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谭国泰 1924年12月6日出生于广西省上林县西燕乡云桃村上平庄,1991年4月1日脑溢血病故,终年68岁。家父为人正直善良,幼年时,在外婆家(外公是县议员)的支持下,9岁入学读书,一直读到师范(三里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后曾在当地当过教师,但因处在兵荒马乱年代,每月工资仅几十斤谷子,有时还不能兑现,后来父亲干脆回家与父母务农。据说,1949年新中国即将建立,当地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新政权持抵制态度,组织反抗活动。因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那些人持枪到家里来找父亲参加反共活动,做宣传工作。父亲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也看不清当时形势就随着他们去了。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开展剿匪活动,父亲主动自新,到澄泰乡参加了当时的自新教育。广西解放后,父亲一直是担任生产队干部,做过生产队会计、生产队队长等职,经常外出参加培训或开会,家里的事全由母亲一个人承担。他作为生产队干部,从不谋私利,就是母亲上工迟到都曾受到他的批评,不留情面。在WG当中,有些人去翻他的老帐,贴出大字报,说他曾参加过土匪,还说他办事不公等等,给他画了很多幅漫画。WG过后,群众还是信任父亲,继续推选他为生产队干部,直到年纪大了才退下来。
父亲一生勤劳俭朴,省吃俭用,一分钱当作两分花,不敢奢侈。家里的收入全由他撑管(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钱来管),卖鸡卖鸭卖猪所得收入,他都存入银行,不舍得花费。记得有一次过节,生产队打鱼,家里分得两条大鱼,他说我们家人少(四口人,父母和我兄弟两人),吃不了那么多,把一条鱼退掉。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考入了广西民族学院政治系,父亲十分高兴,开始他还不相信,因为他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谈。我把通知书给他看了他才信。为了我读大学,父亲省吃俭用舍得给钱让我花,每个月都按时给我汇生活费。当时读书国家有补贴,每个月给17元,另有3元助学金。父亲经常给我汇20-30元,在当时农村来说已经不错了。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在西燕中学读高中,家里收入来源很少,为了挣家庭生活费,父亲跟村里人一起上大明山砍竹子,每次上山都砍了两大梱,从几百米高的山上拖到山脚,然后挑到街上卖给供销社,每一挑大约只得10多块钱。父亲在穿着上也不讲究,在家劳动时,都是穿着补丁很多的衣服,只有上街赶集时才穿上压了箱底已久的新衣。
父亲关心国家大事,我读大学时,每次回家都喜欢与他聊些国家形势,交流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策变化的认识,他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一个好政策,是老百姓得利的政策。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邓小平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者完全不同。有时我们谈论到深更半夜,我感到父亲在这方面与我有很多共同语言。我经常笑他,1949年10月毛泽东已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还在那里宣传什么“走了蒋介石,人人皆可惜;来了毛泽东,家家米缸空”的口号。共产党的天下已成定局,你还跟那些人瞎闹。他说当时消息很闭塞,不象现在有收音机、电视机之类的东西,当时在我们这里形势很恐怖,你不跟他们走可能会丢脑袋,共产党的干部常有被暗杀消息。他说,现在看来蒋介石垮台,主要还是太腐败了,当时胆小怕事认不清。
父亲的性格有点谨慎小心,胆小怕事。他说当时也有共产党的干部来找他到县里工作,但他不敢去,因为听到有共产党干部被暗杀的消息。如果当时有胆量,积极参加共产党建国初期的工作,现在也许就是个离休干部了。
父亲一生很清苦,少年时代也许过得好一些,因为当时有外公的支持。师范毕业后处于社会变迁时期,才能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到了中晚年,虽然做过生产队干部,但那是苦差事,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晚年又丧次子,我弟于1988年5月病故,他与媳妇不和,经常吵架,身心疲惫,最终导致脑溢血,反复治疗不愈,于1991年4月1日晚上10点逝世。父亲临终时,我在融水工作,没有在父亲身边陪伴,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父亲啊,儿子不孝,我从1978年离家求学,没有能在你身边照顾你,就在你病重时也不能亲临望你一眼,我感到十分内疚。愿你在天安息。?
家母雷玉光 1930年11月5日出生于广西省上林县候面村云雷屯,2007年1月11日病故,终年78岁。母亲一生为人憨厚老实,正直善良。母亲没有读过书,解放初期的扫盲运动,她才认识了一些字。20岁时嫁到邻村--祖罗屯的一个人家,丈夫在外面当兵,进门后一直没有和他在一起,等了7、8年没有音讯(至今仍没有消息,也许在战场上阵亡或随国民党到了台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才改嫁到同乡的上平屯,与我父亲结婚。
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女人,做事雷厉风行,不管山高石险,她都敢爬上去砍柴火,家中所有的柴火都是她一人包的。全家的衣服也都是她一个人洗的,每天挑着一大担到河边洗。她十分勤劳,从不舍得歇一会儿,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做早餐、喂猪喂牛,然后出工,直到下午6、7点钟才回家。可说是日出而起,日落而归,每天两点一线,从家到地里,然后从地里回家。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天下发生什么事她都不知道。赶集采购不是她的份,她不过问家中的钱,也从来不花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记得有一次,她与父亲一起挑石灰粉到大丰镇买卖,卖得的钱都交给父亲收。父亲给她几毛钱,吃了一碗米粉,就赶10多公里路回家。母亲做事性子急,反感做事拖拉。事情没做完,她总是不放心,一定要做完才休息。尤其是吃完饭后,如果不洗碗,满桌的残汤剩菜,她十分反感,会出口骂人。她要把碗洗干净,把桌子抹干净才心安理得。她喜欢唠叨,对不合意的事情,总爱唠叨,咕嘟不停。有一次,父亲牙齿疼,到乡里卫生所看病,回来晚了不告诉她。她很生气,反复唠叨,责怪父亲出去那么晚才回来。父亲气了,推了她一把,结果跌倒把手骨折了。由于没有及时治疗,最后变成残疾手了。
母亲一辈子辛苦,年轻时腰杆很直,做事风风火火的很麻利,又心灵手巧。她喜欢绘画绣花,经常自己做布鞋,在鞋面上绣花。茜茜准备出生时,她还亲自绣了两个绣花背带带来柳州。但是,随着岁月的磨难,母亲逐年衰老,腰已没有那么直了,两眼无神,头发也逐渐变白了。1991年父亲病故后,为了让母亲好好安度晚年,我把母亲从上林接来柳州生活。当时看着她那苍白的头发和弯得即将着地的腰,我心里十分难过。在柳州,母亲生活过得安逸一些了。但由于语言不通,难以与别人交流,我们每天都上班去了,没有人与她交谈,因此生活有点孤独。我给她买了一台彩电,没事时看电视,从电视中学语言,了解外面的世界。她经常一个人喃喃地学电视中人物的讲话。有时她自己学写字,摹仿报纸上的字,或记住街名后写下来。她用废纸订了一本练字本,上面写了满满的字。她写的字十分工整,一行一行的,字迹秀气。我觉得母亲脑子很聪明,只是没有机会读书,才变得如此的单纯和无知。她对人和善,心肠直通,毫无奸诈,总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邪意。
在柳州,我从不让母亲做事,一是城市的家庭活她不会做,二是也不该让她做。我说有空你就上公园去玩,看人家唱歌跳舞或对唱山歌。我给她办了一张老年人证,可以免费搭乘公交车。她最喜欢与来宾壮奶一起到江滨公园和三角地公园听那些退休的人唱歌。在公园里,经常碰上一些会说家乡话的人,尽管有音调差异,但还是可以交流的。从这里母亲可以享受到晚年的快乐。为此,我还专门为母亲做了几碟逛公园的录像。过年放假休息,我曾专门陪同她参观城市建设的变化。我陪同她从三中路家里出发,走到柳侯公园,经过一桥,坐公交车到火车南站,然后又过西环路到壶西看看当时很有特色的壶西斜拉桥,走路经过潭中高架桥,到河东开发区,努力让她开心,安度晚年。那年春节陪同母亲城游,确实让她十分开心。
母亲十分勤俭,每月我们送给她的零用钱从来不舍得花。我对她说,你到公园、到街上看到你喜欢的东西就买来吃,这些零用钱是给你花的,不要留着。可她就是不舍得用,每次出门就只带块把两块钱在身上。在她去世时,我清理她的房间,在她柜子里还留有一千多元在布包里面。
母亲很爱干净,她住的房间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上一点污迹都没有。她自己的衣服自己洗,从不要我们帮洗。她的头发也总洗得干干净净,从来不麻烦我们。我感觉她的头发比以前乌黑得多,两眼也变得有神了,为此心里感到一些宽慰。2005年国庆节,瑞晶外婆来柳州探亲,住在我们家,母亲还陪同她外婆到柳侯公园游玩。那些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谁知从2006年11月起,母亲不知不觉就得病了,不想吃东西,吃了就想吐。当时我们也不在意,就当感冒来给她吃一些药。拖了一个月不见好转,有一天她突然吐了一口咖啡色的东西,瑞晶觉得有问题,我们立即把她送到工人医院检查,经透视检查发现得了食道癌(晚期,癌瘤已把食道堵住了,吃不下东西)。医生说,年纪大了不宜做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吃点药,吊点针维持生命。瑞晶从医院拿药回家自己吊,我们俩口子天天早早起床给母亲料理,晚上很晚才睡觉。后来她的病严重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我们帮她清理屎尿,擦洗身体,换洗衣服。但母亲病情越来越严重,我们天天要上班,最后只好送到柳北新村老人公寓请人料理。母亲病重时,婶婶、绵勤、绵益三人从上林来到柳州看望她,可是当时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母亲终于2007年1月11日上午6点50分在柳北区民政局老人公寓与世长辞了。
母亲啊母亲,你是伟大的母亲,你一生没有什么企求,默默地为儿子作奉献,有苦不诉,自我承受,就是病时也不想让我们连累,不让我们操心,你是天下最无私的母亲,我们永远怀念你,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