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与共产党人梅龚彬（下）   

                          蔡长雁

   因各种原因，叶挺曾一度“离党”（周恩来语），但是在离党期间，他仍千方百计保持与党的联系，保持与共产党员的交往。梅龚彬是中共情报界“抗战三杰”中著名的“隐杰”（另两位是“怪杰”宣侠父和“英杰”陈希周），叶挺与三杰都有着不解之缘，这里主要说说叶挺与梅龚彬的关系。

   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内并肩战斗

   福建事变后，十九路军的陈铭枢和李济深仍不放弃反蒋，密谋两广事变。潘汉年指示梅龚彬和陈希周（后又加派宣侠父化名宣古渔到香港）随十九路军撤到香港，做长期卧底国民党民主派的准备（接头人还有胡鄂公和朱挺，原名钱讷冰，以及九龙方面开诊所的医生柯麟），叶挺也一直保持与十九路军将领们的联系，策划反蒋。

    在宣侠父、梅龚彬、陈希周等共产党人的协助下，李济深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于1935年7月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同盟成员主要由原福建事变各党派人士和原十九路军中上层军官、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推举李济深、陈铭枢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为主席。 宣侠父、陈希周、和梅龚彬等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长、群运部长、和宣传部长。 叶挺是同盟军事委员，与宣侠父、陈希周、梅龚彬等共产党人成为同事。梅龚彬感觉敏锐，深谋远虑, 是中华民族抗日同盟活动的中心人物。梅龚彬在香港铜锣湾的寓所，实际上是中共反蒋抗日联合战线的一个地下机关。
    参加同盟后，叶挺在夫人李秀文陪同下每月从澳门过海到香港二三次，参加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活动。 还两度偕妻子到福州、厦门等会见与同盟保持关系的地方反蒋抗日分子，了解他们接应同盟重返福建建立反蒋抗日活动基地情况。 同盟扩充《大众日报》作为机关报，梅龚彬、陈辛仁等在香港创办了《民族战线》作为同盟的理论刊物，还在香港成立了半岛书店，发行《在抗战旗帜之下》《大众动向》等刊物。陈辛仁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的作家，笔名辛人，1936年4月他与丘东平一起抵达了香港，在香港，结识了梅龚彬，后来也结识了叶挺（他是广东普宁县人，与叶挺是大老乡），为他以后参加新四军埋下伏笔。由于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香港当局查禁了《民族战线》，封闭了半岛书店， 梅龚彬便与叶挺商量，由叶挺主持在澳门板樟庙街办了一家小印刷厂，印制同盟的报刊杂志。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统一思想后，同盟在《救国时报》上发表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主张，支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叶挺在事变后立即要求梅龚彬陪他去上海会见潘汉年，潘汉年从苏联回国时，曾在香港会见过叶挺，向叶挺详细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所以叶挺急着想见潘汉年了解党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再利用自己熟悉国共双方的有利条件，促和双方，想为和平解决事变共同抗日尽点力。在上海见过潘汉年后，又到南京见了何应钦，因见何应钦对和平处理事变的态度冷淡，便放弃了协调两党关系的努力。
    卢沟桥事变后，同盟发表宣言，号召国内外盟员和全国同胞动员起来，各尽其力，拥护政府，抗战到底。蒋介石也发电报到香港，请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来南京，共赴国难。10月，李济深等发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同盟正式解散。因为同盟是党控制的一个民主组织，党实际上反对解散。同盟解散后，党内对梅龚彬进行了批评。

   梅龚彬支援新四军

   得知叶挺出面组织新四军的消息后，在上海的梅龚彬非常高兴，得知曾经在香港共同办报的陈辛仁这时已经回上海，和作家丘东平〔两个在东京左联时的同学〕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所组织的战时服务团，便找到他说，叶挺改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事已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也表示同意把南方各省游击队编为一个军，叫陆军新编第四军，并同意任命叶挺为该军军长。陈辛仁听后喜出望外地说：“这真是太好了！我和丘东平早已约好要到叶挺那里去参军的。”梅龚彬把陈辛仁介绍到叶挺那里，于是陈辛仁、丘东平就参加了新四军。

     陈辛仁等随着叶挺先从上海到了南京，和叶挺住在一起（山西路一座楼房里，那里住着叶挺、陈铭枢、蒋光鼎等人）。 1937年9月，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和陆定一到山西路来探望叶挺时，叶挺派人把邱东平和陈辛仁找去，跟董必武、陆定一见面，说明他们是自愿到新四军去工作的。随后，他们随叶挺一起到武汉参加军部筹建工作。 叶挺在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时，梅龚彬正在武汉，也驻在新四军办事处， 和陈辛仁住在一起，1938年夏天陈辛仁赴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时，梅龚彬曾专门写信给叶挺，叶挺收到信时非常高兴。

    1938年8月，梅龚彬（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任特约编辑）到第三战区前线慰问抗日将士，9月下旬到达泾县云岭新四军总部，叶挺挽留他住了一段时间。 当时正是叶挺心情糟糕坚决要求辞职的时候。1938年6月叶挺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建议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共同商议军政问题，改变自己在军中不妙的地位，但新四军委员会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叶挺仍然只是一个党外盟友，依旧感觉无法行使军长应有的职权。8月，叶挺致电长江局，表示要辞去军长职务，28日，周恩来等复电挽留，并说：项英正在延安开会，等“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正在等待之时，老下级老朋友梅龚彬的到来当然令人高兴，所以多留了几日。
 
    9月30日，叶挺发电报给项英，说拟于下月到顾祝同那里去一次，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视察各方情形。果然，10月就去了上饶请准了假，10月18日，顾祝同致蒋介石电：“新四军叶军长挺，以不易行使职权，颇怀去志，现已请假赴汉，谒钧座，表示辞职，并向周恩来、陈绍禹交涉加大职权。”21日，叶挺致电蒋介石，表示在新四军“虽鞠诚戮力，劳怨不辞，亦无从措施”，“伏乞准予免去军长一职，以免误公”。蒋介石阅后当即批示:“电复慰勉，并询病况，如无人恙，望即来渝一叙。”22日，项英回到云岭，叶挺与项英商量，借助余汉谋在广东东江成立游击队，项英赞成，并答应抽调一批广东籍军政干部和枪支支援。

   这样叶挺偕夫人离开云岭新四军军部去南昌， 梅龚彬自9月到皖南，就与叶挺一起，叶挺上述行动他虽不全知晓但对叶挺辞职一事总是知道的，他几乎见证了叶挺辞职的全过程，但他知道了也没有办法，一不知道叶挺辞职的真实原因，更不知道中央对叶挺辞职的态度，所以跟着叶挺到了南昌，在南昌才与叶挺分手。他知道叶挺要去广东韶关，那里是国民党广东省党政军机关的所在地，叶挺要去那里找余汉谋组织东江抗日游击队，而梅龚彬则要去江西进贤探望方少逸（中山大学进步学生）率领的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

    叶挺在南昌离开梅龚彬后，先到了武汉，探访自己的至友严立三 ，严立三当时任湖北省代主席，在省府谈及叶挺辞职事。严立三喟然曰：“不干也好，留以有待吧。”叶挺从武汉再到韶关。在此期间，由于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在撤退途中并不知道叶挺所在，11月2日，周恩来致电项英说，“希夷(即叶挺)尚未见，正从各方面探访中。”电报否定了项英另换军长的意见，提出“我们估计希夷不回部，蒋亦不肯另委别人。为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

    等梅龚彬到达衡阳与周恩来叶剑英会面后，周恩来才知道叶挺的行踪，于是周恩来、叶剑英立修密件一封，派梅龚彬和方少逸从衡阳追赶叶挺，他们赶到衡山，叶挺到了韶关，他们赶到韶关，也遍寻无着，打听到此时叶挺已到了三华县余汉谋的总部，他们又匆匆忙忙赶到三华县，不想，这时叶挺已到了汕头，将取道汕头赴港澳。梅龚彬立即按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写了一封长信，派方少逸追往澳门交给叶挺，恳请他火速返回新四军总部。 但直到次年2月，在周恩来的亲自陪同下，叶挺才回到新四军军部。

    梅龚彬本人一直想参加新四军，苦于没有机会。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韩德勤部在苏北与新四军寻衅闹摩擦，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苏北分会要求重庆总部派员处理，正在战地党政委员会协助李济深工作的梅龚彬争取到这个机会，欲以视察苏北战地特派员的名义去执行“视察”和“调解”任务，希望借此机会，投奔新四军跟随叶挺抗日。但在上海租界等候时机时，皖南事变发生，叶挺被扣，新四军番号被蒋介石下令取消，梅龚彬参加新四军再随叶挺征战的愿望终成泡影。此后，叶挺与梅龚彬再无机会见面。

   显然，叶挺在历史上组织上虽然一度离党，但在思想上、情感上和行动上几乎一直没有切断与党的联系。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