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父亲调派到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和刚刚无法适应东北的寒冷天气。父亲说那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因为生活如同刚刚走出一段长长的黑暗隧道，一切充满新的希望。那段期间他的研究成果蒸蒸日上，他有机会去美国和欧洲做访问学者，他拜访世界一流的数学家，和他们一起交流学术研究的思路。父亲独创性的思想取得同行高度的评价。父亲出色的工作让他被提名为华侨大学副校长人选，但父亲对行政工作没有太大兴趣，他更想专心从事数学研究。一个非常意外的机会让他了解到广州中山大学开了博士点，正在招博士生导师。父亲去申请，他过硬的学术成就使中山大学很快就决定要招收父亲。
 
1985年，父亲被调到广州中山大学。他在中山大学的日子是平静而快乐的，但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充满希望和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做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父亲虽然是大学教授，但刚刚去中大时他的工资只有100元人民币左右。物质上虽然不至于匮乏，但肯定不富裕。当时我的一个堂哥在香港做出租司机，但他经常下来广州“威水”。来广州他住在当时最高档的酒店白天鹅宾馆，可以请我们吃10元钱一个的雪糕（当时觉得简直是天价）。父亲不是一个虚荣的人，但他也显然希望家里人过得更好些，特别希望有机会让两个孩子出国接受更好的教育。1996年，父亲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知道澳门大学正要从大陆招教师，当时澳门大学开出的工资是国内工资的数十倍，父亲曾在数学研究和赚钱之间犹豫过。最后还是选择了澳门大学。其中一个考虑是要赚些钱供两个孩子出国留学。二是因为第一次申请博士导师受挫，他本来对博士导师的职位信心满满，毕竟他有非常好的学术论文和非常高的同行推荐，但当中山大学咨询他在吉林大学的老领导时候，得到评语是“思想深刻，但研究范围太过窄”，他因而错失了成为首批中大博士导师的资格。这件事促使他下定决心去澳门大学教书。
  
 
1992年父亲到了澳门大学教书，此后他的后收入倍增。而且澳门是他的故乡。但他似乎没有以前开心，我想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没办法全身心去做他的数学研究。他那是已经60多岁了，但不论身体还是心态上，他都显得非常年轻。他似乎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老。教学之外还在继续做他的研究。直到突然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心脏病袭击了他：他的四条心血管堵了三条。但这一次幸运女神又帮了他：一个医术高超的美国心脏专家恰好在澳门，给他做了个及其成功的心脏搭桥手术。这个手术让他的人生又延续了20多年。但他已经没有精力和体力再从事他所热爱的研究工作了。但此后他仍然坚守在教育岗位上，继续教书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