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笔之时，我已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脑中各种纷乱的念头。
    今天是二〇二〇年二月九日，我的高中同学程容然猝然离世的第五天。从医学角度而言，“猝然”这个词似乎并不准确，他的病程，总有三、四个月之久吧；可我还是只能用“猝然”这个该死的词来形容他的离开 ……
   大家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个周四的晚上。有同学自上海来汉，武汉这边临时召集几个同学在洪山广场附近聚一聚。程容然从东西湖出发，开车到长青路接老师，再一路堵车开到武昌这边，应该走了二、三个小时。他一直是这样，别人做得更多，却不以为意。
    就是这一次，他和我说起身体的状况，提到手术之后诊断不明确，跑了几家大医院的肿瘤科和血液科都没法最后确诊。
   “我现在挺好的，没什么不舒服，每天还在跑步”。最后他说。
    身为医生，心中很明白一种疾病迟迟不能确诊往往不是好兆头。我只能说，“多注意身体，还是往血液系统方面多查”。
    那天第一次看见他没喝酒，就喝茶，可是离座给大家倒酒的样子，依然是班长风范，诚恳毋庸置疑。
    其实我们的交集仅仅限于高中三年短暂的同学时光，文、理科分科之后，我们还曾同桌一段时间。可是很多具体的事情和细节都已模糊不清，因为此后漫长岁月的纷杂琐事掩盖，更因为年少时的漠然。关于他的名字，他解释来源于《红楼梦》，可是至今《红楼梦》已翻了几十遍，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只能以后再找他求证了。还有一次到学校寝室卫生大检查，
    “有人床单一个学期都不洗！”我一直记得他说这句话时脸上单纯的深恶痛绝的表情。另有一次体检，测完体重之后他唏嘘不已：“十斤啊！那是多大一堆！这么长，这么宽……”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仿佛在评价搁在案板上的一块红白相间的肉，圆脸上笑得很开心。
    再见，已是二、三十年之后。我们都已从少年跨入中年的门槛。他作为周黑鸭集团的生产总监调至武汉，武汉能找到的同学第一次聚在一起，那是二〇一八年的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六。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
    看起来，他和高中时候没有太大变化，不仅仅是外貌，还有对事对人的认真态度，喝酒时的豪迈。
     以后的联系都在微信上，武汉的小群里大家偶尔你一言我一语瞎辩几句。又一次私信我，咨询医学方面的事，却是个沉重的话题，他没有急躁，也没有抱怨，只是很客观的问了些问题。
    最后一次联系，是看到他在群里的消息，协和住院，回到京山接着住院，感染、血小板低……到了二十三号，我毕竟还是忍不住私信他：
    “啰嗦一下，你的情况不排除血液系统问题，自己要当心，别耽搁太久。”那天下午我自己肺炎确诊入院，再无暇他顾。
    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否心中早已明白，只是不愿意打扰大家？或者说，我们愿意让他明明白白地离开，还是希望他浑然地长眠？我们无从了解他在疾病困扰的身心煎熬，也无从了解他对人生人世不舍却不得不舍的身不由己。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是心地清明而平和地走进另一个世界的，正如定格在记忆中的笑脸。只是，只是走得实在太早啊！
    这个冬天，如此艰难。
    谨此，纪念我的高中同学程容然。班长，一路走好。
                         2020.2.9  23:09
                                                   于武汉