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却常在眼前闪现，想起和大舅在一起的日子倍感亲切，回忆的闸门如奔涌的江河瞬间被打开。
   记得第一次到省城大舅家做客，从县城到省城有很远的路，那时候交通并不发达，能坐上汽车就觉得很新奇，第一次出远门，心里很胆怯，等到走进大舅的院子里，见到里面停着两辆车，后来才知道一辆是吉普车，一辆是上海牌轿车，那个年代别说是上海牌轿车，就是一辆吉普车在市里边能见到也是很稀奇，在县里根本看不到。大舅从屋里一步跨出来，拉住我的手，亲热地问个不停。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大舅。大舅身材魁梧，平易近人，他的手宽厚温暖，从握住我的手的那一刻，仿佛就没有松开过，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我去省中医院看病，那时候的公交车票才一毛五，没有座位也没关系，幼小的我就是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大舅带我到中医院排队挂号儿，看医生。一个老医生往我耳朵里不知灌了什么药水咕咕咚咚的，把耳膜里的炎症都消失掉了，以前的医术水平可真是祖传秘方，直到现在中耳炎都没有复发，等看完病回到家，我看到大舅家里边的司机师傅正在擦洗车辆，不仅小声地问大舅为啥咱出去不坐你的车？大舅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和颜悦色地对我说“那是公家的车，咱办私事不能随便坐。”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那个时候刚上小学，对一些大道理也不太明白，不过在大舅家里住的那几天，经常听他讲革命故事，讲他的战斗经历。那些不能占国家的便宜的理论，至今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
   后来大舅从省城调回到了邯郸，我和大舅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大舅说叶落，总是要归根，回到家乡工作就是要服务家乡人民，把根扎在家乡。记得他在邯郸的家，是在学步桥的小巷里，我去过好几次，不过现在都忘记了，后来又搬到地委礼堂后面的楼房居住。从家到单位有一段距离，单位为他配备了专车，但他几乎很少乘车上班，我看见过几次都是脚上穿着老人鞋，身着灰不褂步行上班，他说是不搞特殊，步行可以锻炼身体。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高三快毕业的那一年，班主任段左林在班上说：下午下课后全校师生要组织到县委礼堂听报告，为学生们做报告的是一位市领导，这位市领导是我们非常敬仰的魏县人，他还是魏县大名两个县合并时的第一任县长，他的名字叫李庆堂。当我听到段老师说完最后一句话提到大舅的名字时，我的心震撼了。大舅要给我们全校师生讲课，不仅全校师生还包括全县的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大礼堂里能容纳成千上万人呐，我很骄傲又很自豪但却没有声张，因为大舅的人格魅力一直影响着我，不仅不能占国家的便宜，做人还要低调。大舅用洪亮的嗓音做报告时，深入浅出引经据典，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一遍又一遍的使劲鼓掌，把手都拍红了，对大舅充满了敬佩。
   当我参军又参加工作后，就留在了邯郸这座城市。到大舅的家去的更频繁了，大舅离休在家除了写回忆录写写诗歌儿，就是在家浇浇花儿，陪陪大舅妈打打牌之类的，有时因为工作忙要下乡，停几天不去大舅家，他就会打电话过来询问。去大舅家次数多了，就会了解他更多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比如他打仗的时候如何和敌人周旋，才能想方设法多杀鬼子，怎样打游击才更有效，头部如何中单负伤等等。他头部负伤后，留下一个枣核大小的伤疤，由于医疗条件所限始终没能把弹片取出来，评定伤残等级时被评为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大舅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大舅从工作岗位上离休后一刻也没有闲着，担任几家协会的顾问，倡导全民健身，与老战友老朋友会面座谈，写诗作赋，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即使是在北京生病住院期间，也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上手术台的前一天晚上还和我一起打牌，只是因为手术失误才使得大舅的病情加重。邯郸市委书记到北京看望大舅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老书记的生命。大舅在弥留之际还告诫身边的亲人说不要给国家找麻烦，就这样可亲可敬的大舅离开了我们。
   和大舅在一起的往事历历在目，大舅虽然离开我快二十年了，但我一直铭记着大舅的教诲，按照大舅的要求，对工作对生活充满了无限向往，尽量多做实事儿，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
  大舅的网上纪念馆开通了，我很欣慰，以后可以经常到网上来和大舅聊聊天，缅怀大舅的丰功伟绩，永远深切怀念大舅。
    外甥合英叩拜。
            2020年3月28日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