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之后，我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虽然我最初喜爱和擅长的是数学，但是本科阶段的学习培养了我在化学专业领域的兴趣，因此我仍然选择了化学专业。由于我并不擅长实验，因此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优势就在理论化学领域。
　　那时候，北京大学能够比较自由地选课。因此，除了化学专业的课程以外，我还选修了数学部的课程，如线性代数、数学分析和微分方程；也选修了物理方面的课程，如近代物理等。我认为如果没有一定的压力，就会对这些课程懈怠，因此我不仅旁听，还要求和其他学生一起考试。有趣的是，微分方程这门课我居然考过了数学部的同学，得分最高。后来，数学和物理的功底对我研究化学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求学路上，我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很多好老师，无私的帮助我。研究生期间，我遇到的第一位好导师就是被誉为“北京大学三大民主教授”之一的袁翰青教授。当时，我想用理论方法研究有机化学，而不是从实验的角度研究化学合成，当时化学部并没有理论化学的教授，因此时任化学系主任的钱思亮老师就让我跟着专攻理论有机化学的袁翰青教授进行研究。
　　袁翰青教授是一位大度谦和的导师，在选择研究方向方面很尊重我的兴趣，还根据我的情况为我推荐了许多最新的文献让我学习，好从中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研究内容。在袁翰青教授主讲的化学文献课上，我系统地学习了化学文献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查文献。这一基本功对我非常重要，往后几十年的科研生涯，我都在使用这一最基本的科研方法。我还和我的学生开玩笑说：“不管什么文献，中文的还是外文的，没有我查不到的。”
　　更为重要的是，袁翰青教授还将我推荐给了他认为更适合指导我的孙承谔教授。1948年底，访美归来的孙承谔教授到北大执教。孙承谔教授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主要从事化学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是我国早期从事化学动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1976年美国化学会成立100周年纪念时，他的研究成果被列入化学领域百年重大成就。得知孙承谔教授是学理论化学的，我非常激动，和袁翰青教授表示希望能转去跟孙承谔教授学习理论化学。袁翰青教授非常干脆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且将我推荐给了孙承谔教授。
　　孙承谔教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工作期间，曾经做过计算比热方面的工作，就给了我一个类似的题目，让我用机械求积法计算甲苯的比热。虽然孙承谔教授曾经做过类似的工作，但是为了培养我的能力，他并不是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做，而是要我从文献入手，进行学习和计算。不巧的是，孙承谔教授从美国寄回来的资料在途中遗失了，我只好重新查找文献，开始了艰苦的计算过程。
　　那个时候计算机技术远远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基本上进行的就是硬生生的手工劳动，能用到手摇计算机都算先进的手段了。不过，你别以为手摇计算机也是计算机，说起来，手摇计算机还不如现在小学生用的计算器先进呢。所以，那时做理论，还是比较艰苦的。除了要有想法，还要有体力和细心，计算的过程中错一点就全盘皆错了。
　　然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在研读文献的时候，本来文献中已经有推导出来的公式了，有了公式就直接代入数据计算得出结果。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公式推导一遍，明白地知道其中原理。这样，我不仅通过研读文献弄懂了要用的数学方法，也明白了具体实施计算的过程，剩下的就是冗长而枯燥的计算了。
　　在硕士论文的进行过程中，我还完成了一篇文章。那就是1949年8月发表在《中国化学会志》上的“修正特鲁顿规则”，这篇文章完成得其实有些偶然。那时候孙承谔教授是《中国化学会志》的编委和经理编辑，有义务要帮期刊审阅一些稿件。他在审一篇将特鲁顿规则修正后应用于计算水的汽化热的文章时，发现作者虽然提出了新的经验规则，但计算完全错了，于是他就让我重新计算了一遍，我还将原文进行了修改，帮那位作者发表了文章。后来我联想到，自己可以照猫画虎进行这样的学术训练，于是就把之前这一文章使用的“水”换成“醇”，进行了计算训练，于是就有了我学术生涯的第一篇文章。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文章在学术上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但是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而言，从模仿开始也不失为一种培养科研能力的方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都很激动，科研的劲头更足了。当时我比较勤奋，所以很早就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并整理发表在《中国化学会志》上。1950年6月，我以“用机械求积法计算比热”顺利通过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并毕业。
　　在研究生毕业时，孙承谔教授曾经为我联系了到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但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骤然紧张，因此就失去了这次学习的机会。不过孙承谔教授看重我的勤奋努力，就将我留在学校继续工作，由此开启了我一生的教学科研生涯。（整理编辑/丁万见 张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