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空旷了，安静了，打搬进这屋开始还从未有过。女儿已经开学，正在努力融入这个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班级，媳妇照例周末才能回来。我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工作上，确切地说是放在生存上。不过有一个原则我是不轻易放弃的，那就是绝不在外吃晚饭，因为女儿放学回家等着我弄吃的呢。说到现在的孩子着实比我们那个年代苦得多，过早地就要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深圳的中考对孩子来说是个艰难的关口，因为5万多名毕业生要去竞争那2.5万个高中学位，考不上就彻底歇菜，可不比高考还可以再三来过。因此进入初三由不得你乐意与否，就是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女儿大多数情况下都要超过12点才能完成作业，由于离学校较远，早上必须6点准时起床，这对我来说是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无论是闹钟还是手机闹铃，在凌晨6点那个时段是很难把我叫醒的。要不怎么说知子莫如母呢，妈妈还在火车上就担负起打电话叫醒的工作了，约定每天6点整打来电话，不接，振铃5次；我如果听到了就回拨过去，振铃3次，她也不接；假若妈妈没有听到我的回拨，隔5分钟后继续把电话打进来，直至完成叫醒任务。
    对于爸爸妈妈选择去江西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那个叫浒坑的小镇实在是太偏远了，虽说属于城镇但出行极不便利，当初外公把房子建在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上，即使到如今汽车也是不可能驶近家门口的，像我父亲这种状况的人只能背上去，一旦进去了想要再出门那可就是个大工程了！更麻烦的是厕所和洗浴的地方都不在房间内，最大的困难还在于，短期居住可以，选择在那养老就不理智了，要知道三姨父也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哪来的精力长期照料我那没有自理能力的父亲呢？而妈妈考虑的是那儿离其他姐妹比较近，她打算把父亲托付给三姨父照料，自己终于可以随心到处走动走动了，受了一辈子拖累渴望做点自由的走动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妈妈和我谈过心里话，她是不忍心拖累我，不忍心看见我为了一大家子人的开销发愁，而小儿子那儿房子更小，孩子还在上小学显然也不适合选择。但是，我对妈妈说：如果真的选择养老，你们还是回湖南吧，你们的医保社保也在当地呀，至少你们都是有单位有组织的人，真正有个什么突变你还怕单位敢于见死不救？况且六姨也在身边，你们雇个保姆照料一下。我不能说出口的话是，妈妈，您已经是晚期了，满打满算还有几个月的生命吧，您走后，能把父亲一个人撂在外头吗？妈妈说，先去江西吧，看看再说。
    妈妈固然如愿以偿地四处走动，印象中好像去了趟义乌参加满姨女儿的婚礼，爸爸也被带去了，到底舍不得放下老伴。其间又回了趟湖南并住进当地医院，那时咳嗽已经十分剧烈，干咳，用常规止咳药物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因为那是癌细胞组织压迫咽喉造成的，医生也只能尝试着努力治疗，但我们都清楚这纯粹属于安慰性治疗。咳嗽勉强稍有减缓，妈妈又回到江西、回到父亲身边。这时她终于同意回湖南养老了，表妹婚礼结束后不久，弟弟弟媳开车去了江西，把没有行走能力的父亲接回湖南，妈妈则提前几天乘火车回家，打扫卫生、准备过冬物质、请保姆、开通电话、开通网络……在每个人的心中，自己的家才是最温馨的归属。
    不知道谁出了个主意，说医保局还是社保局每年都有一笔特别基金，用来救济贫困的家庭，说你这种情况完全符合条件，说不定可以批一笔几万块的特别资金呢。妈妈动心了，要求我迅速草拟报告传真过去，我只能摇头苦笑，报告还是写了。妈妈拿着报告开始四处找领导签字，医保局的同志见多识广，换个其他人出现这种情况早就趟进医院不出来了，这只要一进医院就等于国家供养起来，便好心劝妈妈把报告留下，批估计是没有希望的，您还是去住院吧，像您这种情况，只要在本地，申请家庭病床也可以，怎么治疗都行。听这话妈妈高兴了，住进了医院，当然只是白天去打针，打完针就回家。其实从上次住院治疗咳嗽开始，六姨就留了个心眼，根本没给妈妈办出院手续，这次只不过是办了个转院而已，离家里近点。还得说说妈妈请的那个保姆，是个淳朴的农家妇女，干活挺麻利，也不计脏累替我爸接屎擦澡，可就是不会做饭菜，我爸甚至投诉她“虐待”（他主要靠写字表达意思），据说一盘菜吃了一星期，都馊了还餐端出来，看这情形，妈妈的营养是不能指望她了。弟弟来电话说，和六姨商量了一下，还是由我们兄弟分别打电话给三姨夫妇，恳求他们再辛苦一趟来湖南照顾父母，算是陪妈妈走完最后的人生道路吧。三姨在电话里头就哭了，答应了下来。
    这段日子虽然清静，但心里并不好受，自己无能导致父母颠沛流离到处折腾，妈妈的病情已经明显加重了，通电话时几乎不能完整说完一句话，总是被咳嗽打断，我充满了自责，最害怕的就是电话响起那端传来什么不测消息。然空旷的房间偶尔也有热闹的时候，一般是周末，因为媳妇回家了？呵呵，不完全是，她回来我反而被限制自由——喝酒的自由，是她的同事，那个胖子偶尔带着小朋友（她未婚妻）会来找我聚餐，年龄应该比我小一圈还不止，但很对我的胃口，喝酒与我半斤对八两，是个实在的主。多次交锋下来，胜负各半，迄今也没分出个高低来。由于互残的后果比较惨烈，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定下一条规矩，叫“三八四七五六”，说的是30多度的酒每人每次不允许超过八两，40多度的七两，50多度的控制在六两，之所以叫他胖子是因为相对于他的小女朋友来说，他显得吨位突出了一些，还因为有次量体重我们都有突破90公斤的趋势，只不过我稍微轻了那么一丁点而已，呵呵。那期间有次我们喝高兴了，自然就把那个“三八四七五六”狗屁规矩给抛脑后去了，我们谈亮剑、谈李云龙、谈军人、谈特种作战、谈打日本鬼子、谈武力收拾台独……事后我女儿说我谈着谈着就哭了，是抱着那个死胖子嚎啕大哭，又是拍肩膀又是锤桌子的，说什么兄弟我心里很苦啊、憋屈啊……必须声明酒后的行为我完全遗忘了，但我女儿应该不会冤枉我，事后我想，或许，父母的状况让我压力太大，我可能需要宣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