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篇
人究竟有没有灵魂？我认为，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为什么呢？我认为，所谓的灵魂，是人的精神存在。当一个人故去却能够被人记得并能够经常回忆时，他或她便是有灵魂的，就是常说的那句话，他（她）死了，但还活着。否则不然。父亲冥诞101岁了，他是1919年农历2月初2的生日。但父亲病故时却只有61岁。40年间，虽然很少梦见父亲，但父亲的身影时常在心中闪现，特别是在我回忆最初的记忆时，竟然是每一个深刻的记忆都有父亲的身影，每一个记忆都是我与父亲的故事。
那是一个朦胧的画面，但却令我时时想起的画面，是令我幸福和骄傲的场景，是伴随我一生的最初记忆。在一个屋子里，父亲抱着我，一个只有两岁多的小女孩。屋子的墙面贴满报纸，父亲向客人们展示女儿的“才能”-念报纸上的字：人民日报。之后，父亲又指着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后来才知道），我就说：大爹勒脖儿。之后，父亲高兴地大笑，其他人都对我加以赞美。
那时的场景，甚至是屋里的气味，融合成一种莫名的心气，在我一生的成长中左右相随。我时时向人们讲述这段美好的时光，尽管回忆的内容短暂而又贫乏。那里，农村的屋子多数是没有棚的，我家的墙壁用的是报纸糊的，这也是村里少数人家的特权了。但是，我是不敢抬头看棚顶的，那是黑洞洞的、有着很多灰尘的恐怖所在。
在我的童年岁月，父亲是疼爱我的，这是父亲留给我心灵深处的深深印记。记得有一个晚上，父亲用他的衣服把我包在他的怀里，抱着我躲在院子大门的后面，我不停地哭着，父亲千方百计地哄着我：别怕，别怕，爹抱着你，不要怕。长大一些后才听姐姐们说，我最怕放电影，村里要是来放电影，我就会哭闹不止，吓得发狂，父亲就会抱着我藏起来。
小时候我最喜欢过年了，有好吃的，还能做一件新衣服穿。年三十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也是父母亲大人们最忙的时候，父母亲总是要炒六个菜，有肘子肉、皮冻、海带炖冻豆腐、炒酸菜，还有什么记不清了，但有一个菜是每年都要有的，即是炒鸡蛋，冬天里鸡蛋已经很难得了，母亲总是用尽方法保存几只鸡蛋，在大年三十晚餐上给我炒鸡蛋，我只能吃这一个菜，因为我生来不食肉，凡是走兽我皆不食。最早关于过年的记忆是，在我大概3岁时，父母在厨房里忙着，我在屋里兴奋地在南炕和北炕中间只有两三米距离的中间来回跑着，一边跑一边高兴地顺路：炸油丸了！炸油丸了！炸油丸了！结果，咣的一声，我大哭起来，父母跑进屋来，看见我倒在地上，额头上撞起了一个大大的包。至于油丸吃了没，好不好吃，竟然不记得了。
过年的仪式是很隆重的，其中的一项是供奉祖先。在我的家里，每当过年都要把老祖宗的画挂出来，在画像的下面要摆上香案，案上放一些祭品，其中有饺子，有烧香。大人们也会搞一些娱乐活动。那是我四岁时，过年了，屋里的油灯摇曳着昏暗的光线，我和母亲及很多人在南炕上玩儿，忽然，我发现，炕变成了红色的，一会儿又变成了蓝色的，色彩耀眼，更加刺眼。更离奇的是，老憨子，我那个生来瘫痪且又哑巴又瞎子的妹妹长出了胡须！妈妈接着也长出了胡须，惊得我大叫起来：红炕绿炕，老憨子长胡子啦！妈妈长胡子啦！我哭着，喊着，父亲和一些人在打牌，他们都惊慌地跑来，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哄着，屋里的人都围在我的周围，我看见老憨子的胡须越长越长，更别害怕了。父亲命人把祭台上的吃的拿给我，我尖叫起来，原来，那祭台上的饺子忽然变成了耗子！惊呼一声，我晕过去了。
农村的过年延续时间很长，一个正月都是在过年，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尤其重要。正月十五元宵节，似乎我们北方的农村并不流行吃元宵，在我的记忆里，元宵节孩子们要挑着大人们给制作的灯笼到村子里玩，到处走动，说是叫做走百家，不生病。那一年，大约我是四、五岁的光景，父亲带着我到村子里，挑着他给我扎的小灯笼，我很害怕，有那么多人，大家都聚在一起，互相夸着对方的灯笼，还扭起了秧歌。父亲教我，和我对着扭，我开心地竟然忘记了害怕，回家兴奋地对妈妈说：我爹和我逗丑了呀！惹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父亲是很严厉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笑。父亲在家里的地位是最高的，母亲对父亲很关心，家里有好吃的，总是留给父亲先吃，然后是母亲，然后才是孩子们。在院子里有一个小木桌子，父亲吃饭的桌子，有两碟菜放在桌子上。我正在院子里玩着，看见桌子上的菜，就抓了一把要放在嘴里，母亲看见了把我大骂了一顿，父亲过来坐下，用筷子荚了菜放在我大哭的嘴里，然后说：你的手太脏了，全是土，不能用手抓东西吃。
我小的时候有一种病，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每天晚上要披着被子坐着咳嗽。严重时一个晚上都不能睡觉。家里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吃什么药。一连很多年都是这样。但是，有一年冬天我咳嗽得厉害了，有一天晚上竟然咳嗽晕了过去了。记得父亲着急得不行，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去县里看病。一路上，父亲不时地用手伸到后面来摸一摸我在没有在车上，生怕我掉下去了。我家距离县城有30公里的路程，寒风凛冽，我们穿的又少，父亲和我都没有外套，冻得不行。遇到颠簸的路段，父亲就下来推着车走，一路走，一路还要安慰我。终于在天亮之前赶到了县城医院。父亲的老朋友在医院当院长，很周到地安排了医生给我病，记得好像拍了片子，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只是说要打针。我一听要打针，哇地一声哭起来，父亲赶忙来安慰我说：孩子你别怕，打针一点都不疼，来，爹给你打。说着就用指头在我的臀部扎了一下，问道：疼不疼？我感到一点都不疼，就高兴地说：不疼。这时，那个护士走过来，动作麻利地给我扎了一针，我还是大哭起来，但很快就扎完了，父亲把我抱起来，哄着我说：别哭啦，打完针就好了，以后疼就没有了。之后的事就不记得了，我们怎么回家的，但从此以后，我的咳嗽病真的就好了，再也没有犯病过。我常常感到神奇，那么严重的咳嗽病，只一针就彻底治好了。父亲，还有县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我的心里永远感恩。
我家住在一个村庄里，村子的地理位置其实是很优越的，前面是一条省道公路，向左距离县城有30里，向右距离另一个县城也有30里，不是公里。向右1公里是西河套。河套的水系很多，最大的是一条河，是松花江的一个支流。在河的附近有众多的小湖泊，村里人都叫它们为泡子。就是这些泡子里有丰富的鱼类，还有蛤喇等等。父亲因为身体生病了，提前退休了，即是病退。在家养病期间，父亲常常带着我去西河套打渔。父亲有一张大网，是一张用来打鱼的网。父亲背着网，我挎着一个框，我们徒步去西河套打鱼。父亲很少说话，他先是考察几个泡子，最后决定先把网撒到哪个泡子里。父亲的判断总是对的，因为，他一网撒下去，拉上来的是在网里欢蹦乱跳的鱼，大大小小。这个画面就像是刻在我的脑海里一样，那些正在跳跃的鱼和那张大大的神奇的网。父亲和我把鱼从网里掏出来，放在我的框里，再用东西盖上。我和父亲满载而归，一路上兴高采烈。每天打回这些鱼，对于母亲来说也成了负担。母亲经常把鱼制成鱼干，用大锅把处理好的鱼烘干，给我们当零食。我们家的姐妹们是从小吃鱼长大的。但也有时吃不过来，母亲就把父亲打回来的鱼送给村里的邻居们。有一次，父亲起了高调，说是不打鱼了，要去钓鱼。父亲拿着钓鱼杆领着我就去了西河套，结果，只钓了三条小鱼回来。我埋怨父亲不应该钓鱼，而是应该打渔。父亲也不争辩，估计是要过把瘾。母亲看了一下这三条小鱼，气急败坏地把鱼扔到了灶坑里烧了。这可以说是当年的烧烤吧？可是，最后是谁有口福吃了这个烧烤的鱼呢？ 
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决心要参加高考，可是，我们的学校是五七中学，上学期间基本没有学习文化课，班级不是农机班，就是农业班，我在文艺班，日常的学习任务是排练节目，然后是到各个大队演出。班主任韦老师总是给我出难题，他不让我跳舞蹈，而是让我演小品《园丁之歌》，我不喜欢，但也没有办法不演。我最喜欢大合唱《长征组歌》，我们的演出很受村民们欢迎。可是，高考的内容，几乎没有学习过，高中毕业后我在村里干了一年的农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准备参加高考，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复习资料。1978年的高考，我差了17分没有考上。怎么办？我向父亲提出要到县里一中去学习，父亲直接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说：你呢，农村的孩子，到了城里，人家都不认识你，老师也不会好好教你的。你去富原中学吧，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当校长。于是，我就被送到了这个农村公社的中学去复习高考。说是复习，其实是一切从零开始，只有语文学的比较好，从小读书多，写诗，写讲用稿，写批判稿，当时学校的这些任务都是由我来完成的。所以，我以高分通过了学校给我进行的入学测试，被编到唯一的一个文科班，有70多人的大班级。成员很复杂，有应届毕业生，有复习生，我应该是属于复习生，但学校给我重新建立了档案，我就成了应届生了。10个月的艰苦学习历程，最终我考上了大学，期间的过程，回忆起来竟是炼狱一般。
学校的住宿条件很差，有一个大房间，两边是通铺，每人20公分，一个挨着一个，大约有30人左右。中间地上是一个炉子，冬天用来取暖的。炉子到了半夜火就熄灭了，早上起床时，经常头发冻在枕头上，洗脸盆更是结了厚厚的冰，那时我非常羡慕老师，她有一堆点滴瓶子，里面能装上热水。学校的食堂只提供饭，不提供任何菜。每周的周日回家自己带两瓶咸菜和酱，就着学校做的玉米碴子，高粱米饭，小米饭吃。父亲常常问我的学习情况，我有一定的压力，我害怕自己让父亲失望。数学老师，一个高个子的男老师，似乎只给我一个人讲课，只要我听懂了，他就往下讲，我不懂，他就一直讲这个问题。语文老师是我老叔的老师，他说我很聪明，但是没有老叔聪明，可惜老叔了。我心里想，我不要老叔那么聪明才好，大学毕业就疯了。语文老师也只是给我一个人讲课，他扒在讲台上，脖子伸向台下，眼睛盯着我，唱诗一样的调子让我困得不行，回头看看同学们，大家都趴在桌子上睡觉，而我只能强打精神听课。政治课是我喜欢的课，可以和老师讨论问题，历史和地理课，我觉得听老师讲不如自己看书。中午我从来没有休息过，利用一切时间进行背题，背资料，那时资料很少。有一次，公社放电影，印度电影《大蓬车》，全校师生都去看电影，只有我一个人在班级里学习。当时我就想，考上大学后每周都能看电影的。
1979年，父亲陪着我去县里参加高考，看到满校园的考生，我心里十分害怕，情绪一落千丈。心想：他们都学习非常好吧？我是农村的学生，怎么能考过他们呢？当时心里还后悔听了父亲的话。进了考场，当试卷拿在手上的时候，却是一张白纸，上面竟然没有字！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只好趴在桌子上平静自己。十分钟过去了，再看试卷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白白的试卷上，字，竟是一个一个地出现，一行行地出现了！这是语文试卷。出了考场，我对父亲说了情况，他没有说话，脸上没有表情。最后一场考试是英语，我只学了一个月，考试只是胡乱填写。窗外下着大雨，雷声阵阵，不知父亲在哪里躲雨。之后是漫长的等待，我照旧与父亲去西河套，那时，父亲是大队里林场的厂长。父亲是个干事业的人，他带领林场职工栽了许多树，还开了养鱼池，鱼池里有很多大鱼，有的达半米长。那一天，我对父亲说：爹，大姐捎来信儿，说我考上大学了，让我去县里。父亲看都没有看我一眼，生气地说：你还能考上！我心里好难过，没有理会父亲，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去了县里。大姐当时在县政府工作，考试时我住在大姐这里的。大姐看见我来了，高兴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你考上啦！还是前10名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姐拉着我跑到大街上，那张大红榜单就贴在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的一面墙上。大姐用手指给我看：看到了吗？前10名，第9名，那是你。当时的心情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应该是高兴吧。大姐又拉着我去了教育局，那里有很多人在查分数。大姐对工作人员说：给我们查一下分数。工作人员地说：哪个学校的？富原中学的，大姐回答。工作人员冷冷地说：农村的啊，查不到。大姐神秘地笑着对他说：你帮我们查一下吧，我妹妹考了全县第9名呢。工作人员突然兴惊讶地说：农村的学生，考这么好啊，我给你们查。
父亲高兴极了，他让我报省里的师范学院，说：就去这个学校了，别的不去。我的志愿是当一名法官，所以第一志愿报的北京政法。结果，我被录取到了父亲选中的学校。我十分难过，我不想去，我想重读。想法告诉父亲后，他说：这几个公社的学生，就你考上了本科大学，大家都在羡慕咱们家，说你是神童呢，你还想不去，还想重读，这怎么可能呢！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那么开心的脸，那么开心的笑容，也就不再想重读的事了。父亲还请我的语文老师来家做客，他们喝了许多酒，还回忆了我的老叔。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回家，我托人买了两瓶西凤酒送给父亲，还有龙井茶，枪花蛋。父亲说：这孩子，上当了，这茶就是白菜叶子，这什么蛋？都臭了。父亲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没有等到我能挣钱给他买喜欢的东西，就在我大二的时候，竟离我而去了。父亲没有享受到我们姐妹长大后的孝敬，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心中难解的遗憾。每当有进步时，常常在心里感慨：要是爹在多好！
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早期记忆更有其特殊的意义。首先，它们以最本源的状态和最简单的表达展现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从这些早期记忆中，我们能够得出许多判断。“又说，“童年的记忆必定与一个人的主要兴趣密切相关。”“从早期的记忆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小时候是被宠爱的还是被漠视的，或者判断出性格的雏形。”
父亲是宠爱我的，尽管他也打过我。父亲在我心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所追求的一直是想让父母高兴，想让父母认可。也许，父母对子女的认可胜过社会的认可。也许，就在父亲抱着我炫耀我读报纸的时候，已经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并成了一生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