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杨凱比我大三岁，我俩都出生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当时家里刚刚度过最困难时期，父母亲用走街串巷卖菜赚到的钱租了一间门市房，开了个杂货铺，经营些日常生活用品副食等。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俩到了上学的年龄时都能正常去学习。依兰县位于东北最北边，冬天气温经常在零下三十度。有一次，大姐带我去学校赶上大风雪。我被大风刮倒摔出很远，书本文具散落一地，大姐帮着把书包收拾好把我扶起来。她想背我走，但刚背在身上我俩都摔倒了，她连拉带拽把我弄到学校，帮我安排好了才去上课。那时候都用石板和滑石筆写字做题，写完了用布擦掉再写，每天上学前大姐都我帮擦干凈裝进书包，这就是一个姐姐对妹妹的爱心。 
    在依兰县我们家离松花江很近，家里有条小船放在江边。大姐常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去那里划船抓魚摸虾。一次，我不小心把船弄翻险些闯出大禍，大姐没有骂我，说以后可得注意，这多危险啊！我记住了。以后再也没发生那种事儿。
    大姐的性格很温柔，她不会大声说话，遇见什么事儿也不大喊大叫，可她的胆子很大。
    小时候我们都愿意过年。每到年三十，大人孩子都很忙。大姐要帮母亲做很多事儿，如洗衣服、补袜子，让每个孩子都穿上干净漂亮的衣祙，大姐总是最后一个换衣祙。一切弄好了我们就跟着大人去接“财神”。大家都去外面抱柴火，放进屋里，等过了年再搬出去，父亲说抱柴火就是把财神爷请到家里来了。
      后来，由于战乱的原因，我们家搬到了吉林市，为了不影响大姐上学，她跟奶奶去了二叔家。当时二叔在吉林省扶余县当警察署长（做地下工作）。1945年光复，二叔身份公开了，他到吉林省政府工作（当时在延吉市），不久大姐回到了永吉县天岗自己的家。
     吉林解放第三天，1948年3月12日吉林省政府拉粮的车从延吉过来路过天岗时，我和大姐坐上这个拉粮的马车去了吉林市。马车途经牤牛河时翻车了，好在人都没事儿。等把车重新裝好天色已晚，到吉林市已经晚上七点多了。因吉林市刚刚解放，这时全城戒严，就住在省政府大院里的一个职员家。第二天我和大姐去找省公安厅，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住处，路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看到炸弹往下落，吓得我忙往楼里钻，大姐就往外拽我。她说楼若倒了就出不来了。过了好半天飞机远离城市后我俩继续走，最后找到了住处，是在天津街粮库后面一个大院子里的日式洋房，很多间屋子宽敞明亮，那实际是公安厅的一个秘密工作站。父亲这时已是他们的地工了。两天后，我回天岗帮母亲搬家，一切安排就绪后，我开始去大马路路小学上学了。这时，大姐有几个去处供选择：一是念高中继续上学；二是去专科学校学点技术；三是市公安局招收干部办学习班，最后听从了二叔意见去了学习班。学习班时间很短，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留在了吉林市市公安局。这年她十六岁。大姐一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仅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而且思想稳重，对人宽厚大度，所以很有人缘，和同志特别是那些同龄的女同志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见到当时和大姐一起工作的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已七八十岁了，可是一说起杨凱，都赞不绝口，他们说她可是大个好人，就是走得太早了，十分惋惜，大家都很想念她。
      两年后大姐和大姐夫孙诚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大姐特别看重这个新组成的小家。大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人长的漂亮，白皙的脸庞，高挑的身材，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可她没有一丝娇气。她对丈夫没有任何特殊要求，她敬重他，对他实心实意无微不至。开始工作时是供给制，在食堂姐夫吃小灶，大姐吃大灶。我问大姐你们为什么不把飯打回家在一起吃，大姐笑笑说这样不挺好吗？那时候我还小，真是不理解，埋怨大姐夫不关心大姐，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大姐对姐夫的无私的挚爱，只要他好自己怎么都行。姐夫的衣服脏了不仅洗好还要熨平，把姐夫的生活用品都弄得明明白白，干净利索，连手娟儿都洗干净叠好。我问她，你活得累不累啊？大姐说你不懂，这就是过日子。看出来姐夫在她心中的位置多么重要！
     后来她生了孩子，生明华时她才十九岁，正是青春好年华可她不仅要做个好妻子，还要尽量做个好母亲，。她真的是很累，生活也很艰苦。几年后又生了明宇和明春，她把这三个孩子看的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让他们吃好睡好，健康成长。做到这一切谈何容易。她小小年纪，既要努力干好工作又要管好这个家，照顾好丈夫和儿女，她要有怎样付出，可想而知。可她从不叫苦，默默地奉献一切。不仅这些，那时候她还有一个非常困难的娘家，她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接济娘家的生活。
有一年冬天她和姐夫拎着一面袋不同型号棉鞋，来到我家，在炕上摆了一溜，从小到大，给弟弟妹妹每人一双。当时我们都特别开心。现在想起来，大姐当时有多难，花多少錢。还有那次，母亲得了重病花了很多钱，当时她正在生明春做月子没告诉她。滿月后她抱着明春来吉林看母亲，还帮我把为母亲看病时借的钱给还上了。一次小弟弟立生和小妹妹秋茹得了肺炎，因家住郊区交通不便，为了给他俩治病方便住在大姐家，这么多人吃住加上治病用钱是一笔很大开销，大姐什么也没说，接受了这一切。这就是一个家中老大的宽厚胸怀。我从大姐身上学到了很多。如果说我还算孝顺父母，关爱弟妹，那都是受大姐的感召，大姐是我的榜样
     要谈大姐对我的关心那是无微不至的。我上中学时得了肺结核，大姐帮我找大夫，安慰我。我处对象也是第一个征求她的意见。那天，姐夫出差，我住大姐那里，长谈到深夜。她了解情况，分析问题，帮我拿主意。每当我遇到难解问题时都要先去找大姐，她是我心中的是一棵大树，最贴心的靠山。
      后来我调到长春团省委工作。单位和省公安厅很近。大姐家就住在公安厅院内，我去她家很方便，每次下乡回来，准去她那里蹭顿好吃的，大姐总要和我说些贴心的话，提醒我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有一次长春市举办女子自行车环城赛，我想参加可是没有自行车，就去大姐家，大姐从她们机关里借了一台旧自行车，虽然不如赛车但有了车就可以报名了。比赛那天我的成绩还真不错，二百多人我排名第十六，得了一枚奖章。可是比赛结束时，由于车是旧的，车速过快，一路颠簸我摔了好几次。胳膊、膝盖都受伤了，流血不止。比赛结束我直奔大姐家，大姐见状惊呆了，她一边询问一边给我清理伤口塗抹红药水，又用纱布包好，心痛不止。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当年的情景，我就想哭，想我的大姐。
    大姐是孙家的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大姐有位双目失明的婆婆，有位没有丈夫的大嫂，她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那一年这些人一起来到大姐家住下了。又是老人又是孩子，且不说经济负担，就是精神压力也很大，不仅要好好侍候这些人，还要多做很多事儿，处理好关系。大姐什么都没说，尽量安排得周到圆满，一大家子人和睦相处，五个孩子如同亲兄弟一样。大姐对大嫂的孩子和对自己的孩子一个样，吃什么穿什么都同样。一次我对大姐说，这么多人在一起太复杂了，出了矛盾不好处理，不如早点分开。大姐只是很平淡地说，能有什么矛盾，大家都好好相处就行了，我真佩服大姐的海量和宽容，超人的耐性，宁可自己多吃苦也要善待别人。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姐去世时，大家哭的黑天昏地，撕心裂肺。大姐是真的对他们好，他们也真的舍不得她。
      大姐对孩子要求严格，更多的还是关爱，她不能让孩子受一点委屈，孩子们在她心中就是她的全部。她对孩子细心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买水果精挑细选。苹果必须削皮才能吃。一次我和大姐带明华丶明宇逛商店，明宇那时也就两岁多，他看见一个玩具一定要买，大姐说不能惯这个毛病，不买，明宇就坐在地上大闹不走，这时来了一群人围观，大姐气急之下打了明宇一巴掌，抱起明宇往外走，这时明宇己经不哭了，大姐还在掉眼泪。后来我结婚做了母亲才明白，做个母亲打自己孩子的那种复杂心情。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大姐大声斥责孩子，更不用说打他们了。
     大姐苛责自己善待他人，她不讲究穿戴，不考虑吃的。在我的记忆中就没见过她穿过一件比较像样的合体的衣服。供给制过后的好几年，她还是穿着供给制时期发的灰色衣裤，黃色长袖连衣裙，还有白色的长、短袖衬衫。因为发放的都是统一做的，有很多是不合体的。可是大姐不嫌弃能将就，我还穿过她穿过的这种衣裳，实在没有穿的了，她才去做件新的，而且还是粗布的。在她的少妇的时光她没有打扮过自己，更没有享受到这段美好的人生。在她患病前不久，下了很大决心去旧物商场买了一件黑色的旧子呢子大衣，这是她一生中穿过的唯一的一件比较像样的衣裳。有一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中国，来到长春，省直机关组织方队去机场欢迎，要求尽量穿的漂亮些，我和大姐在一个方队，我去大姐家看看有没有我可以穿的衣服，我把她那仅有的几件衣服看了一遍，没一件能拿得出手的，最后大姐和她的同事借了两件上衣，我俩穿上去的。由于那天在机场等了一天，真的很累，完事后我和大姐回到家，在她那吃的晚饭。在饭桌上我和大姐说，你和我不一样，我参加工作没几年，经济紧张点，不能买衣服；你都这么大了，又工作了这么多年，应该置办点基本用品了，她说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买衣服着什么急，穿好衣服的日子在后边呢。她不知道这个“后边”已经没有了！ 
     建国初期经济不发展，百姓生活都很困难，但是成年人戴块手表还是件普通的事。当时大姐生活虽说不算富裕但买块表还是有条件的，可她就是不买。我买了一块手表，只花了十几块钱，拿给她看，劝她也买块戴上。她说我也不外出，家里和办公室都有表看，没什么大用处。直到去世大姐也没戴过手表。
       大姐有病我也是经历了全过程。1957年“五.一”前两天，我去省委党校去看她，那时她正在党校学习，我告诉她明天我要回吉林结婚，她很高兴。临走时她送我到校门口，一路上说了许多贴心话，最后她说这几天身体有些不舒服，还发烧。我说那得赶快去医院看看，她说学习太紧没时间，我说那也不能挺着，她说过“五.一”再说吧。就这样，我4月30日回到了吉林，五月一日在吉林电裝学校和张衡结婚。大姐夫是在“五.一”后出差到吉林，刚到单位就打来电话说大姐病重昏倒在医院。姐夫立即坐车赶回长春，第二天姐夫来电话说大姐病的很重，快点回来吧，婚假未完我急速赶回长春，下火车直奔医院，看到大姐高烧4O度，人已经不能行动了。我哭了，怎么会这样？我离开她还不到一周时间。
     开始医院没有确诊，查找高烧原因，很快确诊是赫杰金氏病，实际就是血癌。那时很少听说什么癌之类的病，也不知有什么危险。我和姐夫到处查找資料，了解这是什么样病，还找了许多专家、名医看病，把片子寄到北京。我俩还去天津找一位教授看，每次的结论都一样，是一种治不好的病，无医可治。开始我想大姐看病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可是这是不治之症，发高烧出大汗，一天要反复两三次，人已经折腾完了，身上、口腔开始溃烂，这时就得反复输血，输一次管几天，实际就是靠输血维持生命。长春医大医院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又联系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转院。当时姐夫的哥哥是辽宁省委秘书长、嫂子是省工会主席，他们帮了很大忙。我和姐夫及单位派的工作人员、医院的护士一起乘车去了沈阳直接住进医院。我们在姐夫二哥家住了一个星期后回长春，大姐在沈阳医院住了不到两年，病情没有什么好转，还是靠输血维持生命。
     一九五八年我调回吉林市团市委工作，但还是能经常去看她。每次公出去北京回来下车到沈阳，去之前希望看到大姐病情能有好转，可是一进病房心就颤抖不已，病的人都走样了，而且一次不如一次，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时的心情。每次我也只能在她那里呆几个小时，说说话，帮她收拾收拾，再就是给她买点她想吃的东西。到后来什么都吃不下了，舌头烂的像刺儿似的，嘴也烂，遭罪就不用说了。我真是心疼又无助。大姐很坚强，病到那样一声不吭。
     大姐去世的前几天我给她邮去一封信，告诉她我过几天去北京路过沈阳去看她，信是接到了，是在她的遗物中看到的，可是人没看到，就差几天她没等到。大姐到底是什么时候停止呼吸的谁也不知道。那天的天还没亮护士发现她已停止呼吸了，立即通知家属，姐夫接到通知后立即给我打电话，说他马上去沈阳。我说不会吧，昨天打电话还说没啥事，姐夫说我现在就走你听信儿吧！放下电话我给姐夫的二哥家打电话，是二嫂接的。她说不可能，我昨天去看她还是挺好的，能坐起来，还说要洗澡呢。她听后马上去医院后回电话说确实走了。我让他转告姐夫，说我去不了，回长春再说吧。现在回想起来大姐头一天那种精神状态不就是人们说的“迴光返照”吗？
     大姐在沈阳火化后，大家回到长春，省公安厅召开追悼大会，我和吉林市公安局的一些同志去长春参加追悼会。大姐为人正直忠厚，人缘好，省公安厅大礼堂站满了来追悼的人，哭声一片。有的女同志痛哭失声，场面让人揪心、感动。追悼会后骨灰下葬。下葬时我看最清楚的是在骨灰盒上盖了一大块红纱。
      日后很长时间我总是梦中见到大姐，梦见她还活着。我到处去找。有时找到了，多数时候没找到，感到非常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梦中她变成一个人体骨架，头顶着一块大红布，哈哈大笑向我走来，把我吓醒了，好几天没缓过来劲儿。这一幕幕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大姐走的那年还不满26周岁，人生刚刚开始，什么事儿都没来得及做，就匆匆离去。现在三个孩子都已退休。五十多年来我一直很关心他们，也很爱他们，就想为姐姐尽点义务。三个孩子和我也很亲，我也把他们看作自己孩子一样，时时牵挂着他们。
     亲爱的大姐，你匆匆离去给我们这些亲人留下了无限的怀念和痛苦，五十多年了，我们都没有忘记你。大姐你知道吗？我经常在梦中到处找你，都没有找到，醒来我是多么的心痛。
你的妹妹  杨莹
2013年7月18日于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