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敬，本名浏生，别名何畏，1896年生，浙江余杭人。1930年，何思敬到上海找党，先后结识了冯雪峰（时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胡愈之（时任《东方杂志》主编，后参与翻译、出版《西行漫记》）和梅龚彬。梅龚彬是个传奇人物。他原籍湖北黄梅，又名逸仙，字电龙，1901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恽代英（中共早期党员，时任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和沈泽民（中共早期党员，时任上海地方兼区委执行委员）。梅龚彬的堂兄弟梅宗林（亦名中林）也是中共党员，历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工人教育委员会主任、武昌县委组织部长、汉口第二区委书记等。1927年8月，因叛徒告密被捕。9月，就义于汉口宁波里口。
　　梅宗林是梅宝玑的长子。梅宝玑是民国元勋。李强（已故外经贸部部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央特科四科科长）说梅宝玑早在大革命后期就已为我党“搞日本方面的情报”，他“隔几天去找梅宝玑一次”。
　　大革命失败后，梅龚彬参加了南昌起义、海陆丰起义和浙东、浙西农民暴动。1931年6月，梅龚彬从日本回国，陈云让他转为秘密党员，以“脱离共产党”的假象迷惑外人。陈云接掌中央特科是在1931年春夏之交。当时，顾顺章（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一线领导）无耻叛变，陈云临危受命，协助周恩来重建我政治保卫部门，代号“先生”。周恩来在总结中央特科工作时曾说：“特科工作之最主要部分，是要深入到敌人营垒中去，尤其是直接摧残革命工作组织的反动机关，更是我们首先要打入的对象。”陈云这就要求宗孟平（本名益寿，1907年生，江苏宜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报上刊登脱党启事，以假象骗得敌人信任，从而卧底魔窟，谍战无间道。他还要新任特科二科科长的潘汉年将留法学子鲍文蔚（1902年生，江苏宜兴人，解放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解放军外语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以拉伯雷名著《巨人传》的汉译蜚声中外）安插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戴戟（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法文秘书，另派沈寿亚（中共早期党员，代号“老枪”，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和梅龚彬分别接近国民党C.C系干将、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部长吴开先，伺机下手，获取情报。潘汉年在1962年3月的一个材料中如此写道：“1931年中央决定梅龚彬（梅电龙）正式同特科发生关系，先由我直接联系，要他接近吴开先，了解吴和市党部的反共计划。后来，他通过办杂志结识了十九路军领导人，成为该军的政治干部，吴亦要他随时报告十九路军领袖们的动向。”
潘汉年所说的“杂志”即《读书》，由神州国光社主办。神州国光社办《读书》是王礼锡的主意。王礼锡是爱国诗人，时任神州国光社总编辑。他偕夫人陆晶清（本名秀珍，著有诗集《低诉》等）找梅龚彬、胡秋原（时任上海大学教授、《文化评论》主编）、王亚南（时在暨南大学任教，后与郭大力首译全本《资本论》）等人商量，想要“用旧杯来装一次新酒”，“不树立一个目标，而是为读者提供出已走过、正在走着或者想走去的许多途径”；大家都说好，这事就这么定了，梅龚彬也就自然而然地认识了神州国光社的实际出资人陈铭枢，又通过陈铭枢认识了李济深。于是，陈铭枢被迫流亡海外前也就找他密商兵变，身边仅王礼锡一人作陪。据梅龚彬后来回忆，陈铭枢到上海找他，不仅把“发动军事反蒋的意图”和盘托出，而且还邀他“去福建为十九路军培训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