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5日下午，父亲因冠心病突发匆匆离开了我们。那时，42岁的我正在靖远县第二中学工作，忙完父亲的丧事，还没来得及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便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一晃23年过去了，如今的我已年逾花甲，退休下来，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孙子，想起故去的双亲，每逢年节心底总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惆怅。这也许就是老年怀旧的缘故吧，它让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着没有因光阴流逝而逐渐模糊的记忆，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回味着人生中那些耐人咀嚼的苦辣酸甜。于是，我不能不拿起笔来将那些分散于不同年代的生活片断串联成一组相对完整的画面，铭刻心间，作为对父亲永久的纪念。
父亲名库万，字实斋，生于1921年，出身耕读之家，经历过动荡的年代和大的社会变革。父亲生前曾告诉我们，由于祖父早逝，家境衰落，他14岁就离开家庭独自到兰州，上学、做工、当兵、供职，走过许多地方，吃了不少苦头。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经历，让他总比别人显得见多识广，处事有方。
老家靖远大庙是一个盛产水果的地方，黄河傍村而过。历史上，大批的香水梨等水果主要靠羊皮筏子从水路运往宁夏川，遇上丰收年景，成堆的水果往往因为销路不畅而烂在树下，让人看了心痛。六十年代初，退职回乡的父亲亲眼目睹了这一情景，决心寻找新的出路，开辟新的市场。他四处奔走，收集信息，联系客户，签定协议，跑铁路、要车皮，说服生产队长和大队主任，组织人员集体收购当地水果，统一价格对外销售。几年下来，大庙的香水梨、冬果梨、大枣等开始从水路运到中卫、青铜峡，再乘火车销往包头、临河、西宁、乌鲁木齐等地，一步步走出了长期以来运销两难的境地。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在为集体经济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尽管你是为集体和群众办事，也同样会被扣上“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的罪名。好在父亲是一个胸怀坦荡、敢作敢当的人，他知道自己做得没错，因此，任凭一次次批斗，他都能面无愧色、应对自如，甚至让批斗者无言以对。事后我们问他怕不怕，他笑笑说：“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更何况我做了好事被批斗，一没愧对大家，二没愧对良心，我怕什么？”
“文革”开始后我失学在家，心情十分郁闷，父亲见我情绪低落就对我说：“离开学校不等于离开了学习，只要你发愤读书，掌握方法，课堂上能得到的课外同样能得到，你想看自己喜欢的书，现在不正是时候吗？”父亲的一番话驱散了我心中的雾霾，让我轻松了许多。此后，我与父亲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耕种收割，平田整地；一起拉架子车，卖水果，换粮食，贴补家用，生活过得简单而充实。那时，一有时间，父母亲就督促我看书学习，如鱼得水的我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内心充满了希望和力量。现在回想，正是由于当年边劳动边学习奠定的基础，我才有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次次考试胜出，进而才有了后来的发展与进步。
十年动乱中，父亲遭遇了一场从未有过的考验。一些人抓住他早已作过结论的一般历史问题上纲上线，口诛笔伐，紧接着又捏造出莫须有的“反党言论”逼他承认。关押、批斗、游街、逼供都没有动摇他的意志让他低头。因为经过世面的父亲始终相信，目前这种黑白颠倒的现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起群众斗群众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让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的天下长期动乱下去。因此，当一些人逼着父亲面向毛主席像低头认罪时，他昂起头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没罪，我响应您的号召参加WG，用文斗不用武斗，我没错；有错的是搞武斗的人，他们偏离了您的指示，应该向您认罪。”一席话让在场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也许是被当众出丑，自知理亏，也许是感到难以对付，不好收场，也许是受到舆论谴责，良心发现，不久，父亲就恢复自由回到了家里。十年里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故事很多，而这一件最能反映他面对暴行从容不迫，坚守内心，据理反驳的智慧与气魄。
改革开放后，父亲一天比一天忙起来。找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有开矿的，有经营煤台的，有推销农产品的，有跑运输的，其中有亲友、同乡、还有从未见过面的生人。喜欢清静的母亲有时唠叨几句，他总会不无自豪地说：“有人找你帮忙是好事，应该高兴才对，说明你比别人强，有办法，人家信得过你；没人上门可就不好了，说明你本事不行，帮不了别人什么。”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父亲总是把答应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办，从不敷衍，这种一诺千金的诚信是他坚守一生为人处世的根本。
然而，就在父亲放开手脚、满心欢喜为生活奔忙的时候，1983年夏天，病魔又悄悄降临到他头上。正在兰州师专上学的我有一次发现父亲尿血，硬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出是膀胱肿瘤，告诫我必须马上手术治疗。在我和三叔（在兰州工作）的反复动员下，父亲不得不放下手头的要紧事住进了兰医二院。手术由泌尿科的宋主任亲自主刀，做得很成功，恢复得也不错。在病房陪护父亲的三天三夜里，他跟我谈论最多的还是家里面的事，我母亲的身体、两个孙子的学习、地里的庄稼、我在师专的考试情况等。他暂不让我告诉母亲做手术的事，怕担心受累，暂不让打电话叫我姐和姐夫来，怕影响他们工作。手术后不到三天，他就开始下床走动，并要我回学校复习考试，到第五天，便迫不及待地催我回老家看看，第七天，当我从大庙赶回医院时，他已经在院子里打太极拳了。这就是父亲，一个心里总装着别人，可以把一切疾病与苦痛都踩在脚下的人。父亲的乐观与坚强让他的身体复元得很快，并且令人担忧的膀胱肿瘤奇迹般地再也没有复发。
父亲经历过不同的社会形态，解放后一直在兰州、银川等地的建筑单位当干部，切身体会让他得出结论：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建设新中国，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需要人人发挥创造力和特长。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父亲为什么会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1962年申请回农村落户，按政策不在规定年份内，按条件县城中卫比老家大庙好，按收入每月50多元的工资总比没有工资强。但在经历了许多事情并对父亲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改变家乡落后面貌本是父亲发自内心的愿望，不管它能不能实现或能实现多少，他都心甘情愿地为此付出心血和汗水。至次，我才彻底明白，父亲是在按自己的想法和方式做事，在尽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应该说，为国家建设献计出力这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
1984年秋季，兰州师专毕业后的我进入靖远二中工作，全家人移居到县城。66岁的父亲逐渐清闲下来，打太极拳、练毛笔字、带着孙子散步、搓麻将······开始了他享受生活的每一天。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这应该是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但对于父亲，一个常年奔波在外而闲不住的人来说却不一定符合他的心意。这一点从最初父亲偶尔流露于眼中的失落与无聊看得出来。我完全理解父亲那时的心情，怪只怪自己没能挤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他、关心他、跟他交流。好在性格豁达的父亲很少在意这些小事，自我调整，渐渐地也就适应了慢节奏的老年生活。
父亲走得突然，没来得及留下最后一句话，总是有点遗憾。但我想，其实他早就以平日的言行为我们留下了使命与责任、厚道与善良、诚实与热心、自信与坚强、节俭与勤奋等一条条遗训，这是积淀于家庭文化中可以引以为荣并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是扎根在我们心里永远生长的信心和力量。
2014年6月13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