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父亲于2019年写的文章，发表于ticklepink香读公众号，后被南京普天选用于网页，纪念建厂62周年，改标题为《献礼南京普天建业62周年：老师傅回忆往昔“带路人”》，详见http://www.potevio.com/s/1274-4627-12767.html）

十五岁进厂至六十岁退休，我的一生，差不多都给了五一八厂。这个企业曾经隶属邮电部，诞生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是在原先的南京电信局机修室基础上发展而来。南京解放前是民国首都，天南海北的人才汇聚于此，加上1957年反右之后，不少政治历史上符合通信要求的人才来到厂里，所以当时厂里专业技术骨干云集，专而不红的人才也扎堆，技术力量十分壮大，当时厂里试研制的NJ3载波机，质量排在全国第一。

五一八厂就是今天南京普天的前身。这里曾是我安身立命、拼搏奋斗的沃土，这里有值得我留恋、回忆和纪念的美好岁月和事物。而我至今最难忘的，是入厂后遇到的各位既有技术又有魅力的老师傅们。“老师傅”是我们当年的称呼，既有“老师”“领路人”的意思，又有“技术专业顶呱呱”的夸赞。

第一位老师傅，要写写周敦毅。他原是省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负责振荡器核心部分设计。他是江苏省劳动模范，我听说，他因江渭清书记动员后带头鸣放而被划为极右分子。

第二位老师傅，是孙庆曾工程师。我从上班的第一天，就和孙工一起，他负责整机调试。孙工的父亲曾任国民党安徽省水利厅厅长，他自己曾在解放前到过台湾，帮助设计地下电缆。孙工为人亲切随和，从不生气;上夜班时，我们会打盹，他也从来不管。他喜欢美食，各种广式、苏式、川式菜系，都是他给我的启蒙。每到月底，我们年轻人把粮票花光了，不够吃，他总会慷慨借予。孙工与我同事很久，后来一起在仪表室共事。他是个什么都喜欢学的人，当时他得了像柬埔寨宾努亲王那样的弯头病（这是当时的名称，情况是头震颤，可能是神经功能失调引起，也可能就是帕金森症）。孙工一点儿不信邪，学习中医自救，几年后竟被他自己治好了。他还练过混元一气功。1970年之后，仪表室从邮电部研究所调来一位名叫葛定一的老师傅。孙葛两位老人喜欢较劲，从技术、外语、历史、文学到常识，总要比试比试，几乎都是孙工占上风。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到新桥菜场走一圈，比谁记的菜和价格最多，聪明的方一帆，能干的周家泰，我们几个都拜下风，孙工是NO.1。孙工与在上海的夫人一直分居，由于当年他父亲留下洋房等家产变卖成金条存在上海银行里，离婚时夫人来厂纠缠，工会让我配合处理。我与孙工久交敬之，即使后来我到北京了，每两年我们也总要到夫子?小吃一回，他老来又研究股票，兴味不减，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第三位老师傅，是载波的电源设计师凌源，唯一一位老技师。他认真到不讲理，只要操作上稍有不当，他决不放过，因此我厂的电源从来都是整机零部件中最放心的。他是一位不问政治只专技术之人，也不知怎么会成为极右分子。

第四位老师傅，是陈锡林师傅。他是线圈权威，严厉而保守。他试制热线圈低温锡的配方，后来一直保留。在困难期间产品转型市话立足线圈之际，他曾立下汗马功劳。

第五位是顾荣生师傅。他是无线通讯权威，一位自学成才令人尊敬的老人，技术领域是特高频。奇怪的是，他一直孤身一人。他的家人都在浙江南汇，却从不来看他。顾师傅住在游府西街东口一栋小楼的二楼，街中间是电信局，二者间是我们吴振栋厂长住的小院，当年我有空就到吴厂长家下象棋，有时吃饭，吴厂长棋风犀利，果断爽快。在顾师傅小楼上看俄罗斯小说，从《战争与和平》到《怎么办》，他见解深刻，至今我还保留他送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第六位是秦永安师傅。秦师傅、顾师傅，还有我，我们三人在一个房间工作，三人很少说话但情义深长。秦师傅一直笑嘻嘻，他在培训班爱上了一位女同学，追求不成有点儿精神问题，但绝对是个好人。一开始我们载波出厂时，要在二米高架底板上写NJ3等字，他的字是最好的，但他坚决不写，认为这有辱斯文。1962年某天打扫卫生，他来迟了，发现西边的窗户没擦，一定要去，就那天从三楼跌下成残疾，幸亏其上海浦东的夫人照顾一生。他单恋的同学是徐州邮电局总工程师，12路载波会战时和我们一起上了几个月班，有所接触，确实是聪明伶俐又能干。

第七位老师傅是吴启明。吴师傅是带我领略欧洲文明，了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第一人。当年工厂宿舍位于夫子庙，旁边不远就是秦淮区图书馆，我是常客。难忘在那里接触到伏尔泰、巴尔扎克、达芬奇、莎士比亚等大师的作品，这些直击心灵的文学与美学，但令我最难忘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中那股子自强不沉沦的节奏与力量，令我爱不释手。在吴师傅的影响下，我对古文的兴趣大增。《岳阳楼记》《前赤壁赋》等都是当时背下来的。我立志于想报考南京大学的想法，也是那时在吴师傅身边暗暗萌芽。吴师傅不仅是我的老师、舍友，还是棋友兼球友。在下盲棋、打乒乓球等方面我能够追上他，但在业务和修养两方面，我一直认为跟他还颇有差距，外语水平更是望尘莫及。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我们整修日本M式载波机时，我负责整机布线表，出现了几处误差，王志诚老师傅严厉批评我，一旁的吴师傅轻声说，“这是设计师的活，他能完成至此，很不错了。”一语帮我解了围，此景至今难忘。

第八位老师傅，是我们的吴振栋厂长。建厂时，吴厂长在疗养院疗伤。他是渡江英雄营营长。但在1952年反贪打老虎时受冤挨批。他刚正决断，有担当敢用人，无私无畏。曾经重用倪敦祥科长，引进北邮王基正、韩叶豹等人。他还在文革中大胆招收几百名邮电学校毕业生，英明远见。1958年大跃进全国邮电系统办厂390多个，困难阶段统一调整后，我厂和邮电学校附属工厂合并，当时共有700多人，下放了500多人，由此我们成为部属19家工厂之一。

第九位老师傅，就是倪敦祥科长。他是当时立足市话，逐步发展的决策者，他曾说：“不是先进的产品最好，而是合适的才能发展”。后来他提出的立足模具，也是思路高明。他还带领我们一行五人到上海二厂接下了负荷线圈，包括后来转电线圈、热线圈，成为我们渡过困难期的关键产品。

第十位老师傅，是王基正。王师傅一来，就成立了厂仪表室，使测试计量步入正轨。他担任教育科长时，大抓业务培训，创办了职工大学，使我们这些渴望求学的人有一次上进的机会，给单位培养大批人才。他当人事科长时，及时向上级反应情况，使职工工资五年内提高三个等级，赶上国内同等水平，真正造福职工。

第十一位老师傅，也是我真正最难忘的老师傅，名字叫王明发。王师傅是出了名的“老黄牛”，省级劳模，几十年如一日吃苦耐劳。他经常加班，耐心带徒，有一次春节后交通中断，他走了几十里地，踏雪来厂。我曾把他的这些先进事迹编成故事在厂里演讲。王师傅还经常带领我们参加厂里活动，玄武湖划船比赛，王师傅带上我和陆洪德一船，得了个第二名。深挖五一六时，我受到隔离，与审查组搞犟了。领导知道我最敬重王师傅，派他来督促我；他在的日子里，我耳濡目染，心境改变许多，从绝望走向积极；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能读那么多马列，能通过审查，从心底里感谢王师傅的陪伴与教导。虽然王师傅没有什么大道理，也不口若悬河，但他在我身边，给我带来的是天翻地覆的内在变化，没有他，情况一定会恶化，也不会有现在的我。后来，由于工作变化，我与王师傅的联系少了。直到他在六合去世，尤书记带我去告别时，我深怀内疚，为什么之前没能多去探望王师傅几次啊！

念念不忘这些老师傅，因为他们在我懵懂入厂之际，给予慈父一般的引导，无论是通讯技术还是人生观价值观，我都“如沐春风”；我在他们营造的小环境中，立志考学，继续深造。而我后来传帮带时，也不忘将此正己向善之风传扬下去。

回忆写到这里，不由忘情。我记叙了当年厂里十一位在我身边的老师傅，其实记录不能全面，他们既德且专，明智稳重，一生的成就远远不止我写的这些；而我未能接触或未能落笔的其他老师傅们，更有许多。对我个人而言，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学徒，老师傅们教我技术、引我立志、教我古文，一起划船、一起背诗、一起打乒乓球下象棋、一起技术攻坚……他们其实构成了我的“大学”，甚至比后来考进学校后教我的还多，受益匪浅。对整个工厂而言，老师傅们不仅是那个时代厂里一道特殊的风景，更是顶起工厂的一副坚强的脊梁，而由老师傅们组成的为数众多的工厂，则顶起了共和国的脊梁。文革中的五一八厂相对稳定，不仅未曾出现大乱，而且圆满完成国防701工程，正是有赖于厂里的脊梁——老师傅们。

谨以此文，向五一八厂的老师傅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