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毅

编者按
2021年12月25日，是中国德育学术委员会原理事长，改革开放后我国德育学科建设的奠基人，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总主编鲁洁先生逝世一周年忌日，为此本刊特邀中国德育学术委员会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志毅教授撰写此文，以表达我们对鲁洁先生深深的缅怀和敬意。

2021年12月25日，是中国德育学术委员会创始人、原理事长鲁洁教授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作为弟子，我将在鲁洁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的感受和体会诉诸文字，与德育界同仁及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分享。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芒，鲁老师用毕生精力践行她所追求的德育事业，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让我们继承鲁洁老师的遗志，为我国的德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如果那夜亮起一盏灯◆

  1992年冬天，先生接到教育部通知，请她去北京参加学科评议组会议，校办临时订票，竟然买的是硬卧车厢上铺的票。考虑到先生花甲之年，夜间出行，行动不便，我请师弟杜时忠一道去车站送先生上车。临行前问教科所办公室主任陈杨力可否向学校车队订辆小车送站？他说鲁老师明令，所有出差人员一律不许动用公车接送。其实鲁老师的丈夫冯世昌先生时任南京师大党委书记，配有专车，但鲁老师绝不动用。
  记得那天下午五点多我和时忠去剑阁路先生家接她，她随手拿了块抹布，边下楼边擦栏杆，我要接过来擦，她不肯。下楼后，她把抹布塞到一个“隐秘”的地方。我提议打车去车站，她说，又不赶时间，打什么车呀？就当饭后散步不好吗？我们只好跟着先生去乘公交。我们出剑阁路，走汉口路，在傅抱石纪念馆不远处乘3路公交车到随家仓，换6路车到珠江路，再换乘31路车到火车站。一个单趟用了两个多小时，晚上七点多终于到达火车站。
  火车是晚上九点多从上海开往北京的普通快车，我们在人声嘈杂的候车大厅排队，随着拥挤的人群进站。到车水马龙的站台后，找到车厢。夜间行车，灯光管制，车厢里一片漆黑。好不容易找到铺位，我与下铺的旅客商量换铺位，无奈一个是孕妇，一个是残疾人；再与中铺旅客换，一个呼呼大睡的大胖子对我叫醒他满肚子不高兴，扔过来一句“不换”，翻了个身又扯起呼来。另一位是八旬长者，白髯飘飘，我欲言又止，最终没张开口。先生淡然地说了句，上铺就上铺吧，我慢慢爬就是了。话是那么说，但上了年纪的人在列车开行中起夜上厕所是一件麻烦且危险的事，加之先生高度近视，夜间行动多有不便，这要是哪里磕着碰着可怎么得了？我们去和换牌的列车员商量调换，她冷漠地摇了摇头表示爱莫能助。
  我们安置先生坐在靠窗走廊的座位上，去7号车厢补票。补票员是位中年女性，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听清我们的意思之后，她阴阳怪气地说，软卧？现在连硬卧都没有，已经拿到上铺的票子了，知足吧！那口气好像我们欠了她几百吊钱似的。秉性耿直、年轻气盛的时忠师弟耐着性子跟对方说，老师六十多岁了，去北京参加教育部重要会议，双眼高度近视，夜间行动多有不便……补票员没等他说完，挥了挥手扭头走了。小杜气不打一处来地跟过去，和她理论说：不是讲人民铁路为人民吗？这点事情就不能协调一下吗？就是请你们照顾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接上话头说，我们刚从卧铺车厢那边过来，亲眼看到有不少空铺，中铺、下铺都有！怎么就不可以调换呢？我们加钱还不行吗？争论无果，我们回到硬卧车厢。因为是过路车，列车晚点一个多小时。听到我们说起交涉的结果，老师叹了口气，轻声说到：风气就是这样，不要恼，不要吵，我这里又不是不能坐，上铺爬不上去，我就坐到北京好了。
  我看了看四周，见卧铺车厢里座位倒不紧张，且开车后非卧铺车厢的旅客一律不准进来。但这可是得运行近二十个小时的长途列车呀，总不能让先生就这么坐一路吧！于是我下到站台，在流动售货车上买了一盒“红塔山”，钱不够，又跑去跟小杜借了点，找到车长说明情况，车长说过徐州站有人下车才有软卧票补。列车从南京到徐州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这对一个老人家来说太不容易了。我把那盒“红塔山”塞给他，请他帮忙。他说，好吧，你们回去吧，我尽力。有了这句话，我心里踏实多了。后来听先生说这位车长还算守信，车过徐州后，他履行诺言给先生补了一张软卧下铺票。但等先生坐进去时，已是次日黎明时分。

               ◆她有一颗明亮的心◆

  1990年我从西北师范大学考到南京师大读博时，系里有个叫东风（化名）的中年员工，其父曾经在金陵女子大学做工友，是南师大的老人了，为区别他父亲老蒋，老同志们都习惯叫他小蒋。小蒋从小随母亲生长在苏北农村，接父亲的班到省城的大学里当了工人。好不容易娶了个城市户口的老婆，结婚后才发现身体不太好，但生米煮成熟饭，只好将就着过。小蒋一家住房迟迟得不到解决，时任系主任鲁老师便“擅自做主”在教育系办公用房里给他“借了”两间，让他们一家四口两大两小住在里头过渡。这一大家子要生活，只得在楼道里烧饭，常常弄得烟熏火燎的。
  系里有人对此意见很大，有的还直接向学校反映，学校有关方面多次找鲁老师谈话，但又拿不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良策。这件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鲁老师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非常明确：主持正义，不为所动。一方面积极斡旋，去各部门申诉，为小蒋一家的住房问题奔走呼吁；另一方面耐心细致地做老师们的思想工作。当时我们常去系里办事，遇到这家人的尴尬事情也有几分难堪。有一次鲁老师带我们几个弟子外出开会。在回来的路上我跟先生提及此事，她心情沉重地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办公场所不许住家？但他们一家的确有实际困难呀！有些人不负责任地传话能扎破肚皮。但人总是要生存的，他们已经这么困难了，总得有人去关心他们，关注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吧？不给他们在系里过渡，让他们去哪里住？按照政策，分房条件他家达不到，总不能让他们露宿街头吧！退一万步说，系里只有行政人员坐班，老师不坐班，有课来学校，没课呆在家里，那么多教研室都空关着，为什么就不能发挥作用呢？再说了，老师要上课可以去教学楼，查资料可以去图书馆，做研究可以去实验室呀！何必跟一个身陷困境的工人家庭过不去呢？
  这件事情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福利分房改为政策购房，小蒋家享受政策优惠，廉价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这才搬离了教育系办公楼。他时常对人说，鲁老师是个好人，好人哪！就像《红灯记》里李铁梅唱的那样——“她有一颗明亮的心”。

               ◆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

  先生出身名门，父亲鲁继曾老人曾任民国政府大夏大学教务长，1949年去了台湾，后来移居香港。鲁老师在解放前读大学期间受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哥哥鲁平（曾经担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影响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南京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被国民党反动警察马队的高压水龙击伤，回到上海父母身边养病。解放初期重回金陵女子大学读书，后来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最艰苦的时候，老父亲爱女心切，托朋友从香港寄给她一些食品，她连包裹都没有打开就赌气退回去了。老父亲在信中写到：“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肿脸充胖子？”但即便先生如此表现，在文革中仍然没有摆脱“挨整”的命运。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当时的工宣队长指名道姓说，鲁洁里通外国，是特嫌分子，她的父亲是伪政权的高官，是历史反革命。当着全场人的面，造反派红卫兵把她揪了出来，押出了会场。从那以后，她就被红卫兵押着打扫厕所，接受批斗。“就是打扫厕所，我也要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先生讲起这段往事时，眼睛里流露出坚韧的光。在人生最黑暗的低谷期，在那个砸烂一切封资修黑货的年代里，她不是在被批斗，就是在被批斗的路上。由于所谓的历史问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被下放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在这段时期里，她系统阅读了马列著作，那个时候也只有这些书是可以自由阅读的。她用这种方法度过了人生的至暗时期，打下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有一次先生和我的女儿苗苗聊天时，正上初中酷爱历史的女儿问道：“鲁奶奶，你经历过日本投降吗？”先生说：“经历了的。”“在哪？”女儿好奇地追问到。“在上海。”先生说。稍微顿了顿，鲁老师接着说道：“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不久国民政府迁都回南京。当年秋天，南京、上海各界举行盛大庆祝活动，那年我15岁，在上海读中学，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参加庆祝活动。”苗苗插嘴道：“延安也同时举行了社会各界参加的庆祝大会，我爷爷就是在延安参加的，我爷爷还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呢！是他亲口跟我说的，当时他们在中央党校学习，党校还组织他们排演节目了呢。”女儿连珠炮般的话语把先生说乐了。女儿又兴奋地问到：“鲁奶奶，蒋介石有去吗？”先生说：“蒋介石和宋美龄还真到了现场，还发表了讲话。”“那你见到他们了吗？宋美龄是不是长得很漂亮？”先生摇摇头说：“人山人海的，什么也没看到，我的一只鞋子倒是给挤丢了。”先生的回忆，让女儿对历史的兴趣更浓厚了。
  而今，斯人已去，先生千古。想起在先生身边求学工作的19年，宛若昨日，一幕幕铭心的教诲依旧历历在目。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先生的栽培成就了我的今天，也影响了我们父女两代人。在先生离开一周年的日子里，她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依然是那样鲜明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高尚的人格永远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指引着我们父女前行的路。
  鲁洁先生从论著和言行中表现出来的专业思想，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做人的风范和对于祖国及家庭的热爱，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她的形象、精神和论述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转自公众号“中小学德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