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思永在 生命永存——怀念恩师郑敏先生
                                              章燕                    
每年我都会去看望恩师郑敏先生，但去年，我未能成行。9月，我在北师大珠海校区工作期间收到郑敏先生女儿童蔚姐的微信，告知我先生因病重住进了北医三院的ICU，我的心骤然缩紧，焦急万分！但人在远方，且疫情期间医院也无法探视，倍感无奈！回京之后，从童蔚姐处得知先生的治疗创造了医学奇迹，病情有所缓解，已住进普通病房，我的心情略有放松，心想，上天保佑先生，让先生度过了难关，我一定能再和她共叙师生之情。然而，命运终究是无情的！2022年的第二天，先生的病情告危了。当晚，我受命忍痛赶写了先生的生平简介，边写边回忆我与先生共度的7年，不，30多年的美好时光，回想先生对我的教诲，这份恩情，永世难忘。3日的清晨，先生踏上了远行的征程，我心破碎，神情恍惚。终究没能见上先生最后一面，成为我挥之不去的遗憾，但先生的精神永存我心，她化为那一颗耀眼的星辰，永远照耀着我前行的脚步。
1987年夏秋我进入郑敏先生的门下，攻读她的硕士研究生。那时我并不怎么了解先生，只知道她是我国著名的“九叶派”诗人，而关于“九叶派”诗歌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并没读过多少他们的诗作。那时的我对于先生，多少是有些敬畏的。先生每学期给我们开设一门课程，所开设的课程有 “英国文学”、“美国当代诗歌”、“解构主义导论”。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中，先生讲莎士比亚、约翰•多恩、华兹华斯、艾略特等大家的作品。先生讲课，从不给我们灌输概念，任何从他人的视角做出的评判都让位于从作品本身得出的感悟。她带我们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裘力斯•凯撒》，从不同人物的台词着手，对每段台词都做出深入的分析，让我们感悟莎剧语言的丰富及独特魅力，并细致地挖掘出剧中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这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国内学界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大多流于比较笼统的作品主题和艺术特点的分析，对于人物形象的判定比较简单化，或正面或反面，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还在统摄着文学批评的路径，而先生的分析则能拨开文本的表象去探求语言中潜隐着的复杂性、多面性，从而看到人物形象的另一面。你可以不接受她的观点，但你不可以不去理会那语言背后的深度、厚度和丰富性，不去探查人物潜意识中思绪的流变、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这是我从先生那里获得的最初教益！先生讲英国诗人多恩的诗作，从作品的隐秘性、矛盾性、思辨性入手，带我们读艾略特对多恩诗歌的批评，让我们看到了诗之宽阔与精深，感悟到诗之哲思与深奥！上世纪80年代，多恩的诗歌在我国学界尚无人涉猎，对多恩的研究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先生的讲授给我们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研究生二年级的课程结束时，我结合先生的讲解和当时国内一些现有资料写了一篇研究多恩诗歌的论文，先生认为写得不错，推荐给了《外国文学评论》，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这样，在先生的引导下我初次迈上了英诗研究的道路，其中凝聚着的是先生的心血和学术思想。
1990年，我读了先生的博士，又跟随先生踏上了新的求学旅程。进入博士阶段，先生对我提出了要研究解构主义哲学理论的要求。我在硕士阶段上过先生讲授的“解构主义导论”课程，也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了解了一点皮毛。但先生要我研究哲学，这对我来说太过艰深了，我有一定的畏难情绪。但先生说，“如果没有哲学作为底蕴，诗歌研究是深入不下去的。”先生是学哲学出身的，深信海德格尔的名言“诗歌与哲学是近邻”。我听从先生的劝诫，老老实实地跟着先生读了四年的德里达、保罗•德•曼、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作品。我初入哲学之门时，感觉哲学甚为艰深。先生要求我不要囫囵吞枣般地大量阅读，而是采用深入探讨，细嚼慢咽的方式去理解哲学思想的深奥和博大。那时，我仍旧每周蹬车去先生家上课，我们二人相对而坐，我读一段德里达的原著，先生给我详解其中的意思。她可以将德里达深奥的思想用通俗浅显的方式加以阐述，其中融汇了不少中国的老庄哲学，古老的东方哲学思想中的智慧与西方当代哲思常常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令我感到心胸的开阔，思绪的通达。渐渐地，我被这东西方思想交汇中迸发出的智性所吸引，畏难的情绪逐渐消散，我由先生引领着走进了一个更为博大而宽广的思之宇宙，被其中的壮丽迷住了，原来哲学可以如此充满诱人的魅力！最终我在先生的带领下，选择了《语言与认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先生指导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方法是独特的，她并不看我的论文稿，而是听！我一句句将自己的论文大声地念给她听，她细心地聆听，发觉有地方不对的地方就马上叫停，然后我们一起谈论问题出在哪里，怎样去修改，有时论文稿反复念好几遍，直到她听了感觉没有问题了为止。先生的这种指导论文的方式实际上是促进了我们之间的交谈和讨论，问题就在这样的探讨中得到了解决也得到了深化，而这也促成了我和先生之间密切的互动，思绪的交流。
先生讲课之后常常和我们聊起当下的诗歌、人和事。我就读期间经历了很多诗歌界发生的事情，比如诗人海子和顾城的死亡、诗歌界的各种争论、各种诗歌流派的此起彼伏、关于汉语的争论等等，都成为我们课后讨论的话题。大家各自发表见解，先生不时插话，谈自己的看法。她对海子的逝去痛心不已，但她明确表示不认同他的选择，对顾城的行为，先生更是持惊异的、否定的态度。先生那一代人经历过多种历史的变迁、政治动荡、战争的风云变幻，她对生命的看法带有更高的哲学智慧。
在这7年之间，我和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将先生看作是我精神和学术上的领路人，我的师长、导师，也把先生看作是我的亲人。先生虽然大多和我谈的是学术，是思想，但也和我唠家常，回忆她小时候的事情、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情形，以及她在解放后、从海外回国、到社科院工作以及“四清”、文革时期的一些经历和事情。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回国的经历和文革时期的经历。先生在1955年与丈夫童诗白先生从美国回到祖国。当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华势力非常猖獗，一些在美的科学家都被阻挠返回祖国，先生的经历也不例外。她当时已于1952年完成了硕士学业，又自费跟随茱莉亚学院的老师学习声乐，同时焦急地等待和丈夫一起回国，但一直得不到美方的放行。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情形才有了转机。先生在得到允许回国的两周之内就启程返家，急迫的心情可想而知。她在美国学习生活了7年，深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但她并没有想长期留在美国，而是急迫地想回到祖国，为国效力。她说了一句“经过反复折腾总算是到家了！”她还对我说，当时她的一些朋友以及童先生的一些同学和朋友都留在了美国，她说：“我很庆幸我回国了，如果我还留在美国，我充其量就只能在家做个好太太了！离开了养育我们的大地和文化，我还怎么能写出诗来呢！”先生的这番话对我的震动极大，我从中看出了先生的人格和品格。先生回国之后对国内的政治生态是极不适应的。文革期间，先生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认为她是白专道路，但是她对我说，“那时候不用教课了，我就在家里听音乐，听贝多芬、海顿、莫扎特，好像内心中一直将外面世界的折腾看成是一场闹剧。”虽然先生那时也挨批斗，被贴大字报，但与那一代备受摧残的知识分子相比，她内心中的沉稳和韧性似乎超过了痛苦的煎熬，她始终坚定地认为历史的脚步一定是往前走的。我想，这和先生坚守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她的眼光看到的是更广博的人类命运，摸到的是更漫长的历史脉搏。这使得她在文革之后的反思更为深刻和睿智！从中我看到了先生性格中的通透豁达和思想的高远。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期间，我去看望先生，她当即和我谈起她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对美国挑起的战争表示非常愤怒，对人类古代遗迹受到的破坏感到无限痛惜。先生写了诗，表达她的态度，从中我看到了先生敏锐的历史关切和对当下人类问题的现实关怀。
完成了博士学业之后的日子，我常常去先生家看望她，说是看望，实则是希望先生不时地提醒自己在治学上不能疏懒，在思想上不能怠惰，对于学问不能麻木。每每去和先生交谈，先生总是非常和蔼地，且单刀直入地问我，“现在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出国进修之前去看望她，她嘱我“一定要带着问题去，看看别人在研究什么，在思考什么，回来对照我们的现实问题去研究，不要总是闷头看书。”她的观点是，现在是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脑子在存储记忆上永远是跟不上机器的，要去创造性地寻找问题、思考问题、探索问题。坐在先生面前，我听着她畅谈那敏锐而灵动的思想，时而与她交流，但有时她滔滔不绝，往往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几个小时，而她，永远不知疲倦。先生是诗人，也是学者，更是思者、智者，她思考的问题永远没有终结。她常说，“我的生命就是在不断地思考，不能思考，生命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了。”她思考中西诗歌、思考汉语、思考教育、思考文化、思考环境、思考战争、思考政治、思考历史……有时候，先生和我聊的起劲儿，留我在家里吃晚饭。先生并不善于做饭，家务事也都是老伴儿童先生操持。我们读硕士时，先生在课后总是给我们端上饼干、糕点、茶水等茶点，好多次都是童先生去买来的。童先生不在了，先生家中请了保姆做饭，都是家常饭菜，但很丰盛。先生家里吃饭的习惯是分食制，每人端一个盘子，盘子里盛上自己想吃的饭菜，然后我们端着盘子，在书房或在客厅边吃边继续聊。出了先生的家门，我的思绪往往仿佛接受了电击，不断跃动着来自天际的闪光。
对于生死，先生的态度始终是特别通透的，她特别认同解构思维中的变的思想，认为生命本身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在变化，而有了变化才有进步和发展。她早年的诗作中就表现出她对自我个体的思考，将“我”融进更大的万物之中，《寂寞》一诗就是自我与万物相通的诗意体现，及至她晚年的诗作《最后的诞生》，她将自我融进了那宏大的宇宙：
“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
最后的诞生：
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
漂浮在宇宙的母亲的身体里
我并没有消失，
从遥远遥远的星河
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
……
‘让我们一起歌唱
那不朽的欢乐颂！’
我知道
他们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面对死亡，先生的那一个“我”化作了天宇中的一个粒子、一颗星辰，与人类、与苍穹合一，达到了生命的最高境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渴望让肉身暂时停止呼吸，灵魂化为活的生命，如此方能洞见生命的本质；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将生命看作与死亡相伴的过程，而那悠然而忙碌的一生则由死亡陪伴着迈入永生。先生的诗思更进一步，因为，她永远都能洞见并体察到那空茫中的另一个存在，它将诗与思，将生命带入与人类合一的永恒。
先生远行，却并未远离，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因为，我们每日都呼吸着她生命的气息，浸润着她灵魂的播撒，感受着她那不存在的存在，她的生命已踏入人类的长河、进入了博大的宇宙！
先生的精神永在！

                                                               
                                                    202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