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级鲁洁先生门下博士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刘晓东

  2020年12月25日上午10时41分，同门1992级师兄张乐天教授发来微信：“鲁洁老师今天早上8点多离开了。悲痛！”我看到微信，难以置信。便立刻打电话询问，张老师说已经与南师的相关领导证实过。——泰山崩兮，鲁师去矣！鲁洁先生已经离开学生，大行而去！与张老师没说几句话，泪水夺眶而出，往昔一幕幕不由一次次浮现于眼前……

一、初识鲁洁先生

  1985年9月，我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读本科，鲁洁先生时任教育系主任，教育系的迎新会上肯定是见过主席台上的鲁洁先生。但是现在印象已经模糊了。现在能记起的鲁洁先生形象，是她戴副眼镜，骑着单车，从随园校区二舍往一舍方向骑行的场景。
  1989年9月，我跟从卢乐珍教授读学前德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卢老师常常提到，她童年时期在上海读书时就认识鲁洁先生，两人关系亲密。我个人喜欢读哲学史书籍。本科阶段，教育学课用的教材是著名的绿皮《教育学》，前面几章内容是鲁洁先生写的，属于教育哲学研究，文路清晰，有理论气息，我十分喜爱。在对学前德育的研究进路上，我以为研读道德哲学、伦理学原理是不可缺少的初阶。我读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和硕士阶段，学前教育学界不是很重视理论研究（现在已经大为改观，但是中国传统的学以致用的传统依然处于统治地位）。我不由想到，将来结束硕士阶段学业后，继续跟从鲁洁先生读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选择吗？我的想法得到卢乐珍教授的支持。
  与鲁洁先生第一次私人接触，应当是在1992年五六月份某日上午举行的学位论文答辩会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儿童的伦理学及其教育学意义》。有的答辩委员不太接受“儿童有其自己的伦理学”这一观念，但鲁洁先生替我解围，说刘晓东所说的“儿童有其自己的伦理学”是有他自己的理解的，这个提法应当可以成立。后来，鲁洁先生将此学位论文作为“道德与认知”一章，收入了她和王逢贤教授共同主编的《德育新论》一书。

二、鲁门问学

  1992年9月，我如愿进入鲁洁先生门下，“攻读”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方向）的博士学位。鲁门三年沉潜，影响触及灵魂，可以说鲁洁先生对我有再造之恩。
  与我在学前教育专业学习时有所不同，鲁洁先生十分重视学生的教育哲学学习，高度重视教育学的哲学方法和哲学视野。她自己承担“教育学原理”课程，又委托刁培萼教授承担“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课程，延请陆有铨教授讲授“西方教育哲学流派”课程。除此以外，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的安排，那就是送我们到东南大学的著名哲学家萧焜焘先生家学习哲学，每周一个上午，为期一学年。萧先生先讲一个学期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再讲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史。萧焜焘先生精于黑格尔哲学、自然辩证法、自然哲学等研究。这一年的学习对于本来喜爱哲学史阅读的我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
  鲁洁先生告诉我们，省里组织著名学者在南京东郊钟山疗养院休养，她是在疗养院的相互交流中认识哲学家萧焜焘先生的。当时萧先生说行将退休，于是鲁洁先生便探问，自己的几个博士生的哲学训练可否请萧焜焘先生承担。萧先生当即应承下来，而且是“义务劳动”。
  记得在阳光灿烂的某天下午，鲁洁先生带领我们几个学生从南师随园校区来到东南大学兰园萧老师家中。鲁洁先生身穿正装、皮鞋，神情严肃，而接待我们的萧焜焘先生也身着正装。由此可见两位先生对我们的哲学课的重视程度。
  萧焜焘先生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等职务。他几次告诉我们，在所有的称谓中，他最喜欢被人称为“老师”。由此可见，他对自身多重社会角色中的身份偏爱，亦可见出他对教师身份的看重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理解与尊崇。
  萧焜焘先生讲课，是将哲学与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他讲到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与哲学家牟宗三的交往，讲到解放前夕他从事地下党工作的一些情况。记得他提到，他的一些老师和同学被从国民党监狱提出来，被荷枪实弹的军警赶上卡车，运往雨花台刑场。作为恫吓，其他政治犯（包括作为大学生的萧先生本人）被迫列队围观。萧先生讲到这些，往往声泪俱下。萧先生以此来向当时还是青年的我们来讲述他的革命初心。他还提到他“文革”中遭遇，也提到对当时官员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这些讲述，往往是与他对哲学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
  萧先生除了课堂讲授和交流外，还将自己出版的著作推荐给我们阅读，也将他发表的自然哲学、自然辩证法、精神现象学、人生哲学等领域的论文抽印本赠送我们阅读。无论是对哲学还是对待文化、社会乃至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解，萧先生对我的影响都是极为深刻的。
  一年随萧焜焘先生学习哲学的经历，为我后来的博士学位论文《儿童精神哲学》的写作，加强了哲学方法论方面的准备。
  上面说的是鲁洁先生送我们去东南大学萧焜焘先生家上课问学的情况。除此以外，鲁洁先生培养博士生还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举办博士生沙龙。
  鲁洁先生先让我们自己在教育学原理方面找一个热点问题或关键主题，然后写成文章，拿到沙龙上讲述，然后让其他同学寻找其中思想里的破绽。博士研究生已经有了一定的文献积累，因而对于同专业同门同学的文章还是有不少看法的，所以相互批评非常激烈，甚至沙龙结束了，同学们见面后依然会继续辩论。这种辩论，对某些问题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思考是不无裨益的，而且会培养思考的深度和缜密性，同时也加深了同学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学习。鲁洁先生主持沙龙讨论时的广阔视野、开放胸怀、学术引领、局面把控等等，为我们后来的学生生活和理论思维等均有重大影响。就我个人的体会，她的学术高度和深度是直逼人性的高度和深度的，能达到此等境界的人罕如凤毛麟角。
  记得第一次沙龙，我选择的题目是当时的热点问题“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针对这个问题，当时学术界许多学者均发表有论文，但阅读时的直觉是各有破绽，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也有些论文我以为写得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于是我借鉴相关说法，提出“文化授受”起点论。张乐天、杜时忠和我是1992级同学，我们三位也是鲁洁先生1992年招收的全部博士生。我们的论文在选读、论辩、修改后，被送到南师随园校区的印刷厂（其地址现为南师托儿所）铅字排版，油印二三十份。鲁洁先生建议我们投稿，并送递教育系相关老师信箱。很快，我们这三篇文章在不同刊物发表，同时又在台湾《台海两岸》刊物转载。对此，我记忆是清晰的。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1994年我开始展开博士学位论文《儿童精神哲学》研究，在探讨童年与教育发生关系时，我已经发现，我的文化授受起点论是错误的。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这种教育学只是向外看，将教育的起点和目的置于儿童以外，置于儿童的天性和儿童的生活以外。而现代教育学却是从发现儿童开始的。无论是卢梭“教育即自然发展”，还是杜威“教育即生长”，都强调儿童的内在发展，是儿童本位、儿童中心的教育学，都是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尤其是儿童主义的教育学。而中国的教育学，即便当前，总起来说依然是无儿童的教育学，依然是将教育的起点和目的置于儿童以外，将教育学视为可由人来任意进行文化创造的事业。尽管人们也提到要尊重儿童，但是，一旦将儿童放入学校系统、教育系统，儿童往往又变成了训练、传递、加工和改造的对象，而忘记 “教育之所是”是由“儿童之所是”所规定的。如果没有童年，是不可能有教育的，也不可能有人所特有的智慧，也不可能有人类的社会、文化、哲学、道德、艺术、科学、技术等文明形态。现代教育学最早是在西方诞生的，但是，古代中国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这几句话却可视为现代教育学的提要、灵魂、旗帜。也就是说，现代教育学与中国思想传统是亲近的，现代教育学在中国完全可扎根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形成与西方现代教育学相互会通相互滋养的教育学。

三、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这里再说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下半年，鲁洁先生已经要求我们着手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工作。研究生选择什么样的学位论文题目，通常说来，一定是自己长期阅读、思考、理论建设的产物。我自己的学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对幼儿创造性培养的思考与建议》（发表于《学前教育研究》1990年第6期），其中已经有发现儿童生活内在秘密的朴素认识。硕士学位论文是《儿童的伦理学及其教育学意义》（其中《儿童的伦理学》发表于《江西教育科研》1992年第6期），这篇论文其实是研究儿童伦理世界的内在体系。这些过往的研究经历，悄悄决定着我自己的学术发展的逻辑展开。从研究儿童的创造性，到研究儿童的伦理学，再到研究儿童精神哲学，这其中有一条逻辑线索，那就是从研究儿童局部的精神现象，到全面研究儿童精神现象。当我将选题提交到开题报告会时，有老师认为研究儿童其意义重大，也有老师认为该题目难度大。学位论文题目就这样定了下来。我还记得，当年开题是在逸夫楼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会议室进行的。
  我想说的是，我这个题目乍看与教育学没什么关系。鲁洁先生能够允许和鼓励我写作该题，我是深深感激，也感到特别幸运。我后来的所有研究其实都是以这篇论文为开端的。研究儿童、发现儿童是现代教育学的开端，历史上如此，逻辑上也是如此。从历史上来说，夸美纽斯《母育学校》的第一章就是儿童观研究；卢梭在《爱弥儿或论教育》中实现了对儿童的发现，提出教育即儿童的自然的内在的发展，从而建立了天性教育学体系，也即儿童中心的教育学体系。以至于杜威认为后来的一切教育改革家均持有卢梭“教育即自然发展”的观念和立场。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长”，从本质上来看，与卢梭“教育即自然发展”的观念是一致的。当然，杜威认为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等人都对“教育即生长”的观念也做出过贡献。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学化”其实就是教育应当儿童心理化、儿童生活化，其实质就是，教育应当儿童化。杜威在《儿童与课程》中进一步提出学科的逻辑应当符合儿童心理的逻辑，这都是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课程应当儿童化，教育应当儿童化。由此可见，儿童其实是整个教育学体系的开端、轴心、支点。所以，儿童研究本身，应当成为教育学的重要内容。国内也有学者提出，教育学即儿童学。从辩证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是支持这种观点的。
  我之所以选择《儿童精神哲学》作为选题，也与我的阅读史是分不开的。我喜欢阅读哲学史。除此以外，在本科阶段，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热”时期，西方的学术书籍涌入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思想的活力得到不断迸发，从而使我得以阅读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等人的心理学，尤其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儿童心理学。当时，创造力研究是学术热点之一，我用不少时间阅读相关文献。这也是我学士学位论文选择研究幼儿创造性的原因之一。
  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学前教育学专业书籍几乎是空白。无所寄托之际，我就在图书馆不断浏览，如同羊漫无目的地吃草一样，发现哪里水草丰美就跑过去，凭自己兴趣的指引而涉猎了不少其它学科的书籍，包括所谓“老三论”、“新三论”方面的文献（这属于自然辩证法和技术哲学的文献）。我还阅读了进化论方面的大量书籍。大一、大二时，在西山图书馆惊喜邂逅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书，其中的生物社会学思想和方法给予我极大的思想冲击。
  到了硕士阶段，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学前德育，于是我就去图书馆阅读道德哲学、伦理学书籍。当时图书馆书架上的这类书籍与当前图书馆的投放种类和数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于是，我的策略就很简单，那就是将书架上的相关书籍全部阅读或浏览一遍。像包尔生《伦理学体系》就是那时阅读的。
  当我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我的阅读策略依然是将图书馆的相关图书搜罗一遍，以至于不弄清楚某一概念、某一命题，不读完能搜罗到的图书就绝不动笔。现在想来，不读完能搜罗到的图书，就绝不动笔，其实是个笨办法。用去年（2020年）流行于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词来说，易发生“内卷”（内耗）。
  哲学史尤其是黑格尔哲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社会生物学，波普尔等人的哲学，西方心理学派尤其是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的心理学，皮亚杰具有生物学气息的发生认识论以及儿童心理学，神话学著作，等等，等等，为我的儿童精神哲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的儿童精神哲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大。开题后就忙于搜集更多的学术参考资料，阅读和梳理占用了大量时间。真正着手系统写作，已经到了1994年9月。到了1995年3月，就必须提交论文。这时我才完成三部分：个体精神成长论略，儿童的认识，儿童的道德。我将此三部分提交给鲁洁先生，忐忑不安地等待她的审读和判决。几天后，我在华夏图书馆一楼复印室遇到当时还是南师博士生的刘云杉，她刚从鲁洁先生家回来。她见到我便说，鲁洁先生提到我的论文，并说这么多的材料被刘晓东写活了。有这句话，我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几天后，鲁洁先生让我取回了学位论文。鲁洁先生在文中某处提出，是不是要避免“生物学化倾向”。这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鲁洁先生的提醒其实也是出于对学生的保护。我针对鲁洁先生的提醒和提问，在该处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1995年5月16日上午，杜时忠和我两个人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在逸夫楼教科所会议室举行。我们两位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能跟从鲁洁先生进入学术界，这是我们的幸运。

四、鲁洁先生不只是经师，更是人师

  鲁洁先生在博士生培养方面的一些细节也令我难忘。例如，我曾经将刚刚完成的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儿童观及其现代化》交给鲁洁先生，请她指点指教。不久鲁洁先生给我谈这篇论文。她特别指出，我对孔子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这段话的译读是错误的。原来，我将“小人”解释为“小儿”、“儿童”。鲁洁先生严肃地说，这是“硬伤”，这类错误是绝对不可以再犯的。鲁洁先生的严肃提醒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我对“硬伤”这类问题格外警惕。修改后，这篇论文后来发表于《学前教育研究》1994年第4期。
  鲁洁先生对学生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的。记得一次放假前，两位师兄买回家的船票，离校时间比所规定早了一天。鲁洁先生了解到有学生提前回家后，严肃地要求将船票退改。其实，已婚的研究生在放假前提前几天离校，在当时并不少见。可见鲁洁先生在学生管理上是严格要求的。
  还有位师兄星期天去安徽看望亲戚，周一回校，鲁洁先生有事去他宿舍未见，了解情况后留下字条，要求这类情况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并说这不只是学校纪律的要求，也是考虑到保障研究生的正常学习和研究生的安全。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位博士生为一位硕士生打抱不平，据说有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鲁洁先生汇报，希望鲁洁先生批评相关的另一位研究生。不过，这件事应当是被鲁洁先生轻轻放下。是非对错显而易见，为何沉默不语而不去批评一下当时人呢？当时我对此颇为不解。但随着年岁的增长，现在终于明白，鲁洁先生的冷处理是最为适当的。当时如若处理，会给双方都带来更深更复杂的伤害，这是仁者所不愿见到的。
  我还记得鲁洁先生几次与研究生集体谈话时都提到：做人要有风范，要堪为风范。就我的理解，所谓风范，不仅仅是气度、气派，也是堪为旗帜、标杆、尺度和规范，也即堪为人师，甚至能做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有化民成俗的精神感化力量的人。
  可见，鲁洁先生不只是经师，而且是人师。她对学生的期许是很高的。照我的理解，她要求自己的学生不只是一个好学者，而且还可以带动风气，影响社会，乃至风化天下。
  鲁洁先生在教书育人方面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我以为，在于鲁洁先生人性的保全与丰富。高僧神秀的偈子有云：“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鲁洁先生在童年遭遇战乱、社会动荡，但总起来看，她受过富于人道的教育。在《八十忆往》口述史访谈现场，鲁洁先生谈及自己基础教育阶段的考试成绩往往排在全班同学的后面，但当时从未出现过将这种排名贴在教室墙上宣传过，而且相关老师还当面悄悄地赞扬她的聪慧和潜力。初中以后，她的考试分数逐步提高起来。我相信，童年经历给予鲁洁先生的教育研究乃至为学为人以人本主义的底色。由此可见，任何个人尤其是儿童，是多么需要富于人道的关怀与呵护。
  颜渊曾对自己的老师孔子喟然赞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众弟子对于鲁洁先生也是如此敬爱与推崇的。

五、鲁洁先生的“创新与超越”

  鲁洁先生是伟大的学者，伟大的教师，伟大的母亲。她视野宽，站位高，有深情，能将自己的思想基因印刻在弟子们的学术生命里。这样的学人是罕见的！
  鲁洁先生自己就是具有风范的学者。她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在为学为人方面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
  在为学方面，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学术胸襟博大，学术视野开阔，开放而包容。改革开放后，她的教育学研究主要是教育哲学研究、道德教育研究、中小学德育教材编写，也涉猎过教育社会学研究。
  照我的理解，她的学术思想主要是马克思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她的教育哲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教育异化的批判以及对以人为本教育学的倡导。这些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鲁洁教授在2007和2008年两年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两篇论文分别是《超越性的存在》〔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4期〕和《教育的原点：育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4期〕。这两篇论文在鲁洁教授的教育学思想中具有特别的重要价值。前者是对中国教育进行望闻问切后写出的“诊断书”，后者可视为指向中国教育改革、建设“以人为本”教育学的“宣言书”。在鲁洁教授80寿辰之际我曾专文评介过这两篇论文。
  据与鲁洁先生一道做德育教材的鲁门弟子介绍，鲁洁先生最后十几年经常去小学德育课堂听课，她将此视为“向小学品德课堂最大的权威——儿童请教！”（见吕丽艳博士受南师德育所委托所起草的“给先生九十岁生日的贺信”《随园心性 鲁门风骨——德育所学人致敬敬爱的鲁洁先生》）
  又据鲁门弟子回忆：“鲁洁先生编写品德与生活时，让我的女儿（3年级）给她提建议。并且不要我给孩子说什么，让她自己看。之后鲁洁先生请我女儿吃麦当劳，请我女儿给她说说，她喜欢教材中的什么，不喜欢什么。鲁洁先生事后给我说，孩子说，不要动不动就让我们写一写，还不如让我们说一说，鲁洁先生就采纳了。”（冯建军微信，2020年1月19日）这表明，鲁洁先生确实将儿童视为“小学品德课堂最大的权威”。鲁洁先生不断地去小学德育课堂，也表明她确实在不断地向儿童这个“最大的权威”请教。
  鲁洁先生这辈学者都经历过极“左”时期儿童本位论、童心论的大批判。改革开放后我们当年读本科读研究生时，儿童本位论、童心论依然被怀疑被误读，连因提童心论被批判的陈伯吹平反后，只要谁提儿童本位论，他就批判指责谁。就是当前不少教育学学者似乎也主张教育要有儿童地位，但不少人心不由衷，内心的观念体系无儿童，或是伪儿童，乃至反儿童，反对教育学给予儿童以崇高位置。鲁洁先生最后十几年的德育教材研究是经常与儿童们泡在一起的，用行动将儿童视为教育学的权威。
  将儿童视为课堂最大的权威，这是鲁洁先生继“以人为本”的教育学“宣言书”后对中国教育学的又一次伟大跨越。鲁洁先生的教育哲学在国内教育哲学中的特色与地位以此凸显出来。我以为，当前的中国教育学界一定有人会对将儿童视为教育学的权威不以为然。他们会说“儿童幼稚”，因而需要“成人的引领”和“社会、文化的责任”等等，试图否认儿童这个教育学的最大权威。其实一旦成人意识到教育、文化、社会应当围绕儿童运作，应当倾听儿童所体现的自然意志、自然目的，那么，人类的文明将会变得更为绚烂！无他，这其实是“道法自然”、“率性之谓道”等古老信念的胜利！这些信念必将得到一再阐释，并将不断地给予后人以新的启发与智慧！鲁洁先生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不断“创新与超越”的精神（鲁洁先生曾将自己的一本文集名之为《创新与超越》），亦将风范永存。
  我的学术生命曾有机会浸染在鲁洁先生博大的生命与博大的人文体系里，此生何幸如之！

                             写于2021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