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武水河畔聚集了一群“坪石先生”。李达、梅龚彬、陶大镛、卓炯……当时的中山大学法学院群英毕至，法律系、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知名学者被时任校长许崇清集中聘用。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梅龚彬先生的坪石讲授生涯。

梅龚彬先生在中大生活了五年半，中大是他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的怀有极其深厚感情的单位，他在中大时主要在坪石教书。

1940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战火，国立中山大学迁往韶关坪石办学，1941年底，梅龚彬先生在桂林接到了中山大学的聘约。梅龚彬先生交游甚广，按常规，大学是在暑假前发出聘书的，他却在寒假前接到聘约，除了老朋友王亚南大力帮忙外，蒋光鼐为他写给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的推荐信，也发挥了作用。

收到聘约后，梅龚彬先生立即向李济深辞别，赶赴坪石报到。按聘约，他从1942年1月起在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任教授，承担经济政策和西洋经济史两门课程的讲授。梅龚彬先生抓紧寒假时间突击编写讲义，新学期一开始就登上了讲台。

梅龚彬先生团结那些倾向进步、学识渊博的教授，在抗战时期粤北僻壤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搞好教学，这样就能以正压邪，使不学无术的反动教授相形见绌。进步教授在学生中有威望、受欢迎，反动分子无法排挤他们。

在坪石，除了努力教好书外，梅龚彬先生还经常举办讲座和召开座谈会，分析和议论时局，解答大学生对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局最关心的问题，帮助他们消除恐惧心理，鼓励他们抓紧时间刻苦学习。

梅龚彬先生在坪石落脚之后，就写信告诉远在上海的妻子龚冰若。不料，龚冰若接到信后，立即带着梅龚彬先生的岳母以及4个孩子千里迢迢来到粤北山区小镇。他们全家在1942年“五一”节团聚了。

当时梅龚彬先生租住在坪石镇的上前街23号，房东姓陈，处于内进的三间房，房租每月需70元。
家人的到来使梅龚彬先生喜忧交加。高兴的是颠沛半生之后总算能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了；担忧的是他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一家七口的日常开销。但是他也非常理解妻子的苦心，妻子不愿在上海受日寇的奴役，更不愿让孩子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坪石的生活再艰苦，妻子也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来到他的身边。妻子也很体谅梅龚彬先生，帮助他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让他集中精力做好学校里的各项工作。为贴补家用，妻子变卖了从上海带来的衣物，并不顾山道崎岖，到几十里外的湖南省宜章县一所中学去教英语。梅龚彬先生的岳母操持全部家务。由于她老人家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使全家日子过得挺舒坦。

中山大学的学生大都来自沦陷区，梅龚彬先生认为对他们理应倍加关怀和爱护。梅龚彬先生家的经济虽然不宽裕，可餐桌总是向学生开放的。学生们常来他家研讨学术问题和议论国际国内时局，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到了开饭时间总有两三位留下来用餐。他的岳母是个热心肠的人，见到青年们享用她亲手烹制的粗茶淡饭时，脸上总是露出慈祥的笑容。她也在为革命做贡献，虽然老人家自己并不知道。川流不息的学生使梅龚彬先生的茅舍充满了生气。

1944年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员登记册在上“年度有何著作”一栏，王亚南先生填写的是著有《经济科学丛论》《中国经济原论》，这是较早有《中国经济原论》书名的记录。梅龚彬先生填写的是“完成工业政策及日本研究讲义稿”。值得一提的是，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不同出版时期的序言中特别提到梅龚彬等中大的同事对他的帮助，在序中再三强调是在中大课堂被不断地询问的结果，是任教期间发表的几篇重要经济学文章移植。

不同时期出版的序中均提及中山大学师生的帮助，特别提及到法学院院长胡体乾和梅龚彬先生经济系主任，1944年，王亚南应厦门大学之聘而离开坪石去江西赣州，梅龚彬先生接替他的经济系主任职务。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疯狂进攻粤汉线，中山大学面临疏散问题，梅龚彬先生这位新上任的系主任，第一件工作就是安定经济系师生的情绪并组织有条不紊的疏散。

1944年秋，进攻粤汉铁路线的日寇已逼近坪石。为打消人们的恐惧感，梅龚彬先生在一次法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中心发言。梅龚彬先生分析了华南抗战的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尽管气势汹汹，却存在着兵力不足的根本困难。梅龚彬先生说，日寇的兵力只能用于进攻交通线，而我们反倒有了回旋余地。这篇发言稿被高素文拿去，发表在赣州的《正气日报》上。

年底，坪石沦陷前，中山大学师生分东西两路疏散。东路去兴宁、梅县；西路去连县。梅龚彬先生和法律系主任薛祀光教授选择了西路。因为他们的家属几个月前疏散去临武，而广东省的连县和湖南省的临武县是毗邻的。

至此，梅龚彬先生结束了坪石的教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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