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上有一种来自父亲教诲的风轻云淡，这种略带散淡、专注做事而与人事保持距离的态度，在“WG”的十年期间，成了我的保护伞，让我免受了不少波折。然而，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整个氛围的紧张让人的一言一行都变得非常谨慎，我至今对那种惶恐不安的感觉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困难就是受到“政治挂帅”的影响，无法做自己喜欢的科研工作。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放弃学习，自己在家里偷偷地看书，还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读书摘记，如双核分子氮络合物、温和条件下的固氮问题、分子氮络合物的化学键理论、工业合成中单相催化以及涉及对称性的一些问题等。那个时候，的确有种不知道明天会走向何方的担忧，但是我并没有停止自己在知识与科研方面的积累。
　　不仅如此，我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1967年9月13日，我们的女儿刘恺降生到人间，给压抑沉闷的日子带来了一丝光亮，我和爱人精神上有了新的寄托。在闲暇的时间，陪伴女儿去公园游玩成了最大的消遣。北海公园、颐和园等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爱人很喜欢游玩，还喜欢拍照，因此我们留下了很多一家三口的幸福瞬间。说来有趣，或许因为我们是学化学的，那时候我们拍了照片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家冲洗的。我爱人特别灵巧，她自己配了显像药水冲洗照片，甚至还学会了给照片上色，在彩色照片不甚流行的当时，我们家就有了不少自制的彩色照片。想来那段日子，除了政治上的空气比较紧张之外，家庭生活还是很惬意的。
　　也正因那段日子相对空闲，所以我也把较多的精力用在了女儿的教育上。对于女儿的读书，我基本是由她的兴趣，顺其自然；在为人方面，我比较注意细节的引导，相对严格。我还记得，刘恺在棉花胡同幼儿园读中班的时候，她喜欢老师用来锁玩具的彩色密码锁，感觉很新鲜，就带了回来。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我们发现她兜里硬硬的，就问她“这是什么”，她就拿出来告诉了我们。事情虽小，但是我还是用心做了引导。我既没有完全不管，也没有打骂她，我通过言语启发她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东西。第二天我还亲自陪她把密码锁还给了老师，并向老师道歉。女儿说，她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大概是因为这件事让她明白了别人和自己的界限，从那时起就更为注意自己的言行。
　　在“WG”后期，政治上的紧张感开始松懈，校园里学者们的科研热情又渐渐兴起了。实际上，在这期间国家对于军工项目、生产项目是很支持的，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绩，如：1966年，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等。在这里复苏的科研热情，主要指的是和我一样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们。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陈省身、杨振宁等这样的科学家回国访问，看到中国的科研现状，就委婉地建议“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后来，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这个背景下，我隐隐感觉到自己的研究工作又可以开展了。
　　出于谨慎，我没有选择纯理论的课题，而是选取了一个和工业生产结合的课题：无氰电镀。电镀就是利用电解原理在某些金属表面上镀上一薄层其他金属或合金的工艺；氰化电镀则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电镀工艺，但是这一工艺废水的公害问题突出，且严重危害电镀工人的健康。因此，无氰电镀成为了我国这一领域的重要课题。当时的工艺中，镀锌是比较常见的，然而无氰镀锌存在着腐蚀设备、钝化膜变色以及镀层发脆等缺点。不过，碱性镀锌则没有上述缺点。我就采取我擅长的理论计算这一研究方式，让碱性镀锌添加剂的浓度配比更科学，改良其分散能力较差、电流和温度范围较窄等问题。
　　这项工作对于理论基础比较扎实的我来说几乎是没有难度的，只是利用很基础的化学理论结合生产实际作了一些探讨。但是这在当时，允许我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也算过了一把“科研瘾”。后来，为了总结经验，互通信息，进一步促进无氰电镀的发展，我的这一研究成果还被湖北省无氰电镀技术交流会进行了宣传介绍，并收录在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的资料汇编中，也算是对我这次“科研瘾”的一次令人欣慰的小结吧。
　　1975年，我加入北京师范大学量子力学小组，这个当时比较平常的选择，却对我的科研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开启了我科研人生的另一个阶段。这个小组由学校的方福康和沈小锋两位老师发起。我和沈小锋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他知道我量子力学的功底不错，就邀请我参加，我当然很乐意，有科研做可以缓解当时无事可做的苦闷。于是我就借调到了这个小组，和物理系的方福康、陈浩元，数学系的严士健、汪培庄、李占炳，天文学的何香涛，哲学系（原人大哲学系，当时合并在师大）的林万和、胡仁芝以及《理科学报》的沈小锋等人开始了研究活动。
　　小组成立后每周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大家分别就量子力学的历史和现状，从理论、实验、应用及哲学等各个方面展开调研，查阅国内外资料，然后在会上进行交流讨论。这样，量子力学小组利用多学科合作的综合优势，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例如我和几位同事集体研读了冯•诺依曼的经典著作《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就量子力学完备性及隐参量是否存在的问题作了讨论；王忠烈等在国内首次介绍了当时国际上利用贝尔不等式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进行实验验证的情况；林万和介绍了量子力学50年来三次大的争论的历史特别是关于EPR悖论的讨论；何香涛等人调研了量子力学的各个学派的各种新的解释，如波姆隐变量理论的新进展、多世界理论等；沈小锋、陈浩元等人评述了苏联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研究，等等。这些科研活动给各个院系没有直接业务合作的同志提供了一个共同讨论学术问题的机会，不同学科进行了很好的交叉和结合。
　　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这些小组成员在“文革”后期能够较早地进行或恢复学术研究，从而能够较早地进入科研前沿阵地，为我们后来在各自学科领域取得新的科研成果奠定了基础。（整理/丁万见 张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