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年仲夏，鲍家街43号院内，斗室之中，一老一少，谈笑风生。长者是中央音乐学院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田联韬先生，耄耋之年，精神矍铄，目光炯炯。少者为田先生弟子，手捧一本沉甸甸的书籍，正是先生逾40万字的新著《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乐考察研究》。师徒俩有些日子未见了，新书墨香分外浓，坐而论道特别亲。先生思绪万千，娓娓道来，学生聚精会神，聆听先生讲述其传奇人生和学术心得。

投笔从戎，成就终身事业
1949年，南京解放。新旧世界交替之际，人民群众报国热情空前高涨。田先生当时还是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大一的学生，校园里同学们参军的喜报频传，正值青春热血、自高中时就想参加抗战的田先生坐不住了，四处打听参军的途径。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正在招收团员，爱好音乐的田先生背着一架18贝斯的破旧手风琴就去报名了。整个二野当时还没有一架手风琴，田先生的报名让征兵的军官喜出望外。
“能拉曲子吗？”
“能。”
“会识谱吗？”
“会一点儿。”
“行，欢迎你！”
就这样，这位19岁的天之骄子夙愿得偿，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男学工，女学医，调皮捣蛋学体育，公子哥儿搞文艺”，那个时代对文艺工作存在着一定的轻视和偏见，田先生起初也并未立志将音乐作为终身职业，只是打算像抗战时期入伍的学长们那样，战争结束后回校完成学业。他的理想是解放全中国，然后做一名工程师建设新中国。此番机缘巧合走上艺术之路，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音乐竟成为他终身热爱、必生奉献的事业。
短期参军的计划，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存在他的脑海里。参军伊始，田先生被分配到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文艺新闻大队第一大队。作为学生兵，首先是要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组织纪律，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议讲话。田先生出身名门，家境较好，这些政治学习使他转变了思想，他终于明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群众服务。从此他抛弃了优越感，向工农兵和群众虚心学习。
最终促使田先生彻底放弃工程师的梦想，留在部队继续从事文艺工作的动力来自于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那就是与少数民族的第一次真正的接触。1950年，又一次凭借手风琴的特长，田先生从二野军政文工团被抽调到中央访问团的西南大区的贵州团。当时一些地区的大汉族主义很严重，少数民族常常受到歧视和欺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反复强调各民族是平等的，希望能做到汉族和各兄弟民族是一家人。中央访问团此行的任务，就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将各民族团结起来。党中央对访问团非常重视，将西南区的团员们在重庆集中培训，贺龙、邓小平分别给他们做了报告。贵州团由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任团长。从未接触过少数民族的田先生通过此行，深刻理解了民族政策，学会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文化。
地无三尺平，贵州交通不便，也没有铁路，团员们坐着大货车山路七十二拐到了贵阳。彼时的贵州，尚未全境解放，黔东南台州一带仍有叛匪出没。之前的文工团被当地叛匪武装伏击，牺牲了好几位团员，危险重重。敞篷大货车的车头架上轻机枪，团员在战士荷枪实弹的保护下来到黔东南。凯里是南方组织第一个中央访问团通过演出、展览宣传民族政策的地区。田先生跟随队伍来到第一个村子开怀，在那里，他第一次做采访，第一次记录民歌，第一次接触到芦笙，感觉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开始，团员们演出的是从北京带去的一台节目，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在贵州工作整整7个月之后，访问团为老百姓奉献了一台全新的节目，展示少数民族音乐风貌。他们以当地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创作了一首《农代会唱唱知心话》，在全省农民大会上由苗族老太太唱出，既诙谐又接地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认同。
访问团坐着木船离开，成千上百的老百姓沿着岸边依依惜别，少数民族的情深谊长极大地鼓励了团员们。从未接触过少数民族的田先生认识了苗族、布依族、彝族，多样的文化，动人的歌舞，精彩的芦笙，深深地打动了田先生的心。少数民族人民太热情了！少数民族音乐太丰富了！以后就干文艺吧，田先生终于下定决心。这段经历可以说缔结了他与少数民族音乐一生的缘分。1951年，他在《西南音乐》上发表了第一篇民族音乐研究论文《贵州苗族音乐的初步介绍》；1953年，他创作的《家家户户运粮忙》获得“全国群众歌曲评选二等奖”，为这七个月的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之旅交上了完美的答卷。
在田先生的记忆中，中央访问团赴贵州的经历还不算惊心动魄，1952、1953年他两次赴朝慰问演出，在枪林弹雨中穿越美军封锁区的情景在他的人生经历留下了不灭的印记。这两次演出使他有幸接触到了朝鲜音乐，为他以后从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做了一定的铺垫。1954年，他又一次前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次是去云南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田先生奉命带着一个小分队沿着国境线到各个边防连队慰问演出。小分队在一个班的士兵保护下仅靠骑马和走路行军，累了就在少数民族村寨里歇息、宿营。兄弟民族的纯真热情，充满民族风情的歌舞，令先生内心澎湃，他与少数民族的缘分从此扎下了根。

浩劫蒙尘，赴边疆因祸得福
1955年，田先生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名学生，开始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专业音乐知识。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鸣放、反右”的运动中田先生被错划成右派，突如其来的挫折极大地影响他的事业和生活，而且这顶帽子一戴就是长达20余年。
1960年，田先生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文艺系任教。当时的民院还处于一片荒凉的郊区，田先生在这里工作了24年之久，主要为作曲专业教授作品分析、作曲主课和民乐配器等课程。任教期间，他和少数民族同学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促使他更深入地理解少数民族，做少数民族的知心人和朋友。
作为右派，田先生在事业上不免受到波及。不过，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也有他意想不到的收获。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工作经历，去民族地区采风、体验生活仍是他最欣慰的事情。这期间，他先后对苗族、侗族、彝族、布依族、蒙古族、傣族、拉祜族、哈尼族、布朗族、佤族、藏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珞巴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做过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民族地区虽然条件艰苦，但是远离政治漩涡。他被少数民族同胞视为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深厚友谊的同时还收集到大量丰富的少数民族音乐资料，他的内心充满了感恩和快乐，十分珍惜每一次去田野的机会。同时，中央民族学院是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聚集了各个少数民族的师生，出于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兴趣和爱好，田先生抓住机会在校园里进行采访，向来自民族地区的同学了解和学习少数民族音乐。青海、四川的藏族音乐，以及鲜为人知的西藏夏尔巴人音乐，最初都是他通过民院的同学们了解和采录的。“中央民族学院是我的第二个大学”，田先生如此评价这段令他在少数民族音乐方面获益匪浅的工作经历。在民院工作期间，他以民族音乐为素材，为学院艺术系创作了一些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原因，他没有公开发表作品和为作品署名的权利。
才能没有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得到施展，固然是人生遗憾，但田先生十分豁达。他坦言，在那个特殊时期，能去民族地区体验生活，调查和学习民族音乐，还能创作音乐，他已经很满足了。
    1979年，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于被卸下了。实际上，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渐放宽，田先生自1977年起已经开始可以创作电影音乐。八年间他创作了电影《火娃》《孔雀公主》《第三女神》和《爬满青藤的木屋》的音乐，电视剧《红岩》、电视片《非洲纪行》的音乐。其中，脍炙人口的《孔雀公主》电影音乐正是田先生基于多年来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研究，以傣族音乐为素材结合交响乐技法创作而成。田先生要求自己“不论写作那一个民族题材的音乐作品，必须尽可能使这个作品为这个民族的群众所认可，要让他们觉得是自己民族的音乐。”为了突出傣族的音乐特色，他在大型交响乐队中加入了傣族的吹管乐器筚、弹拨乐器玎，打击乐器象脚鼓、铓锣、小镲；音乐主题则以德宏州芒市的城子山歌为原型；在对比段落吸收西双版纳傣族民歌和说唱赞哈调的音调，等等。田先生他做到了对自己的要求，时隔多年，当地的人们对这部影片的音乐仍念念不忘，他们说“这是我们傣家人的音乐”。这部作品被誉为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并于2005年纳入“中唱典藏”（ACD-13)。

筚路蓝缕，开辟事业新天地
田先生在民族音乐研究方面的学术才能从1951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初露端倪，此后的20多年，他虽然多次前往民族地区收集、整理资料，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民族音乐研究的写作方面不得已一度停滞。不过，他长时间在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少则几个月，多则近一年，日积月累，掌握了大量的
少数民族音乐第一手资料，为他后来在学术方面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他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分支的工作，不仅亲自执笔藏族、傣族、佤族、哈尼族、布朗族等民族的音乐条目，还要负责组织全国各民族地区有关少数民族音乐的稿件。多年的积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少数民族音乐理论研究逐渐成为他的一个重要工作部分。
1984年，田先生调入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这些年使他认识到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性，他主动向吴祖强院长提出去音乐研究所工作。从此，他的事业重心全面转向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教学。当时，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整体力量还十分薄弱，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学科领域也尚未形成。经历了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可谓硕果累累。研究方面，由田先生主编、集全国几十位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历时十几年合力编撰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下册）150余万字出版，荣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科研成果一等奖。田先生撰写了第一章“绪论”部分，首次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进行了全面的体系性梳理，为这个学科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基于多年的积累，他还执笔了该书中藏族、傣族、佤族等民族的章节；进入20世纪，田先生老当益壮，笔耕不辍，在全国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以《走向边疆》为题集结出版，并在85岁高龄完成专著《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考察研究》，另一部逾150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也即将付梓。教学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设置了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专业，形成了专业的教师梯队和研究力量，专门培养高层次研究人才。仅田先生直接培养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生就有博士21人，硕士7人，他们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有蒙古族、藏族、白族、纳西族、土家族、布依族、满族、彝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现都已成为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中坚力量，很多已经是博导、教授，在全国各地从事少数民族音乐教研工作，薪火相传。

走向边疆，七上雪域高原行
自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踏上边疆之行，田先生便爱上了着这种拓荒者的工作。他去边疆，和少数民族三同，貌似辛苦，实则愉悦。在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人介意他的身份，人们总是无私地给予他帮助和照顾。广袤的边疆，处处是音乐的珍宝，每一次实地考察，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思想的洗礼和艺术上的丰收。 
在田先生的田野考察经历中，所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藏族、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等民族地区，尤其是对藏族音乐的调研。1953年到康定，这是他第一次到进入藏区，第一次听到了藏族山歌，看到了弦子和锅庄，多么美妙而又无法言说的音乐！他激动不已，试着记谱却没能记下来。从此，他便对藏族音乐充满了兴趣。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时，作曲班有一位来自甘孜的藏族学生白登朗杰，田先生时常向他了解和请教藏族音乐。1975年，他终于又有机会进藏了。这次是带着同学们直接到山南地区毕业实习。在格尔木，田先生连续五天产生强烈的高原反应，难受极了，但并没有打消他的热情。这次不仅有西藏师范学院老师的介绍，他还利用为拉萨市歌舞团进京演出进行创作的机会调研，对藏族音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83年、1986年、1988年、1993年他又四次进藏。有了前两次的经验，他暗下决心，要走遍藏族的三大方言区。这几次便是他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田野考察。从甘南到青海玉树、到拉萨，从甘孜的弦子到拉孜的堆谐，从布达拉宫的宫廷乐舞噶尔到日喀则扎什仑布寺的宗教乐舞羌姆，历次的田野考察中，他遍寻藏族音乐瑰宝，得到了民间艺人、民间歌手、专业工作者、地方干部乃至藏传佛教的活佛、喇嘛们的热情帮助。1999年，已经退休的田先生第七次进藏，前往云南迪庆考察热巴。“纳西、傈僳、藏族三个民族都有热巴，想去德钦，过冬了翻不了山”，提起那次迪庆之行，田先生有些遗憾地说。
田先生先后前往藏族地区七次，足迹遍布五个省、自治区的藏族三大方言区，但他并没有急于著书，而是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整理和研究之后，最后才撰写了专著《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考察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呈现藏族传统音乐面貌的巨著，全面地对藏族传统音乐的背景、类别、特征，以及当代音乐生活、音乐人物等进行整理、归纳与分析。从英俊青年到耄耋老人，这本集他多年研究的心血之作，满载着他对藏族音乐的情怀和藏族人民的热爱。
田先生是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事业的拓荒者、奠基者，不过在学生们眼里，先生不是威严的大家，而是一位可爱的老人。有人说，可爱应该有这样一种特性，它能散发出温柔喜悦的光芒，就如同婴儿烂漫的笑容——这种光芒能照亮黑暗，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美好的存在。田先生经历了枪林弹雨，忍受过人生的黑暗和挫折，如今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他灿烂又简单的笑容。偶尔提起过往的艰难，他总是一笑了之。心的格局有多大，学问就能做多大。“我写的慢，不过我慢慢写……”他的谦逊和宽广,深深影响着后学之辈。他是最纯粹的学者，最年轻的老人。愿他健康长寿，学术常青，带领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这个学术队伍再续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