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贤明

恩师鲁洁先生走了。在这个寒冷的冬季，一个风和日暖的早晨，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驾鹤西去。凝望先生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中再次升起那个词汇：“圣徒”。

我心中第一次涌出这个词，是四年前的冬天。当时我刚回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迫不及待地想去见恩师，告诉她我已经回母校报到的消息。那次见面，不是在先生的书房里，而是在南京郊区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里。那天，也是寒风凛冽，我到时，先生正在一间教室里和老师们一起座谈讨论学校办学和教学问题。学校的一位负责人带我们参观了那所学校。学校不大，可以说是一所典型的城郊农民工子弟学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校园里到处可见的箴言和宣传画，那显然都是师生们自己的作品，形式略显粗糙，但内涵却丰富和深刻到让我这个研究教育几十年的专业人员感到吃惊。学校负责人带我们走进学校图书馆，我为这些图书的品味和对孩子们的适切性而感到惊讶。这在很多中小学，甚至在那些中小学名校，也很少能见到。我忍不住内心的好奇，向那位负责人进一步了解图书馆的详情。学校负责人的介绍更是让我内心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原来，这一切，都是先生用她微薄的退休金，和学校的老师们一起，一点一点慢慢建立起来的。很多图书，都是先生亲自挑选的。先生不仅给学校、给家庭困难的孩子们以资助，还经常来这所学校，和老师们一起座谈如何提高教学水平。回到教室，看见先生正在和一群孩子交谈。孩子们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地向这位慈祥的奶奶讲述。恩师脸上洋溢的那种慈祥，是我跟随她学习时并不多见的。我默默地注视着已是耄耋之年的恩师，见她原本挺拔的身躯已经微微佝偻，但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极大的快乐，脸上焕发出圣洁的光芒。此情此景，一个词汇从我心底油然而生：“圣徒”。

之所以想起这个词，不仅仅是因为先生这种自我牺牲的殉道精神，更是由于先生教育思想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突出的理想性，以及这种理想的神圣性。那正是先生作为一名教育学者和一个知识分子毕生所殉之“道”。先生一贯主张，教育不仅要立足于现实，更要超越现实。我们不能只是为现实社会培养人才，更应当为尚不存在的未来社会培养完整的人。要为未来社会培养完整的人，我们的教育就必须被赋予一种理想的力量。唯有这种具备理想力量的教育，才能引领人走向至善。教育学界也有人曾对先生教育理论的这种理想性明确表示出不理解。这种不解，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曾经有过。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跟随鲁洁先生是不是学习研究德育，我说我不想也不敢研究德育，因为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自身的道德到底要修养到何等程度，才能对另一个人讲道德？”在学术意义上，这个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人们的著名争论：“美德是否可以传授？”那天，在那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我再一次听到和看到了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恩师不仅以她的学术语言，更在以她圣洁的行动，在回答学生我心中的疑惑。后来，我又多次去拜见先生，与先生长谈。虽然我知道，先生一贯不喜欢被打扰。但我急切地想更加深入地了解先生思想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在这种强烈愿望的驱使下，我常常是在有点强人所难的情形下约先生见面。我和先生在她那间书房里对坐，既聊现实，也聊理想。在毕业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渐渐能一窥先生博大而深邃的内心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先生是怀抱着孔子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信念，在阐释、实践和追寻她的教育理想。我也终于能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了先生一贯主张的教育之“超越性”，理解了在这种“超越性”背后所潜藏着的对教育理想意义的追寻，以及先生的这种教育理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我终于认识到，教育在本质上应当且必须具有这种理想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理想的力量，那我们又如何理解人类一代又一代不断的进步？我也突然领悟了，恩师当年对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威严，与如今她对孩子们的慈祥，其实有着同样的意义。她是在努力引领我们，走向那条神圣的道路啊！

作为一个学术的圣徒，先生对待学术是极其虔诚的。在我跟随先生做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切身感受到了先生的这种学术虔诚。那是一种勇于直面现实而又执着理想的虔诚；一种敢于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的虔诚；一种不能容忍丝毫搪塞和虚夸的虔诚。我是以一种十分特殊的身份成为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的，在此之前，我不仅没有硕士学位，连学士学位也是在夜大学里读的。我是先生在思想的原野上偶然碰上并收留下来的一匹极难驯服的野马。在对我的学术训练过程中，先生可谓煞费苦心。尤其是在讨论我的博士论文期间，我和先生之间常常会就论文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虽不激烈但却十分执拗的辩论。这种辩论，有时会持续数月，直至我们中的一方终于说服另一方。尽管在我们研究生的心目中，先生的形象是相当威严的。但在这种有时也令她有些焦躁的辩论过程中，先生从来没有用师道尊严来压服学生，而是自始至终都真诚地倾听学生的阐述，和学生一起逐步分析理论论证的逻辑过程，甚至为此专门去阅读相关学术论著。在我借阅先生的图书上，有一次我就赫然见到过先生联系到我在与她辩论中提出的某些学术观点而记于页边的批注。可见，即便是在和自己学生的学术讨论中，先生也是极其虔诚地对待学术问题的。先生的学术虔诚，还表现为她在学术上极度严格的真诚，不能容忍任何的不真实。譬如，先生从来不做在学生的成果上挂名的事情。从那本以“编写组”署名的绿皮《教育学》，到先生晚年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先生只在她自己的学术成果上署名。也正因为这样一种坚持，让我们今天回溯先生的教育思想，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中一以贯之的完整的内在精神线索。

我十分欣喜地看到，先生的这种学术虔诚，如今已经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的学术队伍中，被大家在不知不觉中继承和实践着，并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如今，学生我也在努力实践恩师的这种学术虔诚，其中包括坚持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尽管有时候觉得有点对不起学生，因为如果我同意挂名，学生论文的发表或许确实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那么做，否则，在恩师开创的这个学术虔诚的传统面前，我将无地自容。

先生虽身为女性，却一直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重读先生的口述史，也能鲜明地感受到先生自幼倔强的个性。然而，这回再度生病，先生却拒绝接受治疗了。有一次，在陪先生聊天时，我曾劝说先生接受治疗，先生看着我，微微一笑，没有作答。那一刻，我隐隐体会到，一个终身追寻理想的圣徒在行至末路时的一丝倦意。为了追寻一种理想而在现实中跋涉，那种艰难，只有真诚地对待自己生命意义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如今，先生已经决然离去，吾辈当继续奋力前行，永远朝着先生所树立之理想的方向，刚毅卓绝，百折不挠，努力不让先生的在天之灵失望。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转自公众号“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