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央军委在武汉
                       
      二、对特务工作处的领导 
　　特务工作处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政治保卫机构，在武汉的主要工作是： 
　　（一）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特务工作处下设的保卫股承担着这一重要任务。汉口四民街61号是中共中央秘书厅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办公地，是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总书记陈独秀和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刘少奇、彭述之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当时，61号的安全由特务工作处负责。特务工作处派出六七个卫士住在61号机关。他们身体健壮，身着布褂便装。当时来中央机关开会办事和请示汇报的人很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在此开会。中央决定了各项人事任免后，相关人员会被通知来61号谈话，领受任务。因此来61号的人员很复杂，并且相互不认识。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班，对来访者进行询问盘查，确定安全后才放行。警卫人员还陪同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外出。有一次，中宣部工作人员郑超麟奉命去苏联顾问鲍罗廷公馆办事，一个卫士跟随郑超麟雇的黄包车同去同回。 
　　鲍罗廷公馆位于汉口原德租界，其机构庞大，人员复杂，除鲍罗廷自己的工作人员外，这里的一楼还设有一个通讯社、一个印刷所，国共两党高层人员往来频繁，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向这里派出警卫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这些警卫人员是一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上海来的“红队”成员。这批人员来汉后，一部分人留在中央军委，一部分人来到鲍公馆。鲍公馆警卫人员与党中央机关警卫人员的服装不同，他们穿的是直领学生装，比较西式。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被武汉国民政府解除顾问职务，中央军委抽调30人组成卫队，护送鲍罗廷回国。这批人大多身强力壮，训练有素。他们护卫着鲍罗廷，行程数千公里，最后安全到达莫斯科。完成任务后，这批警卫人员留在苏联学习军事。 
　　中共五大后，中共湖北省委机关设在武昌粮道街一座大宅院里，这里驻守着七八个保卫人员，他们对外称这里是“鲍罗廷的一个公馆”。保卫中共湖北省委的警卫人员属于湖北省军委，省军委隶属于中央军委。为确保安全，中央军委对派出的人员要求和管理都很严，经常派人到各机关督察和巡视工作。 
　　（二）收集情报。该工作由特务工作处情报股负责，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当时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武汉侦缉大队队长。情报股收集军事政治等情报，了解各种势力的政治动向，在马日事变、汪精卫参加郑州会议、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谋划分共等方面侦得重要情报，及时报告党中央。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发来五条指示，要求中共组成5万工农军队，建立法庭，审判反动军官等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违反纪律，私自将电令拿给汪精卫看，给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提供了口实。罗易泄密事件被军委情报人员掌握，迅速报告给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罗易一般情况下都参加），正当罗易侃侃而谈时，周恩来报告了罗易泄密之事，鲍罗廷立即电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随即来电，停止罗易的国际代表资格，调回苏联。中共中央及时获得情报，避免了因罗易的错误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使党早做应对突变的准备。 
　　中央军委的情报来源是多渠道的。特务工作处人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收集情报。梅中林是武汉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其家境特殊，堂兄梅龚彬是中共党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父亲梅宝矶曾是共进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与多方上层人士熟悉。特务工作处的李强等人与梅中林很熟悉，并通过梅宝矶的特殊身份，了解国民政府等方面的情况，获得多种信息，及时将情报转达到党内。共产党员吴德峰在武汉公安局里安插了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吴德峰利用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身份之便有意接触国民政府要员陈公博，通过陈公博接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经常以公私名义出入汪精卫公馆，观察汪精卫的动向。他发现汪精卫的活动频繁，行动诡秘，露出搞分裂的蛛丝马迹，便及时报告给中央军委。他的情报及时准确，为保卫党的活动和党员安全起到重要作用。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后，吴德峰向周恩来请示何去何从，周恩来指示他“不赶不走”。后来汪精卫展开“清党”，武汉局势十分危险，吴德峰接受党组织的指示，撤离武汉市公安局，担任中共湖北省军委书记，赴鄂南组织秋收暴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中央掌握汪精卫集团即将背叛革命的动向和情报后，立刻做机关转移的准备，并于7月12日前撤离汉口四民街61号。党中央各部门也迅速作应变准备，转移办公地和住地，隐蔽起来。7月下旬之前，中共党组织基本转移地下，开展斗争。中央军委的情报保护了党组织和大批党团员。 
　　（三）惩治叛徒奸细。此项工作由特务股负责，负责人先为张浩，后为李强。张浩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官兼特务队队长，负责打击敌特，警卫国共两党，维持社会治安。李强在中央军委属于多面手，具有能制造武器、熟悉金融知识等特长。中央军委在上海时成立了“红队”，任务是专门惩治叛徒奸细。中央军委在武汉时期，特务工作处内没有设立“红队”，但有“红队”性质的任务。“红队”成员分两批从上海来到武汉后，一部分人给鲍罗廷当卫队，其余留在特务工作处。1927年五、六月以前，“红队”的任务并不多，仅有两次锄奸任务。一次是处决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一次是惩处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尤金·皮克是鲍罗廷的部下，他来中国并非真正支持中国革命，暗中向日本人出卖情报。特务股奉命去惩处他，但是执行任务的人因过度紧张，枪未上膛，结果尤金·皮克跳窗逃跑，这件事让特务股的人很是遗憾。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党内出现了公开投敌、出卖同志的叛徒，给各级党组织造成严重威胁。特务股负责惩处这些败类。 
　　为了增强力量，中央军委派人到湖北省军委训练指导如何惩治叛徒和锄奸。特务股负责人李强曾经领着省军委的陈声煜带着手枪上街练胆量，还在青年团中锻炼培养了一些能在恶劣环境下对敌斗争的人才。中央军委迂回上海后，李强的一些工作就交给了陈声煜。 
　　特务工作处在中央机关迂回上海期间还处理一些善后事宜，如退掉中央秘书厅等机关租用的房子，清理被封闭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场所，接受被国民政府解聘返回苏联的军事顾问们留下的枪支，并将这批武器送到武昌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中，将中共中央未用完的债券兑换成上海可用的中央券和银元，等等。当中共领导人筹划领导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时，中央军委部分工作人员完成了这些平凡而细小的工作。 
　　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在武汉的秘密工作为后来中央军委特科在上海的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9月至10月，中央军委少数在武汉的工作人员全部秘密乘船迁回上海，开始了新的征程。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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