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泽东题词中最为著名者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幅题词和刘胡兰烈士的事迹激励了几代人奋发向上。而当年，毛主席题词的经过也是一篇值得一叙的故事。
1947年2月5日，《晋绥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李宏森的文章《刽子手阎锡山大肆屠杀文水人民》，次日又详细刊登了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有关报道。同时该报还配发了一篇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向刘胡兰同志学习，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解放日报》也于是日登载了题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文章。
194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了一个“延安各界慰问团”，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与山西军阀阎锡山军队作战，获得重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纵队和陈赛纵队（两个纵队共9个旅）。慰问团由延安各界和各单位代表组成。其成员有崔田夫（陕甘宁边区工会）、吴满有（农民、劳动英雄）、张喜林（延安商会）、白凌云（陕甘宁边区妇联）、孙君一（中央西北局）、黄静波（陕甘宁边区政府）、霍仲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孟洁（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缪海棱（新华社）和张仲实（党中央直属机关）10人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9人。崔田夫担任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为副团长。
慰问团携带慰劳品———猪羊肉3826公斤，慰问信200多封，于1947年1月13日从延安出发，17日到宋家川过黄河进入山西，20日从吴城开始活动，到3月7日结束，历时47天，跑遍了离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等地，对我军王、陈两个纵队所辖旅部、团部、营部以及驻在各地的连队、伤兵、医院进行了广泛的慰问。已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张仲实当时作为这个慰问团的副团长，1947年2月4日—18日，他同慰问团成员在文水县活动期间，从《晋绥日报》上看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后，十分感动，当即向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了解了刘胡兰被捕就义详情，并请慰问团成员缪海棱和白凌云两位同志到云周西村深入了解一下。缪、白两位同志在云周西村了解到刘胡兰生前确实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还辗转找到了当时被阎匪胁迫参与行刑铡杀刘胡兰的两个人，此二人提供了刘胡兰最后就义时刻的详情：刘胡兰是这样对敌人说的：“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接着，气急败坏的阎匪当着她的面将逮捕的6个农民铡死，企图以此威慑刘胡兰。但刘胡兰面不改色，她不住口地痛斥万恶的敌人,最后从容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厉声说道：“死有什么可怕？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
了解到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的详情后，张仲实又让白凌云等人前往云周西村慰问了刘胡兰的双亲。同时，慰问团表示积极支持吕梁地区党委将刘胡兰作为人民英雄来纪念的决定。他们向吕梁地区建议，应将刘胡兰作为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的榜样。解学恭对张仲实说，吕梁地区决定在刘胡兰烈士墓前立一个石碑，希望张仲实为烈士墓撰写碑文。但张仲实谦虚地认为自己写不合适，表示“等我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请中央负责同志写”。慰问团为了向刘胡兰烈士表示敬意，全团携带慰问品———晋绥钞票1000万元，白洋布两匹及其他各种用品若干，前往云周西村慰问烈士的家属。驻在文水城东南约5公里处麻家寨的独立第五旅旅长贺炳炎同志考虑到云周西村刚解放，不安全，劝阻慰问团前往，特派一排人将慰劳品送去，代慰问团表示慰问。另送挽联一副，表示沉痛哀悼。在延安各界慰问团完成任务解散后，张仲实即于1947年3月中旬回到陕甘宁边区子长县（瓦窑堡）东吴家寨子（1946年11月间，延安形势紧急时，党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中央直属机关曾经疏散到这里及附近一带）。过了几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从延安来到这里。张仲实向任弼时汇报了延安各界慰问团的活动经过和刘胡兰的英勇就义情形，以及吕梁区党委要求党中央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的意见。张仲实说：“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任弼时答应将其意见转报毛主席。
毛主席于1947年3月26日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后因战争关系，题词稿不慎遗失。同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于8月1日作出了追认刘胡兰烈士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吕梁地委为了加强党的阶级教育，通知各级党组织，将有关刘胡兰同志的英雄事迹印成专册，作为党组织的学习材料，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刘胡兰的革命精神，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
1956年12月，共青团山西省委（省委书记仝云）做出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的决定，并编写了宣传提纲。同时还做出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重新题词的决定。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仝云安排宣传部长武艺耀把让毛主席题词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团省委宣传科长杨小池。12月底，杨小池带着共青团山西省委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重新题词的报告，来到北京，交给了团中央办公厅转交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此报告呈交给毛主席。毛主席于1957年1月9日第二次为刘胡兰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词于1月12日早晨送到云周西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