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哲学学院的前系主任、黄颂杰老师于2020年3月9日因病离世，悲痛之余，黄老师生前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是1996年2月作为首届文科基地班的学生进入当时的复旦大学哲学系（今天的哲学学院）学习的。第一次见到黄老师就觉得这是位可爱可亲的长者，和他交谈一会，能够让整个人的精神都能愉快起来。黄老师第一次给我们开专业讲座，就讨论了西方哲学史中的“实体”概念。老实说，读本科的哲学菜鸟看到“实体”这词很容易望文生义，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是指手摸上去让人感到结结实实的东西，殊不知在理解某些哲学家的“实体”概念的时候，这样想就会把事情搞反了。黄老师则非常理解初学者的心理，抓住了大家在阅读西方文献时所容易犯下的错误，在两节课的时间里以“实体”为纲，讲清楚了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尔、洛克、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一直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史的大线索。很多同学在上课后私下交流说，黄老师上课语言通俗、纲举目张，听了他的课以后再看全增嘏老师的《西方哲学史》，就豁然开朗了。我自己从教后也不曾一次听系里的老师说，黄老师的学术“武功”就是让最烧脑的西方哲学思想，通过最浅近的汉语被表达出来——但任何真正的内行又都看得出，他的解说是建立在长年的苦读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所谓“将厚书读薄”的大本领。
   
        黄老师的专长是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当代法国哲学，而我的专长是英美分析哲学，按理说，我的学术领域与他的交集不大。但就我的学习经历而言，恰恰是黄老师在他自己的学术领域结下的学缘，帮了我自己的研究的大忙。我读博士的时候黄老师通过自己与意大利教会学校的关系，安排我去意大利罗马慈幼大学学习，这就使得我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在欧洲搜集学术资料（特别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学术资料）的机会。老实说，因为意大利不通行英语，刚到意大利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些文化与交流上的困难，一时间都有打退堂鼓的想法。好在黄老师在越洋电话里对我进行谆谆劝导，这才使得我安心下来继续进行语言学习。非常幸运的是，恰恰是因为当时我在黄老师的劝导下，坚持学会了基础意大利语，我才能在留意生活的下半段结交当地学界贤达，并能够读懂意大利语版的维特根斯坦的《大打字稿》（该书的意大利语版包含了原始德语版所没有的大量学术注）。这些预研工作使得我有底气在回国一年后就申请提前博士毕业，递交了我的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思想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该论文也在2006年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应当说，该奖励是对我在意大利一年学习经历的总的回报——但没有黄老师的牵线与鼓励，我本该是没有机会去意大利扩大学术视野、增长学术本领的。
   
        毕业留校后，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向，开始对人工智能哲学发生了热情。当时我将一篇讨论欧洲近代哲学对于现代人工智能的预报意义的论文投给《复旦学报（文科版）》，而黄老师正好当时就任《学报》的主编。黄老师作为主编，亲临编辑第一线，有一次竟然亲自打电话给我，和我确认文章中一个小节的阿拉伯数码编号是不是错了，让我感到又惊讶又羞愧（因为的确是我写错了）。文章发表后，一次我在校门口旁边的邮局办事，巧遇黄老师。黄老师就与我谈起了那篇文章的内容。他明确和我表示，现在从英美分析风格梳理哲学史的文章不多，能够将现代科技与古典哲学的研究相互结合的文章也不多。他鼓励我在既有的研究道路上坚持走下去。黄老师的话让我很鼓舞，因为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彼此隔膜乃是一个困扰全球哲学界的大问题，而黄老师却能高屋建瓴地看到这一隔膜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并热情鼓励年轻一代学者努力创新，打破这一隔膜，这就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者产生了与黄老师这辈学者“隔代亲”的感觉。实际上，这几年我的学术兴趣进一步从人工智能哲学拓展到日本哲学，也是为了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具有“拿来主义”传统的日本哲学的角度）回应如何弥合欧陆与分析之间的分歧的问题。我也想通过自己的这些绵薄努力来实现黄老师的理念，即世界哲学的未来在于不同流派之间的虚心对话，而不是靠以邻为壑、宗派至上。

        我见到黄老师生前最后两面，一次是在我导师俞吾金老师逝世后的周年悼念活动上，一次是在学院里的老教师座谈会上。黄老师当时的精神还非常好。在座谈会上黄老师谈了很多哲学系历史上的很多重要的大事件，只是因为我个人年龄的缘故，对于其中牵涉到的很多人与事都不熟悉，只是觉得哲学系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的确不易，其中当然也有老系主任黄老师的辛勤汗水。但我当时完全没想到，就此别过，竟然会阴阳两隔。庚子大疫，出行不便，我也没有赶上见黄老师最后一面，甚为愧疚。好在薪尽火传的哲学事业，肯定会在黄老师的精神遗产的加持下继续光大。我辈也将在此精神激励下勉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