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孙诚老先生，是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六年。确切地说，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当年七月，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省公安厅工作，政治部主管干部工作的领导刘廷治宣布我到劳改局政治处工作，是厅政治部的编制。一个三门干部，刚到机关什么都感到生疏、好奇。我特别留意厅里的环境、厅里的人。环境，大伙都把办公楼叫缸砖楼，很气派，是伪满警察厅；人，最注意的当然是领导。当时的领导都是老革命，很有气质。上班后的某一天，几位领导从楼里走出来，边走边说话，其中一位长的白白胖胖、很漂亮，引起我的注意。同寝室的老韩告诉我，那位领导姓孙，叫孙诚，是主管全省治安工作的领导，是刑侦专家。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到孙老先生。
　　真正到孙老身边工作，是六十年代初，孙老任主管全省劳改农业的劳改局长。由于我在机关文字方面很擅长，所以常陪局长去各地检查工作。起初给我的印象是老领导平易近人，有水平，工作抓的实。他刚到任便召开全省劳改农场工作会议，当时全省有22个劳改农场，场领导绝大多数是老干部，如崔逢太、薄冠军还是老红军，大家对孙老都十分尊重，工作起来干劲十足。会上对我省劳改农业如何尽快改变面貌，提出具体要求。
　　一九六三年，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志来我省视察，提出开发东北四大灌区之一的前郭灌区，省委决定成立省农垦局，任命省农业厅副厅长杨东明同志任垦局党委副书记，由副省长张士英同志兼任垦局局长，孙诚任副局长。垦局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选调干部，特别是中层干部。如省农业厅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孙盛春，农业厅人事处负责人刘永生，以及几位国营农场场长，如居怀珠、陈锦廷、梁荣亮等。从省直劳改农场场长中选调刘玉生、郭芳森、李兰波等。当月，我的老领导秦惠林找我征求意见，问我是否同意跟随孙局长去垦局工作，他也去，主管办公室，我做秘书工作。我当即表示同意，同去的还有张宗荣。垦局的成立，使灌区的事业发展很快，上级决定又从前郭灌区所在的县里调来一批骨干，如曾任前郭县委书记的陈国忠、县水利局局长金宽俊，以及几位水利专家和一大批技术骨干。垦局成立的最初两年，由于省里重视，领导得力，加之风调雨顺，灌区的面貌日新月异。当年还成立了前郭农垦大学，与长白山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一起，成为我省接收知青、培养农业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秦惠林同志由垦局办公室主任转任农垦大学副校长。这些垦大学生，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农村工作的各级领导骨干，有的还在灌区扎根，当了农场场长。对灌区的变化，同为局长秘书的侯国良以孙局长为原型，写了一篇文章，吉林日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一长篇通讯。“文革”期间，有人揭发国良为领导歌功颂德，由于无人响应，不了了之。
　　WG开始后，领导干部靠边站，造反派掌权，绝大多数领导挨批斗。由于孙诚局长经常深入基层，工作扎实，平易近人，所以威信很高，这无形从下到上为他提供了一层保护伞。倒是一些中层干部和农场场长，没完没了的挨批斗，受到残酷迫害。尽管当时孙老本人十分困难，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如日伪时期的地下工作者彭志远、李文成，造反派揪住其历史问题反复批斗，逼其交待叛徒问题。作为二人的老领导，孙老明确表示，关于他们的历史问题，组织上早已做过结论，不要推诿扯皮、无中生有，使彭、李两人得以过关。多年后，一些老同志回忆起往事，对孙老议论得最多的就是：他不仅是位好领导，更是一个好人。
　　文革中后期，全民搞战备。我省搞三线建设，总指挥由部队领导担任，省里决定由崔林同志、孙诚同志任副总指挥。主要调集部队、民工修建烟桦铁路。当时由于我与当地领导关系闹僵，被下放到王府公社。其间，省公安厅政治部负责人孙超同志曾与县里商调我归队被拒绝。孙老得知我的情况后，责成省建委孙德山同志找到省里有关领导，并征得当地领导同意，将我与张云清一起调到省凿岩公司搞三线建设，我任大庆办主任，张云清任组织工作负责人。到省凿岩公司上任前，县里有关领导特意看我，表示热烈欢送。
　　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各项工作逐步趋于正常，我省成立省测绘局，孙成任首任局长，副局长为石朝忠、孔益。公、检、法也恢复正常，姚昕任省高级法院院长，由姚昕同志推荐，经省领导同意，调孙老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主管刑事审判工作，很快又调秦惠林同志任省法院办公室负责人，一九七九年十月，又将我与张云清同时调入省法院，我任党组秘书兼秘书科长，张云清调干部处，主管人事工作。
　　一九八二年，我省恢复省司法厅，我和张云清同时调入省厅工作。经王洪模同志和孙老的大力推荐，我任法制宣传处长兼任省法制报主编，后任省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云清先后任副处级检查员、正处级调研员、省人民调解员协会秘书长。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孙老已九十一岁高龄。当年在孙老手下工作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后生，如今早已过古稀之年。而孙老虽然年过九旬，却依然十分健康。最近，我们几位老同志总结出，孙老所以十分健康，主要原因有三条：
　　一是听党的话，勤勤恳恳，敬业奉献，处事低调。解放后，孙老在多个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他从不向组织伸手，干就干好，特别是善于处理领导之间关系，荣誉总是让给别人，困难总是留给自己。
　　二是心地善良，豁达乐观。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他心眼好。对家人，他有一个慈爱的心，“文革”期间他靠边站，当时处境很困难，可他惦记的是明葵、明昶，派我把明昶接到灌区；一次当造反派向他谈及辽宁的亲属时，他潸然泪下。对下属，他严要求，注意培养，既是“伯乐”又甘当人梯，经他提拔起来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有一百多位。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他从不一棒子打死，而是给指方向，给机会。对下属的生活更是关心。比如，我任孙老秘书时尚未成家，政治部的杜文启同志把双丰农场中心校校长张云清介绍给我，想不到张当场拒绝。孙老得知情况后，委托机关党总支书记孙梦茹同志找张做工作。成家时孙老拿出存折叫明华陪我到商店买结婚用品，令我终身感动。
　　三是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从年轻时的驾驶汽车、游泳，到象棋、桥牌、围棋、麻将都是高手。离休后生活安排得很精彩，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对电脑世界也很有研究，玩电脑的水平不比年轻人差。
如今的孙老，仍然思维敏捷，特别是与老同志一起回忆往事时，津津乐道，谈笑风生如年轻时一样的开朗和健谈。在年轻人面前，他是慈祥的长者，更是知心朋友。我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孙老一定会更健康、更幸福、更长寿。

                      张雨山写于长春
                                 2013-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