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写于2007年06月22日武昌珞珈山，全文修订于2019年4月1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作者按语：本文写于作者硕士毕业之际，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抚今追昔，梁西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依然余音绕梁，令人受益匪浅。
　　珞珈七年，我似乎只是活在自己普通的小世界里，除了自己的硕士导师，恐怕很少有武大法学院的老师知道我的名字，我也几乎从未拜访过其他老师（印象中与宋连斌老师也有过一次畅谈）。所幸这个遗憾，在毕业前得以弥补。
　　初识梁先生始于2000年入校，系统学习梁先生的国际组织法则在大三，考研的时候再次重温了他的国际组织法课本以及若干文章。当时就觉得虽然无缘相识，但先生的文风十分清新自然，引人入胜。现在看来，果然是文如其人。
　　我们2005级研究生的法学方法论课程汇集了法学院几乎所有名家，我虽然逃课不少，但马克昌先生和梁西先生的课都认真听过，毕竟都是传说中的大家。记得先生当时兴致勃勃、声若洪钟，三个小时十分紧凑又不失趣味地向我们讲授了如何撰写法学学位论文，引得我对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的学识、精力万分佩服，真是不愧是一代名师风范。2007年毕业之前，我终于有一次在校医院偶遇梁先生，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情不自禁的上前一拜，与先生攀谈起来。为人、为学、为师、为生，先生娓娓道来，令我大为受用。可惜当时先生偶感不适，看病要紧，我便要了先生家的电话号码，决心有机会登门拜访。
　　2007年6月22日，距离我离开珞珈山不足一周的时间了，而走之前最有意义的事情，莫过于与先生一下午的促膝长谈。先生事先就有言再先，绝不准带任何礼物前往，无奈，我只好空手前往珞珈山麓先生的住处。先生的住处不大，但却被先生和爱人刘老师收拾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两个人不当官、不经商，做了一辈子教员，一路携手走来，有点羡刹旁人的味道。半年未见，先生的身体依旧是那么健朗。一坐下来，我们就直入正题。
　　我与先生的谈话主要是围绕几个问题进行的。
　　第一是关于写论文。先生提到了自己的一篇讲稿，并以此为例告诫我要留着自己的文章，不时翻看，如此才能精益求精，改进自己的思想。先生批评了当下学术界出书只是为了评职称，评完就丢在一边的不良风气。他认为自己的书应当不断改进，甚至自己的文章都可以有再论和三论。先生提出，语言功底、专业功底、思维能力是写好文章的三大要素。但是最核心的要素，还是要多读书。读书可以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平，写出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他说，现在的学者喜欢关注具体、技术性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往往变化极快，而理论问题的发展相对要慢一些，能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章，可能对学术的贡献会更大一些。像先生这样“低产”的高校教师，一辈子只有一本著作，时下的中国似乎真是凤毛麟角了。但是，有多少的著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
　　第二是关于博士阶段的学习。先生听闻我即将赴比利时根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提出一专多能，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我一度认为，人精力有限，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专业才是王道。先生却认为，要做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专业领域太狭隘是不行的。如果超出自己的领域就一无所知，那么所谓的“专”也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上的金字塔，很容易坍塌。我问先生，为何会如此呢？先生回答，因为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社会，各种知识交叉在一起，才可能更好的解决具体问题。这一根源上分析令我茅塞顿开。
　　第三是关于教师的职业。先生深情的回忆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他出生于农家，自幼就羡慕乡间私塾先生有文化、会识字、懂道理。自己成年之后，就自然而然选择了教师的职业，直到今天。先生一辈子从未当官。他说，自己十分喜欢做一名教员，直至今日仍然非常满意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告诫我要把教师当成自己的事业而非仅仅是一份谋生的职业。要塑造自己高尚的灵魂和深厚的学养，为人师表。我深深体会到先生为师的自豪，也终于理解了他的那堂法学方法方法论为何会那么精彩。精彩，源于发自内心的热爱。   
　　最后先生嘱我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锻炼、搭配营养，千万不要因学业压力而搞垮身体。他嘱我在国外一定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争取早日拿到学位。听闻我经济困难，他甚至建议我可以去孔子学院兼兼课。先生对一个不知名的学生都如此关心，真正体现了为师的胸怀和气度。
　　与先生的交谈，令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共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含义。唯一的遗憾，就是忘了带相机而没有与先生合影。幸而当时写有这段文字，记录了这番令人终身难忘的谈话。祝福先生永远健康、长寿。
 
刘能冶博士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
武汉大学法学院2000级法学本科、2005级国际经济法硕士生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