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校工作期间，我遇到了这一生最重要的老师———唐敖庆教授。当时孙承谔教授事务繁忙，而唐先生刚归国不久，因此孙承谔教授就把我引荐给了唐先生，成了他的助教。
　　唐敖庆是我国量子化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被称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量子化学的诞生开启了探索微观化学世界之门。化学家可以借由数学求解相关的波动方程，获得某些化学问题的解，对有志于这一专业领域的青年学子颇具吸引力。当然，这一专业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丰富的化学知识，同时又具备坚实的数理基础。
　　唐先生回北京大学任教初期，除了要承担正常的教学任务之外，还应当时化学系求知若渴的助教们的要求，把量子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热力学等理论化学课程统统讲了一遍。通过这次系统地讲授，我把这些基础也都打得比较扎实了。
　　本来做助教只要辅助教学就可以，是不需要做科学研究的。但是我喜欢做研究，同时唐先生看到我非常认真刻苦，大概也觉得我有做科研的潜力，就请我帮忙做一些具体的计算，并同时指导我如何做科学研究。
　　我在学术意义上的第一个工作，也是这个时候开展的，叫“六价键函数”。需要我在唐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构造与处理，我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并且发表了相关论文。令我欣喜的是，这一工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的三等奖。此次奖励也是我国第一次对科学研究进行奖励，是从各方推荐的419件自然科学研究论著中选出来的，含金量很高。
　　实际上，唐先生所做的量子化学和化学键理论方面的工作，在我国本来就属于开创性的工作。我在北京大学仅工作了短短的一年半，但是，我在这里跟随唐先生开始了真正的科学研究。这对于我的科学研究生涯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为我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1年，我在辅仁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邢其毅教授的邀请下，调到辅仁大学化学系工作。在辅仁大学任教期间，我把大量精力都放在了《化学数学》的备课与讲授上，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虽然我的专业能力比较强，但《化学数学》是一门全新的课程，许多内容都是数学和化学的学科交叉，也没有教学大纲可以参考，讲授难度还是很大的。我既要顾及化学专业学生的数学素养，又要考虑数学在化学学科中的应用情况，组织这样的课程并非易事，因此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查阅资料和准备课程上。这一期间，在唐先生的指导下刚刚起步的科研工作也就随之搁置下来了。
　　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随着辅仁大学化学系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我就被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工作。那一时期正是中国的大学普遍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第二阶段，化学系当然也不例外。我被分配在化学系的物理化学组，承担三年级甲班的《物理化学》以及《物理化学实验》课程。面对全新的课程，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备课。当时《物理化学》每周5个学时，外加每周两个晚上的固定答疑时间；《物理化学实验》每周6个学时。因此，教学工作也是非常繁忙的。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还强调教学为主，并不十分提倡教师做科学研究。但是我认为高校的任课教师应该有必要的科学研究实践，教学科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科学研究，教师能了解有关本专业学科的国际先进水平，更深入更精准掌握本专业的科学理论、实验技能以及相关计算技能；通过查文献、写论文，增加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这些都能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为了引起领导重视，我就时常在各种相关场合向当时的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提出自己的看法。
　　后来，受前苏联的影响，高校也变得更为重视科研。因此，响应学校的号召，在随后的几年内，我开展了一些与教学相关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中部分成果作为论文发表在国内的期刊上，如《镉和吡啶络合物的电位研究》、《铜和3-甲基吡啶络合物的比色研究》等。
　　为了向苏联学习，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全校教师都要学习。一般的流程是各系先选派几名比较优秀的教师去学习俄语，然后这些教师再教其他的教师。化学系选派的第一批教师中就有傅孝愿———我牵手一生的夫人。我也是在傅孝愿教我俄语的过程中，对她有了好感。傅孝愿比我低三级，一直都在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书，她读书期间总是前三名，年年拿奖学金。因为成绩优秀，她从辅仁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工作了。1952年也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傅孝愿非常聪明———她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好俄语并清晰地讲授给我们，这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一起学习的其他老师也赞赏傅孝愿的聪慧，我对她就更关注了。后来，傅孝愿调到了物理化学组，我们开始共事，也渐渐在互相帮助的过程中欣赏彼此在业务上的成绩，开始了恋爱。
　　我们一同学习，一同工作，还一同翻译教材。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俄文后，根据学校年度工作纲要的指示，我和傅孝愿以及另外一位教师马维骧一起翻译了前苏联教材《化学热力学例题及习题》，经前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为化学高等院校及化学系教学参考书。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译本第一版于1954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数5000册；1956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再版。可见，我们的这本书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除此之外，我还负责修订化学系三年级的《物理化学》教学计划、编修《物理化学实验》的讲义，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在我的心目中，翻译教材或者做跟教学有关的简单研究是算不上真正的科学研究，我中意的还是开展关于真正的科学问题研究。因此，在完成教学和教学相关科研任务的同时，我慢慢地捡起了已经搁置的唐先生教给我的科学研究思路。
　　科研最重要的就是选题，在这个问题上，袁翰青教授当年推荐的一本有关“氢键”的书给了我启示：我大概的思路就是将与唐先生学习的理论方法应用到计算氢键键能上。花了很大的工夫，这篇文章终于写出来了。这项研究工作在国际上来讲也是很先进的，我创造性地利用量子化学方法并考虑用电子云之间的多极矩作用研究氢键的静电相互作用，优于当时国际上流行的点电荷模型。不过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我怕受到批评，并不敢将文章投到国外去，最后文章就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采用电子云的概念来解释氢键的本质是我在独立学术研究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直到80年代，我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外国学者对中国竟然有人做量子化学研究并且做到这样的程度感到吃惊。 （整理/丁万见 张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