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学光

  鲁洁先生是当代中国一位真正的教育哲学家！诚然，鲁洁先生并未重新构建一种教育哲学学科体系，但是，她却一直在乘着哲学的机翼，遨游于教育世界的天宇；她的教育理论研究始终建基于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洞悉，充盈着对人的内心超越与人生幸福的观照。作为鲁洁先生的学生，我敬仰她自身修养的超群出众、为国尽才的独特贡献、救世济时的责任担当，也敬佩她那时常展现出的一个教育哲学家所拥有的哲人风范。哲人风范，是鲁洁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学术品格的集中体现。
  一提到哲人风范，人们往往认为这是哲学家才拥有或应有的风格和品性。其实不然。事实上，哲人风范不仅仅体现在那些直接从事哲学研究的大家身上，也会体现在那些从事其他专业活动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身上。哲人风范内在地蕴含于人的品格之中，是人的品格之中那些体现远见卓识与美好追求的品行和品位类型的极致表征，主要包括勇敢、诚实、热情、执著等[1]。这些风格和品性在鲁洁先生身上都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
          
            01 鲁洁先生是一个勇敢的教育思想家

  凡是认识鲁洁先生的人都知道，她从不会像有的人那样被指认为“狂妄”、“孤傲”与“不逊”。但是，她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勇气与行为，与任何一位哲学大家相比都毫不逊色。
  我最早感受到鲁洁先生的理论勇气，是在1988年拜读到她在《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年第2期上发表的《值得每个中国人担忧的教育危机》。当时，虽然我国“万马齐喑”的“文革”已经过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春天已经来临，但是，学术界的前辈们对于“文革”之于知识分子的寒气逼人的迫害仍然心有余悸。鲁洁先生无疑是“文革”后直面并坦陈中国教育危机的第一人。她在例数中国教育危机的种种表现的基础上，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发出了“救救教育”的呐喊。
  1988年9月，我有幸来到先生身边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先生的学生之后，对先生的理论勇气感受得愈加深切。先生主张，“教育要善于保护、引导青少年学生的批判精神，不要去扼杀它。一代人英气的磨灭，将会形成我们民族在人格上的普遍缺陷。缺乏批判精神、超越向度的‘单面人’，正是当代发达社会人性没落之表征，我们应当引以为戒。”[2]先生心之所思亦是其身之所行。一方面，她一向注意精心呵护、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记得当我向先生汇报博士论文选题并表明自己欲将教育哲学作为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方向时，先生欣然表示赞同，并用自己的语言转述了黑格尔的这一名言：“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3]先生告诉我，批判性和理想性是教育哲学的两大重要品格，它要求它的研究者保持一种刚正不阿的品行，担负起责任来。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教育理论工作者都缺乏理论勇气，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教育哲学。先生的教诲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先生以其学术上的“英气”给学生以精神上的化育和熏染。先生特别善于对现实的教育问题作“形而上”的思考，我们透过这些思考可以感受到，她从不迁就任何一种早该被教育生活所抛弃的旧的教育观念或教育理论观点。她的论著不仅数量多，而且品味高。在这些论著中，她力求做到并确实做到了用自己的眼光审视教育，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教育。这些思考在许多方面源于已有的教育理论，但不为已有的教育理论所左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思考，但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思考。她不仅善于识别违背人的本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行为，而且勇于批判这样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行为。“失掉了一半的教育”[4]、“塑造知识人的教育”[5]、“病态适应的教育”[6]、“改嫁了的教育”[7]……她对当代教育诸如此类异化现象的精准概括与深刻剖析，句句切中要害。鲁洁先生身上彰显的理论勇气——她那种不人云亦云、不趋炎附势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行为，是其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充满革命精神的深刻的内在根据。
  然而，在待人接物上，包括对待同事、朋友和学生们，鲁洁先生却极为谦逊。例如，先生的学生都以她为为人、为学、为师之楷模，而先生却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只是一个陪读，只是在跟着学生们读书和钻研；每次出席学术研讨会，每次参加由她发起的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即后来的“教育科学学院”）的学术沙龙，她都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和朋友，对每一位参与者的发言，她都极为认真地倾听；先生到无锡市深入基层学校指导课改、搞实验研究，为了不让学校破费，每次都是自费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敬谢“大师”、“泰斗”、“鲁派”等称谓，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什么大师，也并没有取得成功；……每每念及凡此种种，我总会记起马克思曾经明确区分的两种“谦逊”，即追求真理上的谦逊和待人接物上的谦逊。对于后者，马克思认为是极其需要的，他还引用蒙田的话说明虚心与谦和的重要性。蒙田说：“真正的有学问的人就像麦穗一样，只要它们是空的，它们就茁长挺立，昂首睨视；但当它们臻于成熟，饱满膨胀的时候，它们便谦逊地低垂着头，不露锋芒。”[8]鲁洁先生在待人接物上的谦逊，恰恰就是她的思想“臻于成熟，饱满膨胀”的印证。
  与待人接物上的一向谦逊不同，鲁洁先生在教育研究和追求真理方面却从不谦逊，而是始终表现 出与深思和决断相伴的大胆和勇敢——“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出，……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9]先生一生关注的教育科学领域比较多，从大的方面看，包括教育学（包括德育学和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教育和道德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教育与德育的现代化、国家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研制和小学德育教材建设，如此等等。在她关注和涉猎的每一个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上，都彰显着建设新的教育世界所推崇的创造、进取、尝试和探索。
           
            02 鲁洁先生是一个诚实的教育思想家

  诚实是哲人的一种重要而优良的品行。所谓诚实，简单地说就是襟怀坦白，不说假话，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就像卢梭所言：“我要说真话，我就会毫无保留地这样做。我将说出一切，好事、坏事，总之一切都好。”[10]鲁洁先生是一个极为诚实的教育思想家。在学术问题上，她对他人、教育和社会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例如，参加学术研讨会或课题论证会时，她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能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对他人的质疑或不解之处；对于现存的教育实践，她总能表示应有的尊重，但也往往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而且，她针砭时弊，话无虚指。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都有自己确定的立场和见解，从不迎合、附会某些“权威”的定调，也从不热衷于为流行的观点作论证。
  鲁洁先生的诚实不仅是对他人、对教育和社会的，更是针对她自己的。对于自己，她勇于解剖，坦陈不足。她从不认为自己的研究结论是唯一正确的，也从不认为别人的探索成果一无是处。在教育理论界，曾有多名学者就学术问题与鲁洁先生进行商榷。对于所有善意的批评，她总是能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欣然以对。即使对那些不能接受的批评意见，她也认为能促使自己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或真诚地承认自己论述得不够充分。先生博览群书，却总是诚恳地表白自己知之甚少，这应该是她对“读书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无知”一说的真实感受。
  针对自己的诚实还表现在，当发现自己的教育理论观点出现偏差或存在不足时，她能及时予以补正，而毫不顾虑是否会有损于自己的“声誉”。例如，“道德教育要回归生活”，这是鲁洁先生在2001年新课程改革以后的主要学术追求，也是支持她主持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研制和教材编写的基本理念。先生认为，道德不是为道德而道德的,而是为了生活的；道德与生活密不可分，生活是道德存在的基本形态。因此，道德教育要从生活出发，引导学生去选择和构建有道德的生活及生活方式。后来，她对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当时这样说确有它的针对性和根据。但是，作为一种理论的建构就必须考虑它的严肃性，任何一种理论上的片面性都会带来它自身的困境，在实践中也会带来危害。”[11]通过重读康德，特别是从康德的道德自足性去考察“道德为生活”的观点，她发现了几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道德与生活何者是第一性的？道德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道德标准的本意是动机性的还是评价性的……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后，她坦诚地表示：“随着学习和思考的深入，我意识到：‘道德源于生活，为了生活’的理念面临着诸多理论上的挑战和难题。到目前为止，我本人还处于困惑之中，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12]勇于自我质疑并明示自己的困惑，这最能体现鲁洁先生诚实的品性。
  海涅说：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鲁洁先生的学术人生表明：只有在诚实之树上才能结出真正有价值的智慧果实！
           
            03 鲁洁先生是一个热情的教育思想家

  卢梭曾有过这样一段由衷的道白：“我的全部才华都来自对我要处理的题材的热爱，只有对伟大 的、对真的、美的感受，才能激发我的天才……人家以为我也和所有别的文人一样，为谋生而写作，而实际上我是永远只晓得凭热情而写作的。”[13] 此话道出了一个充满历史根据的结论：真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乃至真正的学者，无论是其求索真理，还是表达思想，都充溢着炙热的情感。鲁洁先生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教育思想家，她不仅拥有透彻地把握教育天地的能力，更有着对教育真知、教育智慧的真切渴望与热烈追求。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种误解，即似乎只有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活动才是热情的，而纯理智的学术研究的唯一合适的面孔就是严肃。其实，虽然学术研究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但其研究过程与表达形式却未必要始终穿着严肃的外套。黑格尔曾发出如此感叹：要读懂一部德国的哲学著作比自己写一部更困难。马克思曾引证特利斯屈兰·善第关于“严肃”的定义：“严肃是掩盖灵魂缺陷的一种伪装。”[14]黑格尔的感叹和马克思的引证意在表明，哲学不应该把热情逐出自己的大门。哲学如此，其他专业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应该如此。在此方面，鲁洁先生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表现。2005年，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开封年会的闭幕式上，卸下承担了20年之久的主任委员职务的鲁洁先生说：自己长期担任主任委员一职，“没有功利的目的，只是因为热爱！”此话不仅是先生主持德育论专业委员会的真情流露，也是她投身教育科学事业的心灵坦白。先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为谋生而研究和写作的，她甚至不是把自己的教育研究和著述仅仅看作一项任务，一件工作，而是把它作为对教育、对人类的真挚的爱的一种表达形式。先生的教育理论研究，一直都是从人学立场出发的。她始终都高度关注人的现实历史境遇，关心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关心教育如何帮助人实现对有限的生命的超越，这其中涌动着先生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类幸福的憧憬与向往。只要大家翻阅鲁洁先生的学术论文就不难发现，她的著述脉络清晰，条分缕析如抽茧剥蕉，遣词造句一丝不苟。然而，她的每一件作品都不是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也不是干瘪的、故意咬文嚼字的，而是充满激情和生气的，洋溢着一种纯正的浪漫精神。
  论说至此，我油然想起先生那篇关于德育之享用功能的论文的结尾。该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最后，录下席勒为嘲讽康德所写的几行诗句，以解对我的‘康德式'之诘难：
                乐为朋友效劳，哎呀
                 却又出于爱好，
                 我为我的不善
                 时常感到烦恼。
                 你能有何作为
                 除须蔑视一切，
                 遵照义务行事
               哪怕满怀怨嫌。”[15]
  信手拈来的诗句，为其理性思考赋予了情感的色调。其实，不仅从此文中，而且从她其他的教育哲学探索论著中，都既能体验到康德、黑格尔著作中的思辨艺术的魅力，又能感受到尼采等“诗哲型”哲学家的优美的诗性和火热的情怀。这些充满激情和生气的作品，是充满激情和生气的作者的真实写照。
  鲁洁先生把热情注入教育研究中，还表现在她的作品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上。鲁洁先生的作品，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和禀赋，而且有着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仅从其出版的著作来看，既有概念界定规范、体系相对完善的教材，如在我国教育界影响深远、得到国内同行专家高度赞誉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德育社会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又有虽无面面俱到的理论框架但研究主题极为鲜明的专题研究力作，如《当代德育基本理论探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既有她主编的聚焦于某一学科领域的丛书，如“教育社会学丛书”（南京师范大学2001年版）、“德育理论丛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道德教育的时代议题系列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等，又有她主编的某些专题研究成果选辑，如《华人教育——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球展望》、《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的国际透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既有立足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成果，如《德育现代化实践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又有被称为“最优秀的教材”的小学德育教科书，如《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江苏教育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和《道德与法治》（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透过这些形式多样的研究成果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教育研究工作中，鲁洁先生驰骋于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之间，奔走于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之间，真正从书斋中走了出来，解放出来，回应时代和教育实践的迫切需要，尽情释放和宣泄自己的热情，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为切合中国教育的实际需要，更能成为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手中的有力武器。
     
            04 鲁洁先生是一个执著的教育思想家

  所谓执著，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和信念，甚至为真理和信念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执著是表征哲人风范的又一种重要的品格。
  对于一个致力于包括教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执著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高贵的品格。爱因斯坦曾经不无根据地说过：“那些我们认为在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达到他的最高成就。”[16]作为一名教育研究者，要达到自己的最高目标，取得有价值的创造成就，也同样需要无畏的勇气、坚韧的毅力、顽强的斗志和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在此方面，就我生活、工作所及的范围而言，至今尚未发现一人能与先生相媲美。如前所述，鲁洁先生涉猎的教育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她在每个领域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丰硕的成果。毫无疑问，先生从中获得了无限丰富的由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带来的快乐和充实。然而，学术研究从来都不仅仅是快乐的。先生在这些领域展开的上下求索有时是极其艰辛的，甚至是痛苦不堪的，她为此付出的心血也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尽管求索之路艰辛坎坷，但她始终干劲十足，勇往直前。在先生身边学习期间，我和同学们都夸她身体很好。毕业以后才知道，先生一生都没摆脱过疾病的缠绕（但她从不以病弱的模样示人。因病住院时也不告诉学生，生怕给学生及他人增添麻烦）。且不说三十岁时就开始的长期的高血压，五十多岁时患上的心脏病，六十几岁时染上的眼睛疾病。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50年代，先生曾身患肺结核（1949年患病，1952年复发）——这在当时可谓不治之症，随后她又两次身患癌症。就是在70岁后开始致力于《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新课程标准研制和新课标教材编写的13年间，先生又做了两次癌症手术。先生能够战胜病魔，并能取得令人艳羡的学术成就，不能不让人感觉是一大奇迹! 这一奇迹所彰显的，既是先生超乎常人的勇敢，又是她超乎常人的执著。
  当然，执著的品格并非人人都能具备的，更非人人都随意可得的。要想获得这一品格，就得把真理和自己投身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在那些“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或“把一个铜板看得比磨盘还要大”的人身上，是找不到这种高贵的品格的。若不是超越个人忧患得失而注目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实践的完善以及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人生幸福，她就不会为教育和教育科学事业倾尽全力。
  大家都知道，以鲁洁先生为总主编的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教材编写团队，经过长期艰苦、辛勤的工作，取得了极具影响力的成果。2016年3月，教育部基教二司专门致函南京师范大学，对鲁洁先生深表谢意，并赞誉她为该套教材的编写“做出了重要贡献”。多数人有所不知的是，当初，先生对接受这一任务还是心存顾虑的。其主要原因如先生所言，对于“涉及小学生实际的那一部分，自己接触得很少，了解得很少，更不要说是研究了。以前品德课的大纲之类的制定也没参加，这本身就是我的软肋，不是我的长处。做这件事要面对的是两亿多的少年儿童，这事不像搞理论研究，理论只要你去说，听不听随他；但课标是作为一种公共知识产品，是一种体制性的东西，一旦制定出来，人家就必须执行，我觉得这个责任重大，也有点不堪承受之重。为此，对于是否接受这个任务当时心里很矛盾。”[17]所以，当时教育部基教司副司长王建国、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专就此事找先生谈话，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没敢给予肯定的答复。后来之所以承担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先生认为，关于道德、道德教育的理论知识本身是不完善的，是一种没有完成的知识，应该、也必须到实践中去完善它；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先生看来，“面对我们国家思想品德课的现状，一种被否定的现实，我们这些所谓的德育理论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觉得自己既然搞了德育这一行，对于中小学德育课的现状就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无动于衷，不能光以批判者的身份去指手画脚。这件事没办好，即使我们没有参与，但作为德育研究者也还是负有责任的。”[18]话语虽然朴实，但昭示的境界却极为不凡。无论是起初的不想承担，还是最终的接受任务，所体现的都是先生对少年儿童和中国德育理论与实践的责任担当！
  2010年4月17日，为庆贺先生80诞辰，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以先生的学生为参会主体的“鲁洁教育思想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鲁洁先生对学生们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对于你们，我“所有的，可能就是和你们共筑的一个梦，就是要改变中国教育的面貌，使得我们未来的一代充分享有更美好的人生。” 虽然年事已高，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所普遍具有的社会使命感，这种文化意识的传统还在我灵魂中间游荡，我逃脱不了它的纠缠。这同样也是自己结下来的情结，自己也解不开。所以，梦还在继续做。”[19]这个梦，是鲁洁先生执著品格形成的动力之源，根基所在。  
  诚如毕达哥拉斯所说：“美德是一种和谐。”[20]勇敢、诚实、热情、执著等虽然是相对独立和分离的，却又不是绝对独立、互不相干的，而是彼此依存、相互融合的。当且仅当它们融合成一个和谐整体的时候，它们才是完美的。我认为，它们在鲁洁先生的身上是融为一体的，是极其和谐的。例如，先生的诚实体现为敢讲真话，而“敢讲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极硬的‘骨气’。” [21]，这也体现了先生对真理的无限热爱与执著追求。先生一直强调，教育这个领域，是需要我们用生命去进入的。先生的学术成就，就是她以整个生命“行走在意义世界中”收获的智慧之果，是一本用她自己的生命打开的教育学！的确，先生的丰富、充实而又艰辛、甚至充满苦难挑战（“充满苦难挑战”是指先生曾多次身患重病，“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笔者注）的人生阅历不可复制，但她的超越性的人生境界和治学上的哲人风范，却令晚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先生的学生，学习先生治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就是不辜负她80岁生日时对后生晚辈提出的殷切期望：“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为美梦成为现实而不懈地努力，一定能为中国的教育有所担当，有所作为！”[22]

参考文献：
[1] 聂金芳.哲学原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23.
[2]鲁洁.培养有理想的人——世纪之交对德育的一点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2）. 
[3] 黑格尔.小逻辑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6.
[4]鲁洁.实然与应然两重性：教育学的一种人性假设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4）.
[5]鲁洁.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育信条：塑造知识人 [J]．教育研究,2004（6）.
[6]鲁洁.超越性的存在——兼析病态适应的教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 
[7]鲁洁.教育的原点：育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4）.
[8]蒙田.蒙田随笔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8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
[10] [13] 卢梭.忏悔录（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89、635.
[11] [12] 鲁洁.关于“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自我质疑[J]，道德教育评论（2006）[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4.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74.
[15] 鲁洁.再论德育之享用功能 [J]．教育研究,1995（6）.
[16]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95.
[17][18]鲁洁等.回望八十年——鲁洁教育口述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278.
[19][22][DB]:http://caonanshan 2004.blog.163.com/blog/static/5156892720101123105840786.
[20]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6.
[21]李敏.听季羡林讲述人生哲学[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8.38.

[作者简介]庞学光，天津市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