藏文印刷设备，出版康定地区报刊、承印公、私印刷品；改建城区交通桥梁，扩建二道桥温泉浴室，兴建供群众休闲娱乐的与点楼，内设留声机音乐茶座、房间、餐厅、小卖部等；城区修建一小型戏园；新市前街兴建一座电影院（当年看的无声电影）。

　　为了康定的经济发展，祖父将早已留学归国，已在成都从事教育工作的长子李万鹏（我的父亲）以及家居大邑的长女李琼章、刚留学归国不久的次子李万均和次女李华章令其入西康效力，祖父教子以身示范，正气凛然、无一不良嗜好，不拘言笑、神态威严，令我们孙辈见而更生畏。日常生活十分简朴，祖父规定全家日必一餐粗粮，各房一律不得有奢侈陈设，无论是谁不准在家搞任何宴请及娱乐活动；他非常重视体育锻炼，喜爱登山运动，不论寒暑每天黎明前徒步去北门城外数里远的二道桥冷水沐浴。有一次，黎明前去沐浴，被守城门士兵误认为可疑人扣押，事后惊悉被扣押之人是财政厅会办后，其城防司令前来请罪并央求对士兵的处分事宜，祖父坦然地说："守城卫士没有错，他们是尽责执行公务，何错之有？"士兵们为他一席肺腑之言感动不已。这一故事曾传遍康定城，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祖父的品德。祖父公务之余便在书房习文，或上阁楼静心打坐，信奉佛教，供奉释迦牟尼佛像，经堂也是他的卧室，设有简易藏床、藏桌。

　　一九四九年冬，成都解放前夕，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率部起义。在四川省彭县通电给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即时召开在康省府要员会议，庄重宣布西康省呈交中共的起义书，沿街张贴布告，向群众正式公布起义。祖父积极响应拥护起义，在起义书上带头签名，即时责成有关部门清理保护好所有财产帐目、企业设备，做好移交给新政府的准备。一九四九年冬，省政府得到从丹巴县传来消息说：国民党田中田残部约三千人，被解放军追击逃窜要经过丹巴、康定，省政府即刻将此消息报告刘文辉，刘指示做好防卫准备，力争避免交战殃祸城市及群众。张代主席率政府各厅暂时撤至康定折多山以西的营官区。祖父则服从安排去了营官区。后来得知田军残部实际仅存两百余人，匆忙路经康定逃往西昌。

　　一九五O年三月，解放军解放了康定，城市、机关、厂矿、学校等各类设施完好无损。原西康省政府要员由解放军从营官区接回康定，被军管会责令进"研究班"学习。祖父是其中的一个，从此再也没有回家。祖父没有得到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政策的落实，后来被押解到雅安监狱，判刑否当时家人不得而知。一九八二年以后才知道早在一九五五年被西康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九五六年祖父病逝于雅安监狱。

　　三十余载后的一九八二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祖父重新裁决，撤销原西康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九五五年错误的刑事判决书，补发了起义人员证书以及四百元慰问款（此款捐寺庙）。这些迟来的纸片对已长眠二十六载的祖父，只能说明其蒙受冤屈之深，作为子孙辈只有遗憾和伤感，而无任何意义。时过境迁，悠悠岁月，刻骨铭心。祖父辈们的不幸原本不该株连我们这一代，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烽烟弥漫的岁月中，蒙受的冤屈难以言叙，仅此感到欣慰的是千秋功罪自有人评说。康定县志编篡委员会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康定县志》事略篇，对祖父的历史作了肤浅但较公正的评述。愿祖父在天之灵有所慰籍。

　　祖父一生廉洁奉公、为民造福、无私奉献，曾是西康省民国时期大小官员之表率，他高风亮节的品德是晚辈之榜样，同时更是当今高官应效仿之楷模。（写于二OO五年十一月）

勤俭的祖母

　　祖母李妙臣，四川大邑县人，生于清光绪年间（1885年），逝世于一九七三年，享年八十八岁。

　　论名份，在外她是李夫人，在家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老太太，可是她从不以此自居，整天忙于家务、任劳任怨，实属贤妻良母。曾被封建礼教致残成小脚，仅有肤浅文化，能背诵《女儿经》，精明能干、当家自有她独到之处，心里有本明细账，遵循祖父家训，不愧为祖父的贤内助，勤俭持家，把一个两儿两女四房人共同居住、外加做内勤的共数十人的大家庭打理得井然有序。

　　祖母在住宅后山坡开有荒地种蔬菜，搭棚圈养猪及家禽供家用，更多的主副食多为老家大邑运至康定；夏、秋两季常领些人外出采摘野菜，到卖粮市场看到浪费在地的东西便拾起来，而她的勤俭品德常招来官场上夫人们的非议，但她对此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她经常教育晚辈要爱惜粮食，说农民们种庄稼一颗粮食一颗汗，还是揹夫们翻山越岭揹到康定。祖母长年在初一、十五吃素拜佛，康定的南无寺、金刚寺、安觉寺、观音阁是她经常去敬奉香火之处，就是小小的城皇庙、娘娘庙到祭日她必前去布施叩拜。她的起居室小而俭朴，供有观音菩萨佛像，每晚就寝前必参拜叩长头。

　　解放后，因家境变迁，祖父父子三人被监禁，家庭财产没收，成份划为官僚、地主、资本家，全家生活面临困窘，祖母凭她特别能吃苦的习性，领着女儿、媳妇劳动自助，全是妇孺担起了二十多人生活下去的重担。她仍旧去米市拣回被撒落在地上的食物，去水井子洗菜池捞起被他人丢弃的烂菜，她没因遭厄运而倒下，自信地面对现实，怀着还能和丈夫及儿子团聚的企望，顽强面对生活，但她的愿望终究成为幻想，于一九七三年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因病与世长辞。（写于二OO五年十二月）

永恒的父亲

　　父亲李万鹏，字云章，长子；生于一九一一年九月，逝世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享年四十二岁，祖籍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民国时期在成都窄巷子置有住宅一栋。喜爱字画、书法、吸叶子烟。

　　父亲为人谦和、正直诚信、处事严谨。作为长子孝敬父母树风范，行为遵父训；为人夫忠心尽责、关爱备致、尊重女权；主张且支持我母亲成为职业女性，从事她热爱的幼教工作；为人父悉心关爱子女，严于律己，身教重于言教，以良好品德示范，要求子女不但学好学校功课，还聘请家庭教师作辅导，特别重视学龄子女对书法及古文的学习。我记得那时大姐阅读《古文观止》，我阅读的是《三字经》，父亲日理万机，有时还要批改我们姐妹俩的毛笔大字、小楷书写、抽背课文，如若出错是要挨打手心的。

　　父亲早年在大邑县上小学，成都读初、高中（成都东马棚街培英中学初中毕业，西胜街协进中学上高中），以后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政治经济系，归国后立志教育事业，曾任成都民众教育馆馆长，兼任成都培英中学名誉校长，曾出席过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那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后来父亲遵从祖父旨意，离开了他立志的教育事业，携妻带子离开成都到康定，协助祖父筹建西康省工作，1938年正式建省后在省政府工作，以后被派往新建的西康省银行工作。从此弃教从事金融、商贸事业，为新建的西康省经济发展、财政创收、开发企业、筹集资金等工作，曾任西康省银行协理、副总经理、西昌分行经理、康裕公司副总经理、主任秘书、西康公司经理。父亲很尊重当地锅庄业主，与藏商和睦互利交往，对来自外省的川北帮、云南帮、陕帮等商家均能做到共同发展，既是商贸伙伴又是好友，如康定瓦斯碉包家锅庄主包文光，是父亲十分敬重的挚友，有数家锅庄主阿佳（小姐），联姻的是内地汉族上门女婿，有的还是父亲的家乡人，因此和他们交往非常融洽，经营上彼此关照。父亲为西康省府所在地康定民国时期的商贸、金融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甘孜州中心支行继西康省银行而发展；给解放后的商贸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以后的商业局民贸公司是在西康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甘孜报社印刷厂、电力公司、州建筑二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等则是在康裕公司的基础上发展的。为西康省的繁荣发展，同时更为实现祖父振兴工业之理想，父亲、叔父真正地起到了祖父左右二臂作用，长兄竭尽全力为西康省财政创收；其弟则投身于建设一线，艰苦创业，兴修康定升航水电厂。

　　康定早在康熙年间，便是藏、汉、回等多民族商家往来的集散地及商贸中心，但那时交通极为不便，多为羊肠小道，运输一靠人力，二靠畜力，气候十分恶劣，沿途人烟稀少，从雅安出发，翻越二郎山到康定，长途跋涉少则十来天，负重揹夫们十多二十天，若遇不测意外就更难预料。要在这被人们称为穷山恶水的夹皮沟干出一番事业，首先得具备顽强拼搏的精神，能承受任何困难的心理准备。祖父随刘文辉首次入康，使他赞美不绝的只有汹涌的折多河、雅拉河，除此之外真可谓一穷二白。另一方面，那时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是经常发生的事，市面上交易有时是以物易物、以粮代币，职员的薪金也以米而论，因此父亲有时也深感力不从心，但任凭创业道路艰辛、坎坷，父亲以他超凡的学识以及素来处事诚信严谨之作为，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不尽人意之事。

　　一九四九年冬，以刘文辉为首的国民军二十四军及西康省政府起义投诚共产党，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刘与蒋介石早有矛盾，并与地下党有秘密接触，这些情况在西康省部分高层人士中早有所闻，其中有些人受刘的启示持他的观点。我祖父、父亲、叔父是刘的忠实部下，因此他们对马列主义、共产党略有了解，曾经在大邑县老家为地下党提供过活动场所，叔父李万均还为其作过掩护。祖父是刘的同乡、亲信，建省初期就被委以重任，因此父子在起义的关键时刻态度鲜明，以实际行动积极拥护并参加起义，自信地认为自己是起义人员，会得到新政府既往不咎政策落实；在康定十余载的所作所为有口皆碑，为社会经济建设谋发展、办实事直接造福于民众，期待着解放后仍能为国效力。

　　一九五O年三月康定解放，父亲持坦诚态度及新希望，将康裕公司等企业的资产、帐目如数无损地交与军管会后，被定为反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份子。祖父被隔离进"研究班"，叔父当时因公外出，父亲是长子又因身负重责，遭发落，一人顶起"罪责"承受日以继夜的清算斗争，后来被西康省法院判刑十年送进监狱，押解到康定新都桥少乌寺劳改农场。父亲在城内关押期间，妈妈带着我多次去给他送饭，有时妈妈因有事脱不开身，我便去给父亲送东西。开始关押在现在叫西巷子内县检查院右侧拐角处的小门内，当时是什么部门不知道，而今那扇记忆中的小门仍然存在，至今令我触景生情，那扇厚实的木门被铁皮包着四周，没有能够探视里面的缝隙，送东西时叫开门递给看守，过后父亲被转押到北门原县府监狱（民国时期），曾几何时这里是我到郑家干妈处玩耍时和同伴们捉迷藏的角落，时下来这里给父亲送饭。每间监狱门上有一个不太大的方洞定时开着，送饭时能看着父亲把饭吃完，还可以和他短暂交谈，他对当时自身处境坦然地认为这是短暂监禁。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便问："你们知道老爷好吗？只要他老人家没事就好，我受罪不要紧"；随即问我们几母子的情况，当他知道妈妈在做手工织羊毛袜、替他人缝补赚钱维持生活时，父亲便说这活我能学着做，你们下次拿些来，谁料监守人员拒收所送物品，父亲急切希望能替妈妈分点家庭生计重担，后来他征得监守人员同意，可用简易工具搓羊毛线，就这样父亲在监狱内抓紧时间搓羊毛线，妈妈织成袜子卖，父亲和妈妈用他俩亲自制做的一团又一团长长的线团，寄托着彼此的思念、相互默契的安慰着，但是让他们珍惜的时光太短暂，不久父亲被判刑后押解去了新都桥少乌寺劳改农场。从此，父亲一去无归竟成永别。一九五三年的一天，街道派出所通知我妈妈说："李万鹏在农场因病死亡"，时下父亲年仅四十二岁。痛惜英年早逝。当时妈妈身受监管改造，不准前去赴丧。

　　三十余年后的一九八二年夏天，某日我们五姊妹被通知去甘孜州中级法院，去后得知法院对父亲的问题作了重新裁决，发给我们一纸撤销原判的裁定书；成都军区签发的起义人员证书，经办人作了一番不可理喻的荒谬解释："当时办案人员对党的政策学习理解不深，犯了执行上的错误，希望你们理解。"时至今日作何理解？为此父辈们的声誉甚至生命毁于一旦，株连儿孙辈们所遭之罪一言难尽，这一切又有谁能理解。事已至此，我们急切希望弄清楚父亲因什么病死亡及葬身之处，为此国刚弟去劳改农场了解，其结果是医务人员多次变动而无病历可查，有关人所指处哪有什么墓地？已是一望无际的青稞地。父亲的真实病情是叔父后来告知的：一九五三年四月某日，天气很冷，父亲已感冒多日，管教仍安排去户外劳动，致使突发心肌梗塞，经劳改农场医务室医治无效于当天去世。无法寻觅到父亲的墓地，最后我们将妈妈的墓碑重新刻制成父母双亲的墓碑，仅以此寄托哀思。

　　三十余年后沉冤昭雪，对已故父亲无所慰籍，所幸的是终究还了他的清白历史，父亲短暂的人生既为国又为民，遵父训舍己愿，为西康省的金融、商贸事业发展呕心沥血十余载，功不可没。父亲一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教诲之真谛是：诚信正直、奉献为本、刻苦进取，给我们唯一留下的是他那宝贵的精神财富。（ 写于二OO六年三月）

伟大的母亲

　　母亲钟梦华，曾用名钟秀，长女，四川省成都市人，生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逝世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享年六十七岁。毕业于成都女子师范学院。后随我父亲到西康省康定县。曾任康定师范校附小幼稚班主任、西康省立幼稚院院长。

　　妈妈容貌清秀，举止文静，自幼聪颖，善解人意，人品出众，很有气质。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及高等学府的教育，会吹洞萧，擅长编创幼儿教学方案、幼儿教材、儿歌等。是西康建省后首任幼稚园主任，是一位很有才华及事业心的幼教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妈妈具有强烈的爱国责任感，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参加了省党部举办的妇女抗日服务社，为抗日捐款，写标语、慰问信，编织用品支援抗日前线。与此同时在妇女抗日服务社集体加入国民党。

　　我的文化功底贫乏，写不出尽善尽美赞美妈妈的词汇，多少年来在我心中只有一句话：我们的妈妈是人世间最好的妈妈。她一生奉献多于索取，体现了多种身世母亲的完美，在她身上释放出的能量无以言计，超常人地适应变幻莫测的环境，身处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在家境殷实年月，也许是我年幼无知，只晓得妈妈温柔善良，富有爱心，在女眷众多的家庭中她最漂亮，我的感觉那时仅限于此。家境破落以后迫使我超前长大、懂事，和妈妈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我发现了妈妈外柔内刚的另一面，她具有顽强面对困难的毅力、遇事有超凡的克制力以及超负荷的承受力，身处逆境而理智。

　　一九五O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妈妈经受了数次对她较大的打击：事业以及家庭遭毁、丈夫被监禁病逝、被划为"反革命"剥夺自由受监管、一九六一年遇火灾，穷家化为灰烬。最令她悲痛的两件事是生离死别：一九五一年大姐要离开家，使妈妈十分伤感，骨肉难舍，但对大姐的事她没有一句责备之词，反而非常理解女儿和男友相爱已成事实的情况，不能因为家庭需要女儿尽力而强留在自己身边，宁可自己受千般苦，绝不让女儿受伤害误了终身大事，对大姐的事当时本家族内有人规劝妈妈别放大姐走，为减轻负担就应送走小的，但妈妈对此有她自己的理智和主见，最后毅然支持并同意大姐去资阳成婚安家。一九五三年父亲在劳改农场病逝，那时我已十五岁，较前懂事，眼看着妈妈为父亲去世悲痛伤心，消沉多日后来病倒在床，我只有找小孃来为妈妈看病拣药，为此我担心也很害怕，许多天守在妈妈身边，那时我还产生过可怕的联想：妈妈该不会象干妈那样因丈夫去世而投河自尽？如果那样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兄妹五人真成了孤儿怎么办？此时我是多么想念大姐，如若有她在该多好，弟妹们年幼无知，何以商议。妈妈悲痛的泪水只有默默无声地往肚里流，因"负罪"的身份不允许她放声哭诉。反之得罪上加罪，如果妈妈畅快地放声痛哭一场，心里好受些，病也好得快，这度日如年的日子不知过了多少天，有一天妈妈叫我去给她买包香烟，我一听懵了，随即又象领悟了什么，接过妈妈手中的钱买回香烟，看见妈妈生平第一次抽完一支烟以后，心情似乎稍好了些，妈妈此举意在尽快从痛苦中振作起来，为了我们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妈妈又一次顽强地征服自己。

　　妈妈为人厚道、真诚、乐于助人，幼稚园有一位藏族女工名叫亚玛曲德，两母女相依为命，老母体弱多病，卧床不起，因此她三十多岁难婚嫁，后来是妈妈托人替她介绍一位理发师成家，还为他们操办了婚事，她的母亲去世又帮助她安葬。在家里，妈妈从不以大少奶奶身份自居，不论是家里人、外姓奶妈、佣人，她一视同仁，随和对待，以至于有位李嫂年事已高，胜任家务杂活力不从心，她家儿孙满堂，儿子数次来接她回家，她都不愿回去，直到一九五○年解放后，我家遭事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们。
   妈妈自幼读书发奋，孝敬父母，给弟妹们树立良好风范，特别是一九三八年我的外祖父过世后，她作为大姐尽其所能，主动分担外婆供养弟妹的责任，父亲还为钟家俩姐弟在成都及雅安银行谋到职业。
   作为儿媳孝敬公婆，遵言教履行动，视家和为贵，识大体顾大局。为人嫂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四房人共同生活在大家庭里，时有不尽人意之事发生，但妈妈以她固有的良好涵养正确对待。作为妻子，对丈夫关怀体贴尽责，不让其分心家务琐事，尽力支持他的事业，若有为难之事共谋解决办法。有时妈妈还亲自登门拜访相关夫人，最终将难办的事得以解决。日常生活中妈妈和父亲相互尊重，十分默契，他们虽然不是自由恋爱而结合，但是他俩相识以后有着相同的人生观，那就是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服务于教育事业。
    妈妈十多岁便喜爱上并学会了吹洞萧，在我的记忆里，聆听妈妈吹洞萧只有两次：四几年那一次我朦胧的记得象是吹的《梅花三弄》曲调；印象深的是第二次聆听妈妈吹洞萧，时间大概是一九五○年后，我家搬去郑家大院内不久的一天，也许是因为我们母子有了栖身处，妈妈为庆幸而吹？过了两三年，当我长大些后，才领悟到当时是妈妈对父亲的思念而吹。曲子委婉悲凉，是三十年代电影《古塔奇案》中的插曲《望穿秋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听见过妈妈吹洞萧。另外，我曾经听过一则关于妈妈和父亲因为洞萧联姻的故事：有一天妈妈家来了一位她父亲的好友，当这位客人听到悦耳的洞萧声便问：您家是谁在吹洞萧？吹得这么动听？外公回答说是女儿钟秀，随即叫来女儿以礼见过客人，客人当即赞不绝口，赏识我妈妈的聪慧，这客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祖父。就是这洞萧声为我的父母亲牵上姻缘，他们后来相识而相恋，喜结良缘，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姐弟六人，谁料到他们的美满婚姻后来遭毁，不能百年好合。
    一九五O年我家随国家局势变革而改变命运，因为祖父、父亲、叔父民国时期在西康省为官，一九四九年他们同刘文辉起义，投诚共产党，而一九五O年西康解放后，他们被定为反革命罪遭关押，从此父母二人天各一方，永世没有团圆，那时我妈妈年仅三十九岁，面临自身前程、事业毁于一旦，家庭破碎，接踵而来的是被扫地出家门，一个人面对六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一切对文静柔弱的妈妈是多么不幸，紧接着又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接受监管改造。这顶冤屈的帽子一直戴到一九七八年妈妈因病去世也未曾摘掉。
    妈妈短暂的一生，承受了太多坎坷、不幸：外祖父早年病故，婚后痛失一儿一女，夫妻离别，逢困境大女儿又离开家，她一人肩负难以想象的精神上及生活上的双重压力，无助地担负起养育五个子女的责任，当时家族内有长辈劝妈妈说："你一个人很难养活几个娃娃，趁早送两个小的给别人养"。妈妈当场就回绝了规劝者："我一个也舍不得送给别人，再困难我也要把他们养大"。那时叔婶已送了自己的两个小孩给别人。我们孤儿寡母处境困窘，也曾得到好心邻居们的关心与同情。同住郑家大院内卖菜的何孃常送些蔬菜给我家；一位董孃孃的丈夫在国道局食堂工作，有时带些剩菜回家要送些给我们吃；背柴卖的严姆姆带我上山砍柴，她对我象亲生女儿一样，手把手教我，这一切妈妈感恩不尽，妈妈常告诫我们说："你们长大以后要记住这些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家姓黄的邻居，夫妻俩年过半百无儿女，十分喜爱我两岁的七弟，多次向妈妈要求抱养他，还说他们一定治好孩子的腿，但妈妈对他们的好心深表感谢，可始终不同意把七弟抱养给他们。七弟的双腿因营养不良，缺钙患佝偻病，近两岁学会走路后还是罗圈腿有点拐。那时一家糊口都艰难，哪有条件治病，妈妈便买廉价的猪、牛骨头炖汤给七弟吃，经过妈妈很长一段时间的细心照料，七弟的腿有了好转。我们遭歧视的同时，暗中也得到好心邻居们的关心及照顾，为此妈妈也曾感到欣慰，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健康成长，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征服自己，以顽强的毅力面对挫折、苦难、不幸，是她那无与伦比的伟大母爱，驱使她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对她所有的不公。命运改变后，首先面临的是为孩子们求生计，最早是替别人缝补衣物、织毛袜卖，实难糊口又做豆腐干、生豆芽卖，从大姐离开家以后妈妈无帮手就没再做。无可奈何妈妈便入了帮佣之列，在家里替别人带两个小孩，以后又经人介绍去了昌明照相馆帮买菜做饭。再后来经过街道派出所对妈妈作评审，认为接受管制改造较好，批准妈妈参加居民街道服务站，这样一来便可以进出机关单位找活路做。从此我和妈妈每天忙于替别人洗、送衣物，那时没有自来水，更没有洗衣机，用水得去较远的水井子挑回家，衣物在家洗完，要用背兜背到河边或水井子去清洗。包洗一个人的衣物每月洗一次被单、内、外衣等四次，有时能包到二十多人的东西，虽然十分劳累，但收入较稳定。哪怕是寒冬季节，双手冻疮、裂口，妈妈和我必须顶着冰雪干，因为这既苦又脏的洗衣活，相比之下当时是报酬较丰厚的收入。包洗一人的月收费两元，有时一个月可收入40-50元左右，大概也就是如今四、五百元，仅此也难维持我家的最低生活，何况弟妹们正值长身体以及必须上学的年龄。我和大姐辍学是迫不得已，这件事使妈妈在较长的时间里都感到不安。为了使弟妹们不再失学，妈妈白天忙洗衣，晚上在灯下替别人做手工，织毛衣到深夜。年复一年，辛勤付出，最终使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高中毕业，小弟初中毕业正值文化革命没升高中。妈妈为孩子们极度操劳的同时，每月按规定向监管人员作思想、行为汇报，每周两次清扫街道。若逢搞运动，还被列入毫不相干的政治运动中作陪衬，无端地接受批判改造。不时被责令"劳动改造"修路、支农，背上背着"四类份子"的大字，妈妈对这些侮辱人格之举似乎麻木了，泰然处之，权且当逢场作戏。
    跨时三十余年后的一九八二年，康定县公安局对妈妈所谓的"历史反革命"问题作了纠正平反，沉冤终于昭雪，发给一张平反通知书。遗憾的是时过境迁，人事已非，妈妈因长期负重精神压力，年复一年为我们几姐弟呕心沥血，身体极度虚弱，没能等到苦尽甘来的这一天，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因病含冤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七岁。
    一九九五年，康定县志编篡委出版的《康定县志》教育科技卷学前教育篇内，是解放四十五年后，首次在有关文献中写入妈妈的名字：西康省省立幼稚园首任园长钟梦华。以上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为妈妈在民国时期的所作所为作了见证。一九九六年，甘孜州幼儿园（原西康省幼稚园）建园六十周年庆典大会上，园长沈晓君在祝词中回顾六十年前建园历史，向与会者介绍一九三六年该园第一任园长钟梦华生平事迹。我和女儿李季前往赠送了礼品祝贺，小孙女倩颖在该园上学，李季作为家长及首任园长钟梦华的孙女，作了感慨万千、衷心怀念外婆的发言。但愿这久违的真实，妈妈在天之灵感到慰籍。妈妈曾为西康省幼教事业的兴起以及发展，为甘孜州幼教工作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幼儿教师，理应载入史册。   （写于二○○六年四月五日）

叔父、叔婶、大姑妈、小姑妈，一代英才

    叔父李万均，次子，四川省大邑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电机系，后来留学日本，归国后遵从父旨投身振兴工业，到西康省兴建康定水力发电厂（升航），建成后任电厂经理，时年二十六岁。一九五○年康定解放后划为官僚资本家，入狱判刑五年，押解劳改农场，刑满留用农场，继后赴康定县各区乡兴建农村水电站。
一九八二年早已刑满留用农场的叔父，竟又被列入国民党特赦人员，政府组织赴内地黑龙滩等水电站学习考察，返回康定后被任命为康定县水电局副局长、康定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甘孜州政协委员。现已退休，成都养老，是李家唯一幸存长者(于二OO六年七月十七日病逝，享年九十岁)。
   叔婶徐馥华，民国时期任康定县小学教师，解放后戴四类份子帽子，包夹管制。一九八二年叔父复出上任，因兴奋过度患心脏病身亡。
   大姑李琼章，长女，四川省大邑县人，毕业于成都女中，随我祖父入康任康裕公司会计，一九五O年康定解放后随女到乐山一供销社任会计，于一九九六年病故雅安。
   小姑李华章，次女，四川省大邑县人，就读于成都女中后留学日本，自修精通中医，随父赴康，曾任西康省党部妇运会主任，曾作为省妇女代表赴南京参加国大代表会议。任康定县县小校长。解放后被判刑入狱，释放后戴反革命帽子, 包夹管制。数年后在康定县中医联合诊所坐堂。一九八二年取消管制，列入西康省起义人员予以平反。之后任过甘孜州及康定县的政协委员。后来在康定县中医院退休，开一私人诊所。于二OOO年十一月病故于康定。（写于二OO六年四月）

我的外公、外婆
    外公钟蔚文，祖籍四川省仁寿县，家居成都市，因他辞世尚早，我的印象很模糊，曾听说他青年时就读于铁路学校，执教过私塾，我记忆中外公家有很多书。我祖父李先春和外公曾在四川乐山相识，后来结成儿女亲家。
    外婆名陈英，四川省成都市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婚后冠以夫姓更名钟陈英。外婆幼时得益于她父母的开明，双脚没被致残成三寸金莲小脚，这在晚清时可谓前卫之举，不幸的是外婆中年丧夫，含辛茹苦抚养四个儿女读书成才，我母亲钟梦华为长女，其妹钟植、弟钟穆一生服务于金融事业，弟钟科服务于航空事业。外婆容貌端庄秀丽，识文断字明事理，为人谦和，是位进得厅堂入得厨房有知识的主妇。闲时喜阅《封神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书籍，因此外婆会讲许多动听的故事，我们稍大的姐弟们，曾享有过外婆无限的爱，穿过她千针万线做的衣鞋。记得一九五○年是最后一次收到她老人家为我们做的布鞋。一九三八年我出生在康定，因妈妈忙于工作便将我带到成都，外婆悉心养育照顾我约七年，在她的呵护下我快乐地渡过了美好的幼年，直到上小学时才离开外婆到康定读书，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过外婆，使我终身都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机会为她老人家敬奉过一点孝心。一九五○年后，妈妈因无人身自由，外婆临终也未曾见上一面，至今外婆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亲爱的外婆，我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