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于2019年6月14日（农历5月12日）早晨6:36分因病去世，享年88岁，于次日安葬在老家蓬莱市龙阳村。
父亲生前最后几年随大姐住在威海，自从母亲于2013年11月29日（农历10月27日）过世后，父亲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尤其近一年来，咳痰困难（慢阻肺）一直困扰老父，加上行动不便，日子过得相当艰辛。
我大姐从工厂内退后（45岁）一直陪伴并照顾着父母，先后居住在东营市（我原来工作的胜利油田）、蓬莱市和威海市，长达15年。
父亲的最后时刻，我和妻子在医院陪伴10余天，眼看着父亲从还能下床、还能说话到后来昏睡状态，最后握着父亲的手送走了他老人家。
父亲去世前曾多次表示此生已很满足，儿女孝顺，88岁也是冷姓本家男子的最高纪录。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大姐十几年来对父母的悉心照顾，为我解除了很大部分的后顾之忧。感谢大姐夫默默的奉献，经常给挑剔的老爷子做饭，还要半夜起来陪伴。感谢我的二外甥女能够容隐一个天天咳痰老人最后几年住在家里，经常给姥爷买鞋买衣服和好吃的。
感谢我的妻子能够跟我一起陪伴老父度过最后的时光，从不计较金钱，这让我的父母能够安享晚年。
感谢我的大外甥女，经常从东营开车到蓬莱、威海看姥爷，年轻人如此孝顺实属难得。
以前写过几段关于父亲的小事，整理此文以纪念我的父亲。
今天是父亲节，也是我女儿的生日。祝刚入天堂的父亲快乐！也祝女儿生日快乐！
父亲的足迹
1932年，父亲出生于山东蓬莱龙阳村；
1939年，随我祖母去大连与我祖父团聚；
1942年，被当做孤儿送回蓬莱老家，与我曾祖父（他的爷爷）一起生活，小小年纪便开始干繁重的农活；
1949年，去天津投奔我六姑奶，之后在沈阳和长春颜料庄学徒；
1951年，在旅大防空指挥部（抗美援朝）参加工作，当时防空指挥部由苏军控制；
1953年，苏军撤走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地勤部队收编，参加瓦房店、普兰店、旅顺三个军用机场的修建，先任施工员、后任采购员；
1955年，经人介绍与在大连军港工作母亲结婚，后赴牡丹江修建军用机场；
1956年，赴江西樟树修建军用机场；我母亲带第一个孩子（后夭折）随军。
1958年，赴武汉修建山坡军用机场；
1959年，赴河南修建李辛店军用机场；
1960年，赴新疆哈密修建哈密、鄯善两个军用机场；
1963年1月退伍，携我母亲和两个姐姐回到大连金州；
1963年5月，携家人回山东蓬莱农村老家务农（两个月后我出生于蓬莱），此后做过马棚饲养员、生产队副队长、会计。
2001年春节后，离开蓬莱老家到东营市（胜利油田）居住，开始安享晚年。
2009年春，回老家蓬莱市海景苑居住。
2015年春，随我大姐去威海市居住。
2019年6月14日6:36于威海市立医院病逝，于次日安葬与老家蓬莱龙阳。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纵观父亲一生，少年丧母日子过得很凄苦，青年从军工作生活都比较顺意，中年受挫回乡务农生活甚是艰辛，晚年有子女照顾算是比较幸福。母亲生前常说，最好的时光是在东营那些年，身体比较健康，吃住和水电气暖都不用花钱（油田福利），买东西也不用花钱（单位发卡）。父亲从军十几年但从未向国家伸手，包括八十年代初期的落实政策和退伍军人待遇（因档案遗失从未享受）。
父亲的曾祖父
从前，胶东的老百姓有闯关东的传统，闯关东的人回家都被称为关东客，几乎家家都有关东客。父亲的曾祖父也是关东客。
父亲的曾祖父在沈阳开个小买卖，当掌柜。父亲的曾祖母在蓬莱老家操持家务。
当年老祖母在村里可是个厉害的主儿，勤俭持家，非常能干。
老祖母经常在家踅摸着买地，今年三分明年半亩。通常是先买地后付钱，看好了地，就赶紧找人捎信给老祖父，信中告知家里买了几分地，需要付钱。老祖父是小本经营，也赚不了多少钱，根本架不住老太太这么折腾。可是家里的地已经买了，也不得不捎钱回家。有时候被逼无奈，老祖父只好跟伙计们借钱。据说，当年老祖父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掌柜的比伙计还穷。
就是这样，买地要钱、要钱买地，多年下来，老家也攒下二十多亩地。老家蓬莱属丘陵地区，二十多亩土地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为土改评为地主奠定了基础）。
父亲的祖父
父亲的祖父（我曾祖父）是家里独子，没有闯关东。
曾祖父在蓬莱老家经营着老祖母攒下的那二十多亩地，秉承了老祖母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兢兢业业地过着日子。
曾祖父家里置办了全套的农具，并饲养了驴和牛。农忙时也曾雇用个短工。那时候农村有全套农具和牲口的家庭不多，农民们都是东家求、西家借地完成农业生产。曾祖父生性吝啬，家里的农具和牲口谁借也不肯，自家也不求人。因此在村里人缘不是太好。
曾祖父先后娶过两任妻子，生有二子六女。我爷爷是老大，我二爷爷（父亲的叔叔）最小，比我父亲还小两岁。二爷爷与他哥哥姐姐是同父异母，是曾祖父的第二任妻子所生。
土改时曾祖父先是被定为中农，老少十几口家也就二十多亩地嘛，人均占有土地并达不到地主的水平。可是土改复查时，曾祖父又被评为地主。其实这个地主主要是因为曾祖父人缘不好，破格提拔的。再者，当时子女都已在外工作。我爷爷在大连，二爷爷参军，六个姑奶奶都已远嫁他乡。
曾祖父在1969年去世。那时候我六岁了。
记得曾祖父很是疼爱我，这个家庭到我这一代只有我一个男丁（至今也是如此）。那时候曾祖父应该比较有钱，在外子女经常捎钱回家，还有四姑奶奶在香港家里做地产生意比较有钱。曾祖父后来独自居住，我每次去他都给我好吃的。过年还给我压岁钱，每次给我一块钱只给两个姐姐每人两毛钱。
记得曾祖父最后的岁月可能是病重，他的房子里经常聚集着很多人，在外的子女很多都回老家看望。有一次大人们坐在炕上说着什么，我在屋里不知因为什么哭闹，父亲可能觉得很没有面子，就踢了我一脚，当时把我踢得尿了裤子。这是我父母唯一一次打了我，刻骨铭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印象里我的父母和曾祖父并不是十分亲近，甚至还有点故意疏远。现在想想可能有几方面原因。曾祖父子女比较多，父亲与曾祖父没有继承关系，复杂的亲戚关系可能不允许父亲与曾祖父走的太近。那时候曾祖父应该是比较富裕的，而我们小家应该是比较贫困的。太亲近会被亲戚们视为有占便宜的企图。
另外，我的外祖父，一个老共产党员，他不允许曾祖父到我们小家来。记得多年后，外祖父年级大了，曾经跟我说过这件事。外祖父第一次去蓬莱看女儿，进门看见一老头（我曾祖父）在用扫把扫院子，问明情况，外祖父就把我曾祖父轰了出去，并义正词严地告诫老地主（曾祖父）再也不要到她女儿家里来。
还有，曾祖父和祖父是断绝父子关系的。当年父亲和他的弟弟走投无路，要回山东老家，曾祖父表示只能回来一个，父亲回来了，叔叔下落不明。父亲回来后，曾祖父对他并不太好，因为他的小儿子（我二爷爷）比我父亲还小两岁，父亲在家里几乎就是个小长工。小小年纪夜里还要起来喂牛。
曾祖父这一代，我家算是大家庭，还有几个姑奶奶的孩子常年住在姥姥家。亲戚多，关系自然复杂。曾祖父去世后，父亲与这些亲戚很少走动了。每逢过年过节，我姐弟三人基本没有走亲戚的机会，姥姥家又远在威海。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亲戚之间的联系又慢慢多了起来。
父亲的父亲
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家中长子，年轻时也闯关东去了，其实也就是去了隔海相望的大连。大连那时候叫做旅大。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去大连也是不容易的。
祖父在大连染上大烟瘾，最终妻离子散。我奶奶不知所终。父亲还有一个弟弟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解放后，祖父被定为城市贫民。强制戒烟后，被安排在大连南关岭水泥厂工作。后来结婚生有一子。
因为抽大烟，曾祖父与爷爷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爷爷也无颜面见家乡父老，甚至拒绝与我母亲见面。至于我也没有机会见到祖父。当年我父母在旅大金县（现在大连金州）结婚时，曾去拜访我祖父，祖父当时只接见了父亲。
我祖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去世的，这个结至死都没有揭开。
至于祖父，我知道的不多，父亲几乎从不提及他。我是偶尔从几个姑奶奶的儿子那里听说一些情况。
祖父后来生的儿子，我叔叔，年级应该跟我差不多，据说年轻时是个混混儿。后来二爷爷的儿子（我小叔）去找过他，老太太还健在，我那个叔叔四十多岁还是无业游民。二爷爷的儿子给老太太留了些钱、面和油。
二爷爷的儿子，我小叔，告诉我这些情况，并告诫我知道就行了，不要去找他们。
过去，我们的家庭也算个比较大的家庭。这些被扭曲的亲情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至今都难以修复。
家庭成分
父亲的祖父是破格提拔的“地主”，父亲的父亲是“城市贫民”，父亲的成分居然是“地主”，我的成分也就成了“地主”。
父亲原本没有成分，先是当伙计，后来参军，成分一直都是填写“军人”。
1963年1月，父亲退伍回到旅大金县，由于工资太低（月工资不足30元），难以养活五口之家（包括即将出生的我），因此决定回山东老家谋生。父亲在部队上工资较高，每月有八十多块（可能包括边疆补贴）。
回哪里呢？想必父母是有分歧的。母亲想回娘家威海。在威海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已经准备好了房子。恰在这时，蓬莱老家来了一个本家，说蓬莱老家如何如何好，一个劳动日值一块多钱（一个劳动日通常是10个工分）。于是父亲决定回老家蓬莱务农。
后来父亲曾经跟我说过当时的决定，原因主要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总寄人篱下，跟岳父岳母在一起生活。
1963年5月初回到蓬莱老家。当时曾祖父在老家，户口自然就落在曾祖父家里。父亲并没有继承曾祖父的任何财产，但是终于继承了曾祖父的“地主”成分。并因此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厄运。
记得从小学到高中，经常填表，几乎每次都要填写家庭成分。每次我和姐姐都要问大队（村里）干部，我们怎么填，有时候让填“军人”，有时候让填“干部”，从未填写过地主。
大队干部其实还好，虽然误将我家成分写成“地主”，但也没有像别的“地主”、“富农”们那样动不动批斗一把。我父母还有我姐弟三人从未挨过批斗。既便如此，还是受过许多歧视，比如不让我们吃忆苦思甜饭，不让大姐加入红卫兵等等。我两个姐姐因此没有读高中。我本也没打算读高中。幸运的是联中二年级（初二）时赶上恢复高考，因此我联中毕业考入重点高中，之后上大学，直至读博士。
试想，加入当年回威海安家，外祖父是“贫农”并且是老革命、老党员，那么我们家的成分将是“贫农”。我们的命运（尤其两个姐姐的命运）又将会怎样？
来自父亲的早教
小时候，父亲对我是比较偏爱的。当时的胶东农村，普遍重男轻女。如果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和两个姐姐是不能上炕吃饭的。
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背诵毛主席诗词（如长征等），有时候还会教我简单的加减乘除，就是所谓的“早期教育”吧。当年在村里，我是出了名的聪明小孩，堪称“神童”。
村里小卖部是孩子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有时候是替家里打酱油之类，有时候是去买点糖果解馋。小卖部的售货员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之一，他尤其喜欢我。每次我去小卖部，他都要出算术题让我算，或是让我背诗。之后总会给我一块糖吃，免费的哟，当时的地瓜糖是一分钱两块儿。
夏日的夜晚，我们总是在院子里吃饭，饭后会到大门外乘凉。孩子们会很高兴，把草帘子铺在地上，躺在上面数星星，数着数着，总会睡着的，最后总是被父亲抱回家里。
秋冬的夜晚，家里人会在饭后围坐在炕上扒玉米（把玉米粒从玉米棒上扒下来）或扒花生。玉米通常是自家的食量，花生则是要交公的，好的花生米是要出口换外汇的。
扒玉米是比较苦的差事，需要用一种叫“锸子”的工具在玉米棒上穿出几道沟，之后用手剥起来相对容易些。扒花生相对简单些，但时间长了手指也会生疼，也需要借助于一种木头夹子（类似于现在吃螃蟹用的蟹钳）。扒花生有时候还可以偷吃几粒，吃的太多是不行的，生产队回收时是要称重的。
无论是春夏秋冬，每当晚饭后家里人在一起，父亲常常会“讲瞎话儿”（讲故事）给我们听。大多时候是为了给孩子们提提神，因为孩子们干着活很快会犯困。有时候，父亲会出几道算术题让我们姐弟三人有奖竞答。
我的两个姐姐分别大我三岁和六岁，那时候都上了小学，我还是学龄前儿童。有时候父亲故意出难题，让两个小学生姐姐答不上来，趁带我上厕所的时候把答案告诉我，回来之后假装思考很久再给出答案，因此获奖——几粒花生米。这是父亲与我之间的小秘密。
得益于父亲对我的“早期教育”，我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总是考第一，高中时期也曾考过县里的前几名。后因迷恋“板球”（类似于羽毛球），还有评书《岳飞传》、《杨家将》等，成绩一度下滑，勉强考入石油学院。
小学时，我写的第一篇作文《雷锋的童年》，就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读了。实际上那是一篇看图说话，记得当时父亲跟我说：“你想说什么就写什么。”
后来，我跟女儿讲，写作文就是“你想说什么就写什么。”
走亲戚
父亲老家原本是个大家庭，母亲也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我家亲戚理应很多，但大多不在蓬莱。由于交通不便，过年过节走亲戚是我小时候的向往。走亲戚对小孩子来说就是穿新衣吃好饭儿。
离蓬莱最近的是嫁到栖霞松山镇的三姨。离我家八十多华里。小时候，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过几回。八十华里虽然不是很远，但胶东丘陵地带上坡下坡很多，骑自行车也是很累。
三姨是裁缝，去三姨家走亲戚的主要目的，是给一家老小免费做衣服，也是母亲心中的小算盘。去三姨家，我总是很高兴，可是父亲总是很无奈。做为大哥，到妹妹家里连吃带住，做衣服还不给钱，总是有些挂不住。我小时候哪里懂得这些，只知道有好吃的，还有一个漂亮小表妹和一个很“二虎”的小表弟，可以一起玩。老家话“二虎”就是现在说的“很二”。
每次去三姨家，都要住几天，要等衣服做好带回去。每次三姨都很忙活，在做收来的裁缝活中间还要做我家免费的活，还要做好吃的给我们吃。
父亲最后一次用自行车带我去三姨家是我初中毕业，我考进了重点高中。母亲给我买了一块的确良布头和一块凡呢叮裤料，准备让三姨给我做身新衣服好上高中。三姨给我做了一套款式很别致的衣服，现在还记得那样子。
后来，长大了，不用父亲骑自行车驮我了。很多年过去了，我又去过三姨家两次，每次都是路过。
三姨人长得漂亮，会说，手巧，能干。
不只是衣服做的好，过年做的饽饽都带着彩色的花，那顶着漂亮花的大饽饽，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记得那带花的大饽饽还让母亲甚是嫉妒。母亲不常回威海老家，一是离得远交通不便，再就是晕车晕的厉害，基本上是上了车就不省人事。可是，每次回去看看父母，母亲总是精心准备，还要精打细算。即便如此，每每都被三姨的顶花大饽饽抢去了风头。我曾经听母亲抱怨：“那些饽饽值几个钱，就知道显摆！”。
三姨父一表人材，文质彬彬，很帅，是中学教师。三姨父眼睛是黄色的，这让小时候的我很是疑惑。后来听大人说，被黄鼠狼迷住了眼睛才会变黄色的。现在看来，姨父是精神病人，时好时坏。
三姨和姨父是一见钟情。起因是三姨做姑娘时到蓬莱看大姐（我母亲），回程大客车上遇见了姨父的妈妈。三姨和姨父妈妈一路上聊得热火朝天，姨父妈妈暗中有了打算便要任干闺女，三姨不好推脱也就答应了。回到威海，三姨很快收到干妈来信，再三力邀三姨去栖霞做客。推辞不过，三姨就去了栖霞松山，看望干娘。干娘看到三姨脸上都乐开了花。悄悄把心底的打算告诉了三姨。
干娘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外当兵，是军官。老二在镇里中学教书。干娘打算把三姨介绍给老大。可是三姨却偏偏看中了老二，后来嫁给了当老师的姨父。
随着年龄的增大，姨父的病越来越严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像个小孩子一样躲在三姨身后，三姨说姨父怕见人，更是离不开她。后来姨父因病去世。三姨始终对姨父不离不弃。这就是一见钟情，就是命。
父亲好酒
父亲在村里人缘好，年轻时酒量还可以，高度的地瓜干酒能喝上半斤八两。那是一种用地瓜干做原料酿的烈酒，应该在60度以上。
随着年纪的增长，父亲的酒量越来越小了。大约从50多岁起，喝酒变成了一天两顿，除去早饭，午饭和晚饭都喝上一二两。大约到了70岁以上，每顿只能喝半两多了。2009年春天，父母从居住了七八年的胜利油田（山东东营）回到老家蓬莱县城，住进了海景园的新房子，可能离家太久的缘故，有些水土不服，皮肤有些过敏，就把酒给停了。父亲声称只是停了，不是戒了。如今八十岁的父亲仍然惦记着喝酒的事情。
父亲年轻时喝酒太实在，就是那种不经劝的，年轻时几乎逢喝必醉。
每次父亲出去喝酒，母亲总是叮嘱父亲不要喝多了，可是每次都是摇摇晃晃地回家，挨母亲骂，我小时候也跟着担心。
农村男人喝酒，大多是过年过节，或是遇上红白喜事、盖房上梁等事儿。还有一种叫“打平乎”。比如生产队里杀猪宰羊，剩下的下货（下水），由爷们儿们凑份子买下，找一人家煮了，再去打些散酒，爷们儿们喝个不亦乐乎。“打平乎”实际上就是AA制。
老家农村过大年很热闹。初一早晨两三点钟就要起床，放鞭炮、煮饺子，拜年和被拜年。如果起来晚了，可能被拜年的堵在被窝里。
为了迎接拜年的，家家户户都在炕上摆了酒菜，来人都要热情地招呼喝上一两杯。一般不想喝的，拜个年就跑。关系好些的，就非要拉住上炕喝点。每家喝一杯，父亲很快就喝高了。
小时候跟父亲出去拜年，先去给本家长辈拜年，之后回家吃饺子，之后父亲还要出去给关系好的外姓长辈拜年。等到中午回家，父亲总是摇摇晃晃，已经喝醉了。
我没有继承父亲的酒量，但酒风颇像父亲，也是不经劝，逢喝必醉。我疑似酒后抑郁症，次日酒醒以后，心里的难过超过身体上的不适，总是自言自语地骂自己，挺聪明个人怎么总办傻事呢？
父亲好赌
父亲从军队回老家蓬莱，开始迷恋赌博。无论是打麻将、推牌九，还是玩纸牌样样精通，但逢赌必输。因为赌博，父母没少吵架，我童年那幼小的心灵也曾备受折磨。
记得有一年春节，母亲领着两个姐姐去威海姥姥家，只有我和父亲在蓬莱老家。父亲赌钱输光了，问我借钱。我把仅有的两块钱压岁钱给了父亲，并留着泪请求父亲不要再赌了。父亲答应我，用这两块钱去翻本，之后保证不赌了。
父亲因为赌博，还跟邻居家奶奶借过钱，被母亲知道后少不了一场战争，小时候总觉得家里随时会爆发战争。
农村分田到户之前，赌博还不是太普遍，赌码也不大，少则几分钱，多则几毛钱。那时候钱少，输赢几十块已经很多了。分田到户之后，农村赌博之风兴起，农民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打麻将、推牌九在农村一度夜以继日。
那时候父亲是村里的保管员（会计），家中存放着村里的保险柜。记得90年代初期，父亲用村里的公款赌博，居然输掉了几千元。要知道那时候万元户还不多呢。后来还是二姐从家里拿了钱，悄悄填上了这个窟窿，村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母亲是爱财的人，可以想象这件事情会让她多么恼火，对她的打击有多大！
自打输了公款之后，父亲也曾打打小牌，但终究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后来离开老家去胜利油田居住，就再也没有赌过。
因为父亲赌博，我小的时候对赌博深恶痛绝。那时候小孩子都会打“三扣一”，还有“一揭两瞪眼”（每人发两张扑克牌比大小点），赌码几分钱，我从不参与。
成年之后我也曾参与赌博，大多时候是凑数而已。小到几百、大到几万都可以来，但不上瘾。拿我一个朋友话来说，我打牌打麻将没有主动的时候，从来都是被动的（从不召集只是凑数）。
我三姐弟当中，惟独二姐遗传了父亲的赌性。以至于赌离了婚，真正赌到卖房子卖地，甚至借高利贷。父亲如今常说二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二姐从不为明天的事情操心，有了钱就去打麻将，这样的“赌博人生”或许也是一种的生活方式。
重返蓬莱
2009年春，我父母在东营住了8年之后，重返老家蓬莱住在海景苑。
老父已近耄耋之年，身体还算硬朗，精瘦，耳朵有点背。
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父亲就起床了。起床后要在卫生间待很长时间，据他自己讲是用热水烫腰（腰疼）。之后看会儿电视，喝一碗豆奶，然后出去晨练（走路）。走路一小时左右，花一元钱吃一碗蓬莱小面（当地名吃，一般是用海蛎子、扇贝丁等做卤的打卤面），然后回家。
上午看电视，基本锁定中央五套。午饭后睡觉一小时左右。下午看电视，还是中央五套。
晚饭后看会儿电视，还是体育节目，如果没有什么比赛，九点左右上床睡觉。
父亲抽烟近60年，在我的劝说下，2009年春节前把烟戒了。戒烟前父亲总是咳嗽，尤其上床睡觉是总是咳嗽不止。戒烟后，父亲基本上不咳嗽了，但是经常会口腔溃疡，并且长时间皮肤过敏。
因为皮肤过敏，近来父亲把酒也戒了。之前父亲一天两顿酒（中午和晚饭），每顿一两。
父亲爱吃肉，基本上天天都吃猪头肉。因为牙齿不太好，所以长纤维的青菜不是很感兴趣。虽然爱吃肉，但父亲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在正常水平，这一点令我也非常羡慕（我脂代谢异常）。
父亲曾经自豪地跟他的朋友们讲，他天天抽中华喝五粮液，一天就是一百多块。可是现在家中的五粮液还有好几箱，却不能喝了。父亲说：“烟，是不再抽了；酒，等过敏好了还是要喝的。”
父亲对体育节目非常着迷。无论什么体育比赛都要看，对各种比赛规则都门儿清。包括斯诺克、棒球、冰壶等项目。
父亲还是NBA休斯顿火箭队的忠实球迷。一旦输了球，父亲会埋怨范甘迪和海耶斯（以前是范甘迪，现在是海耶斯），说范甘迪或海耶斯“管什么不是”（老家话，没有用的意思）。
一个世兄是业余体育高手，曾与父亲一起看跳水比赛直播，父亲总是在比分出来之前自己给运动员打分，世兄惊奇地发现，父亲的打分相当准确！
母亲走后
母亲走后，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先是大小便困难，以致肠梗阻住院。后来帕金森症也越来越严重。我和妻子将老父接到北京，在301特需病房住了几天，全面检查了身体，医生给开了治疗帕金森和前列腺的药，服用后效果不错。后来我女儿又从香港买来治疗便秘的日本药，基本解决了大小便困难问题。
考虑到大姐一直离家照顾父母十多年，说服老父跟大姐一起去威海住一段时间。大姐在威海的家住五楼，房子较小（60平米）且没有电梯，不方便老父上下楼，大姐又在同一栋楼的一层买了一个小房子，也是60平米的两室一厅。我出了装修房子的费用并购买了部分家电。2015年春天，我回老家把老父和大家送到威海的黄家沟小区。
老父在威海这一住就是三年多。三年里在大姐的精心照料下，老父虽然小病不断也算平安度过了这些年。老家有个说法“老爷子失去老伴很难度过三年”，每年母亲忌日之前，老父总是念叨母亲该领他走了。母亲去世五年了老父依然“健在”。
从前年开始，咳痰困难一直困扰着老父。因为咳痰困难，老父开始挑食，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盐、不吃酱油，自认为吃这些生痰。为了增加营养，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海参、牛奶、蛋白粉甚至“159”和“美国醣粉”全上，还是一度营养不良，再加上帕金森，没有力气咳痰，造成恶性循环，几度住院治疗也难以解决。
最后两年父亲自己定的作息时间，大姐和姐夫都得按这个时间安排。早饭四点半、午饭十点半、晚饭下午四点半。下午六点上床睡觉，有时候半夜十二点就起床了。通常大姐管前半夜，姐夫管后半夜。每天上午下午个出去一个小时，后来是坐电动轮椅。
严重的时候，父亲为了咳痰坐卧不安，儿女看着心里也难过。在住了20多天医院后，父亲终于离开了我们，也算是解脱吧。
父亲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