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含冤去世整整50年了。从我的《出生证》记载的信息中得知,母亲的籍贯是天津,生我的时候已经28岁了,由此推算,1954减去28,她应该出生在1926年;父亲比她大3岁,当时他们的住处是在天津市和平区河北南路宁静里2号。我出生的医院是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地址是:和平区营口道210号;母亲是那所医院X光科的医生。这所医院的前身是家天主教教会医院,地处由法国传教士杜保禄主持修建的天津西开教堂的隔壁。
据说母亲出生不久就被遗弃在那座教堂门口,包裹她的被子上写着她的出生日期和籍贯。她被西开教堂的一位神父收养起来,直到成人。所受的教育自然是以天主教的教义为主,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她被安排到了教会医院(后更名为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笃信天主教的母亲还是当地天主教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母亲不再信教,(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叛教”),组织上还为她做了历史结论,她也才有资格嫁给了从部队转业到天津的我父亲。父亲1946年参加解放军,后被培养成为军医,转业时至少也是一名连级干部,他的婚姻大事是要经过组织严格审查批准的。
文革期间(1968年)春节过后不久,本来就趋于冷冰的家庭气氛更加令人窒息,很少见到母亲和父亲交谈,早上,他们都去上班了,我和两个弟弟也都去了学校,晚上,大家才聚到了一起吃饭,我们都很小心翼翼地度日,生怕无意间惹恼了爸妈而让他们心烦。后来才知道,母亲的那段“历史问题”被医院的造反派们重新提了出来,让她写材料交代问题;父亲在一所不大的医院当院长,也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停职后滞留在单位接受审查,后来发展到一个礼拜才获准回家一次。于是,我这个家中的长子便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如买菜做饭,蒸馒头,烙饼,擀面条,样样都不含糊。晚上等母亲一回来,就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虽然一家五口中时常少了父亲的身影,但我们娘四个在一起吃饭时,家的样子尚在,家还是被我们精心地维护着,坚守着。母亲看我时的眼光中也常常露出信赖和赞赏的神情。她的笑容越来越少,有时候笑也是做给我们看的,那是一种苦笑,无奈的强作笑颜!
不久后的一天,母亲回来比平时晚很多,我端上的饭菜她也没动,说是不饿。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她忽然对我正经八百地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会照顾好两个弟弟和这个家的,相信你一定能行的!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应道:我会的,您放心。心里却一个劲儿打鼓,母亲干嘛要说这些?忐忑不安的我不知啥时候睡着了,家里的卧室分里外间,母亲睡在外间。半夜,我被母亲的鼾声吵醒了,出到外间看看,她睡得很熟很香,可能是她白天很累了才睡的那么沉?很少听到她打呼噜呀?14岁的我没再多想便继续上床睡去。
早上我先醒来,看见母亲依然打着呼噜沉睡着,而声音却越来越小,我怕她上班迟到,就用手推她让她醒来,可是无论如何推她,她都不醒。两个弟弟也过来帮着推她叫她,她依然沉睡不醒。我慌了,急忙跑到楼下叫来了邻居,那位邻居也是医生,他翻开母亲的眼皮看了看说:不好!瞳孔放大了,赶快去医院!说着说着又拿起床头柜上的两个空药瓶,叹了叹气摇着头说道:你妈妈吃了过多的安眠药啊!赶快告诉你爸爸,让他快回来!你妈妈恐怕不行了!
救护车将母亲送进了一家医院,父亲也骑着自行车慌里慌张跑了回来。急救室的医护人员虽然对她进行了洗胃等抢救措施,母亲的呼吸还是越来越弱,面部表情却很安详,直至医生宣布她死亡。我们爷四个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有工作人员将母亲推去了太平间,那年她刚刚42岁。好端端的一个家庭,顷刻间就发生了巨大变故!
一条横幅挂在了家里的凉台上,上写着:“窦温芳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往日彼此和谐相处的邻居们也都尽量地躲避着我们;父亲被他单位的造反派们带回去了,临走时给我留下了他那个月的工资。陡然间我成了家里的“老大”!维持家庭的重任落在我身上,我的“老大”脾气也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两个弟弟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儿。
从我记事儿时起,家就搬到了黄家花园襄阳道居仁里6号,这是一条闹中取静的街道;距离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很近,步行20分钟就到了,距离我所在的天津实验小学更近了,走路10多分钟便可到达。在这儿居住的多数是当时被称为“资本家”的人,还有就是知识分子、专家、教授。人们相遇打招呼时,彼此都以先生、太太相称,父亲被称为“林先生”,母亲被称为“林太太”。“林太太”的服毒自杀事件,在这条街道上引起了一些波动,但谁也不敢多打听,那是个“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年代,能获得大家同情的目光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哥仨的所受的家教很严,文革爆发初期,父亲把我送到一个很懂英语的朋友(梁大夫)家学习初级英语,生怕半大不小的我跟着那些造反派们学坏。母亲身材高大,似乎比父亲还要高一些;五官端正的脸庞透着刚毅、倔强和忧郁,她那绝无浮躁的端庄面容,在当今的街道上是不常见的。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哥仨学习认真、做事认真、待人诚恳礼貌,中规中矩,成了三个都戴上了红领巾的乖孩子。至今已年过花甲老大、老二以及尚未退休的老三,谁也没因行为不轨而犯错误,尽管老三在京城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一所学院的院长)。
母亲走后,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掌管着父亲的工资和家庭生活预算。父亲的审查结束了,说是没啥大问题,被调到另一所不大不小的医院当副院长,每天都能回家了。为了让他少些为我们操心,我们把家收拾的干干净净,饭菜整得热热乎乎,爷四个在一块儿吃饭,虽然话不太多,但总觉得丝丝暖意围绕着我们,这个家最终没有彻底崩溃。一转眼又到了春节,我最担心从父亲嘴里说出的话,他终于说出来了:我想给你们找个继母,一个家庭没有女人也不像个样呀,是不?我没马上表态,想了很久回应道:行是行,就是别和她生孩子就好!
母亲去世后的一年多一点儿,经同事的极力撮合,父亲再婚了,继母(老姑娘曹护士长)带着自己的母亲进入了我们这个家庭。我这个“老大”从儿子变成了孙子,渐渐失去了说一不二的“威严”,尽管继母遇事时在表面上也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可我就是觉着不自在、不舒服!很多时候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忍着,熬着;盼望着自己快点儿长大,早日离开这个感觉不爽的家庭!
1969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城市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后被称为“6•26指示”),各大医院相继组成了6•26医疗队,奔赴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地区或边疆地区,继母所在的天津儿童医院的任务是:携带家属赴广西壮族自治区。这年的年底,我们爷四个、还有那位硬叫我们哥仨称其为“奶奶”的老人,随着继母下放到了广西钦州地区灵山县檀墟公社,父亲在檀墟公社卫生院当起了院长。父亲的级别和收入比灵山县县委书记以及县武装部部长还要高,传达到县一级的文件,往往都送来檀墟公社给父亲看。
我在灵山县中学读高中,檀墟公社距离县城约13公里,周一我骑着单车去学校,周六下午回家,我心里乐的屁颠儿屁颠儿的,终于不用老是看着老太婆和继母的脸了,因为她们长得缺乏友善和慈祥,远不如我的生母那样有气质、有范儿!后来的家庭矛盾也总是那个老太婆引起的,父亲与继母经常“冷战”,一回家父亲就跟我“诉苦”,我想为父亲“拔闯”,又因自己还是个尚未独立能赚钱的孩子而底气不足,只好私底下多安慰一下父亲,久而久之弄得我连每周回家一次都懒得动了,时常找些借口周末留宿学校。
1971年,母亲的单位来函,邀请我父亲回津参加母亲的平反昭雪追悼会,父亲带着我回到了天津。追悼会上,母亲的老同事们都为她一时是想不开而服毒自尽感到惋惜。一位知道事情原委的阿姨悄悄告诉我:你妈妈的死跟医院造反派中一个姓王的头儿头儿(烧锅炉的工人)直接有关,那天,那个姓王的闯进我们科室,冲着你妈妈喊道:老窦,你明天甭在这儿上班了,到我们工人纠察队报到,彻底交代历史问题!你妈妈说自己感冒了,可否晚一些去报到?姓王的恼道:你他妈的不叫你时没病,一叫你时就有病!你纯粹是看不起我们工人阶级啊!好好好!我带你去卫生室打针吃药,三天后咱们再算总账!你妈妈就是带着这句狠话回了家,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你们去了广西后,你家原来的房子被那个姓王的强行霸占了,既成事实后一直住到现在,无人敢管!这个畜生曾经给医院里一些被揪斗的女同志剃了阴阳头,还拉着脖子上挂着牌子的她们游街示众!你妈妈很可能是因为不想蒙受耻辱才含冤自尽的!唉!老窦是个好人,可惜了!
母亲被平反昭雪了,在以后我的参军入伍,复原参加工作以及1988-1992年被外交部借调北京并被派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工作的政审都顺利通过了。没有了“政治包袱”我们爷四个都感到了轻松。
1980年,父亲和继母一同被落实政策调回了天津,组织上在他们身边安排了三弟随同回津;并将三弟放到了中心妇产科医院洗衣房,让他当了一名洗衣工。三弟边工作边发奋学习,最后考上了天津美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考上了北京服装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母校,直到被任命为服装系主任;再后来又被调入北京服装学院任院长助理兼廊坊分院院长,再再后来又被调入北京艺术设计学院当院长,该学院后来并入北京工业大学,他任院长至今。父亲和继母一直跟着他生活在北京。
母亲的骨灰盒一直被三弟保存在自己的家里,几十年来弟妹毫无怨言!前些年父亲去世,他的遗愿是同前妻合葬。三弟在距北京市区(北三环)80公里的中华永久陵买了一个灵位,将二老的骨灰合葬到了一处。继母今年89岁了,精神炯烁。她陪伴了我父亲40多年,帮三弟带大了唯一的儿子,没有她还真不行!如今是越老越慈祥了,她始终没有自己的孩子。我和二弟也定居在了南宁,近50年的广西生活,使我成了真正的“老广”,早已不习惯天津的气候和大城市的喧闹氛围,尤其是在冬季,一回去就生病、就心烦、就住不下去,儿子在天津上大学、成家立业,如今他也有了两个女儿。就让他代替我落叶归根吧。
往事并不如烟。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难忘的事情仍历历在目,要说完它们,恐怕要三天三夜才行!我对生活的感悟是:不忘过去,珍惜当下,学会感恩,常乐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