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学术上的启蒙老师，我指的是学术研究、教学风度和作风，影响最深的有六位师长，首位师长是刘若庄先生。
    作为刘若庄先生的早期学生，我先后四次聆听先生的物理化学和量子化学课程，读本科的时候，先生教我们物理化学课程，对于他思维之敏捷以及学生搞不懂的问题紧追不舍非让你搞懂不可的极端负责的精神，受到同学们的赞扬，毕业后我走向讲坛，有时课堂上也会注意到学生的疑难表情，也会揪住一个难点不放，非让学生点了头才罢休，这都是向刘先生学的。
    可是，我的学业平平，物理化学课的学习并不冒尖，不可能引起先生注意，毕业后工作第二年，我大胆求师，意外地获得先生的厚爱，先生寄给我一份自修物理化学的英文版书单，其中Glaston的英文版物理化学教科书竟然比黄子卿的《物理化学》厚二三倍，比英汉大辞典还要厚，借出差北京的机会，我到外文书店购齐了，便开始搬着英汉词典阅读和做习题，接着于1960年有幸回到了刘先生的身边进修，第一次在刘先生办公室是有些紧张，记得刘先生第一句话是：不要拘束，有需要有问题找我。
    刘先生没有亲自上本科物理化学课，让我凭办公室的介绍信去北京大学听傅鹰教授的化学热力学，听师兄周菊兴给有机化学研究生上的化学动力学，并安排我随堂听师弟师妹的的本科课（当时，物理化学教研室有四位留校的师弟师妹），记得有一次在给本科生讲了一次化学动力学辅导课以前，刘先生鼓励我胆子要大一点，要先给学生补点数学基础。
    更深刻的感受，是后来听量子化学讲座和量子化学计算的科研课题。量子化学理论是物理或化学的微观模型通过偏微分方程的数学演绎，量子力学之所以用于化学，是因为数学语言是最严密的，虽然有从头计算法和半经验程序可以通过计算机输入参数后得到结果，但是，对一般化学工作者来说，只懂得应用人家编制的程序，不懂得程序的来龙去脉，我自己就是这样，手里有十余个小程序，复制几十份后，学生人手一份，勉强能够在数学系计算机教室指导学生开展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计算教学，却因为我不懂程序的编写，搞了三四年后，程序乱了套，便难以为继，接下来我无能为力，学生也就无法享用了。
    八十年代在长春和北京，两次听先生的量子化学讲座和答疑，只见先生的板书，擦了一板又一板，几十板都是偏微分方程，外行人看了，以为是数学课呢！（那时，没有电脑投影设备，不可能用事先准备好的幻灯片投影，即使后来，有了现成的投影设备，我想，刘先生也会亲自进行演绎，而不是用事先备好的演示。）
    换一个老师，也许很快教会你运用程序，但是不会教你懂得编写程序的数学结构，我在国防工业部大型计算机实习程序应用就是这样的，计算机房只要求你填写若干参数，就等着他们出结果。然而，作为刘先生的门生，只会运用程序不懂计算机语言以及程序的数学结构是不允许的，在这点上，我达不到先生的要求，大概先生也知道我的基础尚差。
    我在校学业成绩平平，即使五十年代末，绝对没有人会给我戴上“白专”的帽子，倒是到了文革期间， 不乏一些笑话，有一次在刘先生家里，刘先生哈哈大笑，说文革期间居然有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说刘先生把杨**引向“白专”道路，到底是谁贴的大字报，居然记得当年远在青海边疆的我，张贴大字报的人物谜底今生今世是绝对无法揭晓，也没有必要去追究了。
    文革后，在先生的鼓励下，在中山大学进修期间，我曾经恶补微分方程、线性代数和量子力学，在教学尤其是科研上，先生及其夫人傅孝愿先生给我指点甚多。两位先生一直是我从事结构化学教学和科研的精神动力。中山大学量子化学教授陈志行也是两位先生的老学生，对刘先生和傅先生敬重有加，他也很谦虚地说，他是两位先生的学生，两位先生的学术精神对他影响颇深，显然，他的上课作风以及对年轻人的严格和鼓励，深受刘先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